作者：易竹溪（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相对于唐以降“古律之争”的单纯文体学二分推断，“古赋”观念的历时性考察更为接近复杂的真实状况，也更具理论的张力和可阐释性。自唐以律赋取士，“古赋”的追尊即已开启，形成尊古卑律的观念，历经宋元明清，反映唐以降的赋体尊尚，出于情、辞、理的评判标准，要归主情，系于《诗》义，并重辞采，把握赋体铺陈的本质特征。宋以降古赋之论虽受理学影响而又与之疏离，排斥赋体讲经，也是对于赋体铺陈本旨的坚持。但“古赋”的观念是历时性的，其所尊尚或因时而变，尤其对于六朝俳赋的接受代有所异。相反的是对于律赋科考的否定立场自始不变，反映赋体衰变的共同认知，尽管清人律赋尊唐，但“以古为律”也同样反映古赋的尊尚。赋学研究必须解释赋体自唐以降趋于衰微的事实，在此可以提供一个宏观的角度。

　　尽管律赋从六朝俳赋演变而来，但其新兴却是得自科举考试的推动，律赋与之捆绑，经历了唐以降的漫长历史。科举必考律赋乃是由于律赋的声韵、造语、篇章等格式犹如律法的规定适合评判，故称“甲赋”，如遵守甲令。早在开元二十五年二月玄宗诏曰“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其后如宪宗时宰相权德舆、文宗时宰相舒元舆并指甲赋律诗考试“俪偶对属”“雕虫微艺”，在抨击科考的同时也否定律赋文体的价值。文士以试赋习惯创作律赋，也如五代牛希济《论文章》所谓“唯声病忌讳为切……又屈宋之罪人也”（《全唐文》卷八四五）。过分讲求声律而丧失楚辞汉赋以来主情叙物的传统，乃是律赋遭受否定的根本原因。

　　尊崇古赋与否定律赋相伴相随。唐佚名《赋谱》即以二者相对为言，又北宋选唐人诗赋“率多声律，鲜及古道”，与《唐文粹》只选古赋相对。南宋《后村先生大全集》论人“古赋在诗之下……三赋皆用楚词体”，则尊《骚》为古。元明赋论更于古、律构成对立，而且渐明古赋范围。元虞集《易南甫诗学序》列次《诗》与楚辞汉赋，兼及“魏晋之体”，认为“因唐之诗赋有声律对偶之巧，推其前而别之曰古赋”，概以唐前为古、唐律为新。刘埙《隐居通议》亦以汉赋为古，但也略收南朝宋、梁俳赋。陈绎曾《文筌》则指“汉赋至齐梁而大坏”，盖以“轻浮华靡”“饾饤小巧”而“古意扫地”，唐代律赋承而衍之，亦在否定之列；及宋诗赋以议论说理，作赋“或以经语为题，其实则押韵讲议，其体则押韵四六，名虽曰赋，实非赋也”。

　　元代试赋变律为古，赋论更加尊古抑律，祝尧《古赋辩体》（“辩”一作“辨”）可为代表，以俳、律相承，而指后者拘限对偶声病，乃至“雕虫道丧……风骚不今”，致使律盛古衰、古赋不古。而作者“恶近律之俳，则遂趋于文，或恶有韵之文，则又杂于俳”，“俳”则六朝以至唐律，“文”则如宋人讲经说理，俱为不古。由此可见，祝尧“古赋”辨体不仅如人们所论区分古、律，而且更是针对古赋的辨体。其所持守的古赋标准则是情、辞、理：

　　求赋体于古者，必先求之于情，则不刊之言自然于胸中流出，辞不求工而自工，又何假于俳？无邪之思自然于笔下发之，理不当而自当，又何假于文……动荡乎天机，感发乎人心，而兼出于风、比、兴、雅、颂之义焉，然后得赋之正体，而合赋之本义。（《古赋辩体》卷八）

　　古赋以情为要，情系六义，情发为辞，理亦随之。主情如班固“赋者古诗之流”的《诗》学本位，要求比兴讽谏，其后如晋挚虞、南朝梁刘勰等莫不本之，流及晚近。祝尧否定律赋，因其痛失风雅之义。《诗》《骚》主情，《骚》存《诗》义，则《骚》为最古。但《骚》不承《诗》，大赋出于《骚》而弃情主物，汉人指为讽谏而批评藻丽，然否相半，祝尧以汉大赋“极其眩矅……而《雅》《颂》之义未泯”，则是情辞并重，后人楷模。及六朝俳赋间有“犹得古诗之余情”者，犹以为古，与唐宋论者概指俳赋不同。

　　在情、辞、理三者中，“理”是一个新的因素，中国文论自先秦及唐罕见以“理”论文者，诗论则自宋人开始，元人诗话侈谈。论赋则如祝尧《古赋辩体》要求“辞合于理”，理见于辞，并未作为衡量古赋的主要标准，而且否定通篇说理，如谓《子虚赋》“首尾是文，中间乃赋”，前者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而情辞俱失，后者辞采铺陈流为齐梁唐初俳体，则犹不失辞。其实汉大赋如扬雄《长杨赋》全篇就以议论为主，已经丧失铺陈，及宋赋议论，则等同于文。陈绎曾所指“押韵讲议”甚至专讲义理，弃失辞采，而楚辞主情、汉赋主物，只是“以理辅之”。赋以辞采铺陈为本，元人将讲理之文摒除于赋体之外，反映对于赋体本旨的坚守。

　　祝氏之论为明吴讷《文章辨体》引述，表明吴书对于《古赋辩体》的继承，其后徐师曾《文体明辨》的赋体分类受到祝书的深刻影响而更为合理。徐书将赋体分为古、俳、律、文四体，“俳赋”收录晋至唐初九篇，其中鲍照《野鹅赋》、颜延之《赭白马赋》，祝尧视为古赋，徐书则与古赋不杂。除去六朝俳赋、唐代律赋和宋代文赋，那么古赋的范围就只是骚体赋、大赋、抒情咏物小赋，而唐以降律赋既以科考专讲声律，则卑而下之。至如祝尧《古赋辩体》所指如欧阳修《秋声赋》专以“议论论理”为主而“全是文体”，徐氏始称“文赋”，名实相合。论者乃谓祝尧《古赋辩体》发明“文赋”，则是误徐为祝。

　　而祝尧所指“文体”尚理失辞，在明人赋论的回应显示在新的历史情境中的问题重要性。据踪凡《中国赋学文献考》，今存《古赋辩体》版本六种中四种刻于明代。明人钱溥、张琨作序，反映明初崇理轻辞，这引起明代中期茶陵派和七子派的反动，后者李梦阳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更以“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的惊悚言论将复古主义推向极端。不必以常理驳斥汉有骚体、唐赋远多唐前、宋诗在唐后又为“高峰”，对此李梦阳岂若无睹？我们无法否认，汉代骚体确实不如屈宋楚辞、唐代律赋确实不如两汉六朝赋、宋诗确实不如唐诗，文体创制的每况愈下虽是不愿接受的事实，但取法乎上以重振文学的愿望却是可以理解。在赋体迁变的宏观视角，则“唐无赋”显示唐以降律赋应试并自我创作拘限声律的衰变，实与尊古卑律声气相应。

　　论者以为清人以科考提升律赋，扭转重古轻律倾向，其实不然。清初毛奇龄《田子相诗赋合集序》仍批评时人崇唐薄汉。及清中叶尊唐，而有“清代唐赋学”，如汤聘《律赋衡裁》也是并尊唐律、古赋，以扬马丽句流衍齐梁、庾信骈偶开启隋唐，那么唐律自然而生，则是势所当然。前人论赋体演变多以每变愈下否定唐律，只是清人反转尊唐，但以唐前追尊，也必然并尊汉魏六朝。甚至如邱士超《唐人赋钞》仍以“骚、古为上，俳体次之，律体又次之”，旨在以古为律，其法要在破除律赋“处处必用四六”，主张“单句以疏之”，亦如汤聘所称元稹《郊天日五色祥云赋》“以古赋为律赋，纯用长句，笔力健举”（《律赋衡裁》卷一）。但律赋本在骈四俪六，若用长句、散句，必然导致律体消解的结果。

　　清代唐赋学尤承祝尧《古赋辩体》重视辞采，如汤聘《律赋衡裁》援引汉代扬雄“丽则”“丽淫”之说，“丽则”在于讽谏，清人借以重辞，且持守经义。论赋至此，可见古代赋论自始至终的《诗》学本位和重辞传统，后者突出显示中国文学作为“辞章”的汉字书写本色，迥异西方出于拼音书写的“文学”概念；而“古赋”观念追尊《诗》《骚》，一如诗学推崇《风》《雅》，表现出历史回视的复古意识，也使中国文学观念一脉相承，历久弥新。在这一背景下审视唐以降赋论始终如一的尊古抑律，也可以在更高层面对于赋体演变获得通达的理解，过度格式化的操作和功利主义毕竟有悖作为“辞章”的文学本旨。这是我们对于唐以降赋体衰变提供的一个可能解释。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