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踪凡（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赋是中国古代四大韵文（诗、赋、词、曲）之一，具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学史地位。学术界对于早期重要赋家荀况、宋玉、司马相如等人的文学评价尚有较多分歧，值得探讨。

　　赋体之始。对于赋体文学的开创者，古今学者并无异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称：“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将荀况、宋玉视为最早的赋家，表彰其开疆拓土之功。据学者研究，荀况（前313？—前238）15岁入齐，游学稷下多年，后来三任稷下学宫祭酒。《赋篇》中有“弟子不敏，此之愿陈”之语，似为荀况年轻求学时所作，在前300至前285年之间。宋玉（前296？—前222）的生年、卒年、入仕时间均晚于荀况，其《高唐赋》《神女赋》作于前277年左右，“当为楚顷襄王失去云梦、迁都陈后令宋玉所作”（赵逵夫等《先秦文学编年史》）。从作品来看，荀况《赋篇》包含5篇短赋，即《礼》《知》《云》《蚕》《箴》，每篇赋只有一百余字，文字简略，类似谜语，但已粗具赋体文学主客问答、长于铺陈的特征。而宋玉《高唐赋》《神女赋》皆为千言大赋，文笔恣肆，艺术上已经比荀赋有较大发展。

　　故自刘勰以来，历代学者虽将荀、宋并举，但无不以荀居宋前，从未有以宋玉居前者。荀况实为赋体之始。如唐白居易《赋赋》：“始草创于荀、宋，渐恢张乎贾、马。”清李元度《赋学正鹄序》：“赋者，古诗之流，其体肇于荀卿、宋玉。”徐炬《事物原始》：“自后荀卿、宋玉之徒演为别体，因谓之赋。”亦有学者标举荀况，而不言宋玉。如清吴锡麒《法时帆同馆赋钞序》：“自荀况萌芽乎厥体。”韩弼元《梅花书院赋钞序》：“至楚孙卿，而赋之名始别于诗，是为赋之权舆。”朱珔《忍冬斋赋诗合稿序》：“赋之作，源本荀卿。”杨澄鉴《刘观察昆圃先生赋序》：“夫赋者，四诗中六义之一，孙卿肇其始。”孙濩孙《华国编赋选·凡例》：“以赋名篇，始于荀卿。”吴乔《围炉诗话》引冯定远云：“荀赋便是体物之祖。”诸家认为赋体文学“源本荀卿”“始于荀卿”“孙卿肇其始”，荀赋为“赋之权舆”，所言极是。荀况（孙卿、荀卿）的5篇赋虽然粗略，但确是最早以“赋”名篇的作品，应当将其定为赋体文学之始。有学者认为“最早的赋家不是荀况，而是宋玉”，这一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赋体之祖。冯定远称荀赋是“体物之祖”，显然高估了荀况赋的文学成就。真正奠定赋体文学体制规模和创作范式的，是宋玉而非荀况。署名宋玉的作品今存17篇，较为可靠的有13篇。宋玉曾吸收民间说唱文艺的技法创作了《大言赋》《小言赋》《登徒子好色赋》等一系列调笑逗乐的作品，成功扮演了一位文学侍从角色。然而作为一名堪与屈原并称的优秀文学家，宋玉不仅是民间文学、娱乐文学的大师，还创作了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散体大赋《高唐赋》《神女赋》，是推动赋体文学由“俗”向“雅”转变的关键人物。其《高唐赋》以1089字（不计标点）的篇幅，铺陈了高唐观的雄峻巍峨、山水之秀、物产之饶、音乐之哀、狩猎之壮，除了少量散句和骚体句外，大都是四言或三言句式，整饬优美，韵律和谐，篇末以“思万方，忧国害，开贤圣，辅不逮”的句子曲终奏雅，讽谏楚顷襄王勤于国事，吸纳贤才，完善治国方略。其在主题、结构、语言、句式、用韵等方面，都为汉赋的发展开辟了道路。正如明陈第《屈宋古音义·题高唐》所言：“《高唐赋》始叙云气之婀娜，以至山水之嵚岩激薄，猛兽麟虫，林木诡怪，以至观侧之底平，芳草飞禽，神仙祷祠，讴歌畋猎，匪不毕陈，而终之以规谏。形容迫似，宛肖丹青。盖楚辞之变体，汉赋之权舆也。《子虚》《上林》，实踵此而发挥畅大之耳。”清王赠芳《书徐南墅大洪山赋后》亦称：“风雅息而骚赋兴，宋玉、景差诸人，实为马、扬辈导之先路。”其实不仅司马相如、扬雄等人受其沾概，《高唐赋》《神女赋》实标志着赋体文学的正式形成，并为历代散体大赋的创作提供了范式，具有重要的赋史地位。清赵维烈《历代赋钞·凡例》称：“兹选断自宋玉，以其长于风谕，开后来赋家之祖。”费经虞《雅伦》卷四：“宋玉为赋之祖。”今人吴广平《宋玉研究》称：“赋祖是宋玉而非荀况。”考之宋玉在赋体文学史上的贡献，誉为“赋祖”亦不为过。

　　赋家之圣。赋体文学至汉代而臻于极盛，被后人誉为“一代之文学”（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序》）。作为汉赋代表作家的司马相如，以《子虚赋》《上林赋》赢得汉武帝赏识，并将赋体文学的创作推向了顶峰。自宋代以来，古今学者皆以司马相如为“赋圣”，众口一词。《朱子语类》卷第一三九载朱熹之语：“林艾轩云：司马相如，赋之圣者。扬子云、班孟坚只填得他腔子（佐录作“腔子满”），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冲、张平子竭尽气力，又更不及。”认为司马相如的赋远远胜过扬雄、班固、张衡、左思等人。除了朱熹外，宋王应麟《汉艺文志考证》、祝穆《事文类聚》别集卷一一、元祝尧《古赋辩体》卷三、明胡广《性理大全书》卷五六等文献皆征引林艾轩此语。明施重光《赋珍》卷八收录司马相如《大人赋》一篇，径称“赋圣《大人赋》”。更有学者区分骚（楚辞）、赋为二体，进而将屈原与司马相如并列。如明梅守箕《梅季豹居诸二集·酉藏副草自叙》：“屈宋为骚原，马卿其赋圣。”俞王言《刻辞赋标义序》：“艺林之技，首推辞赋。辞则屈子从容于骚坛，赋则马卿神化于文苑。”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二：“屈氏之骚，骚之圣也；长卿之赋，赋之圣也。一以风，一以颂，造体极玄，故自作者，毋轻优劣。”认为屈原、司马相如（字长卿，简称马卿）分别是骚体、赋体的代表作家，没有优劣高下之分。相如为“赋圣”，已成定论。

　　当代学者有以宋玉为“赋圣”者，称：“宋玉不仅是赋体文学的开山祖师，而且他的赋体文学成就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是‘赋家之圣’。”（《宋玉研究》）甚至还有《赋圣宋玉》之类的电影剧本和历史小说出版。其实，宋玉辞赋的确取得了“空前”的文学成就，但称其“绝后”却并不妥当，“汉赋四大家”的作品在体制规模、语言艺术、文化内涵等方面无不超越宋玉。此外，宋玉身处战国时代的楚国，《高唐赋》《神女赋》所描写的山水美景，表现的男女性爱，皆发生在楚国的巫山云雨之中，视野和境界均受到局限。而司马相如生活在天下一统、国家强盛的汉景帝、汉武帝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社会从分封制走向郡县制，从国家分裂、诸侯割据、战争连绵、民生涂炭，走向中央集权、经济发展、各民族和谐共处的时代。司马相如用新兴的赋体创作了《子虚赋》和《上林赋》，讴歌大一统中央政权。这是司马相如之所以能成为汉赋代表作家，之所以被后人尊为“赋圣”的政治密码。此外，《上林赋》如此描写上林苑的景色：“视之无端，察之无涯，日出东沼，入乎西陂。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如此描写音乐歌舞场景：“奏陶唐氏之舞，听葛天氏之歌，千人唱，万人和，山陵为之震动，川谷为之荡波。巴渝宋蔡，淮南干遮，文成颠歌，族居递奏。”场面壮阔，纵横四海，贯通古今，极尽渲染，颇有“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气魄。这种胸襟和境界，在诸侯林立的战国时代是不可能出现的。因而，相如作品是时代精神和民族心理的艺术表现，是大一统政治格局与散体大赋艺术特征的完美结合，其作为“赋圣”所取得的文学成就，已得到历代学者认可。

　　对重要作家的文学成就进行恰如其分的评价，是文学史撰写的前提和基础，故对赋体文学的早期作家作如上评述，不虚美，不拔高。是耶非耶？期待方家斧正。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