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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晓光(华侨大学文学院教授)
汉代辞赋继承了《诗经》《楚辞》中的名物书写传统,并将之发扬光大。当我们阅读作品时,首先当然看到的是“名”,进而则需要通过联想、查阅资料来使“名”能够成像于我们的头脑之中,知晓所为何“物”,于是构成汉赋丰富、立体的名物世界。由此逆推,“名物”之所以进入文本,也是缘于所见、所思之“物”成像于头脑之中,继而形诸笔端,见之于简帛纸张等载体之上。所以,“名物”的书写与阅读本身就是一场思想的活动。分析汉赋中的名物书写,能够发现汉代人独特的思想特征。
第一,传说名物与现实名物同时出现,体现出会通天人的思想倾向。
天人关系是汉代知识界重点关注的话题,司马迁撰《史记》有“究天人之际”的用意,董仲舒对策亦提倡“观天人相与之际”,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思想潮流。但在现实生活中,天道微茫,具象化是最佳的呈现方式,如汉画像石中就有“斗为帝车”的图案,通过人物画像将天帝太一的形象呈现出来,而汉赋中的名物书写,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汉赋中的名物,有源自传说的,也有现实中既有的,两者在文学文本中实现会通。例如《上林赋》描写游猎场面,通过对擒杀猛兽的刻画而达到独特的修辞效果:“生貔豹,搏豺狼,手熊罴,足壄羊,蒙鹖苏,绔白虎,被班文,跨野马……椎蜚廉,弄獬豸,格虾蛤,鋋猛氏,羂要褭,射封豕。”从貔豹到野马,多为现实既有之猛兽,而蜚廉(鸟身)、獬豸(似鹿)、騕(神马)等作为传说之物,非现实所有,但加入进来之后,则增加了天子游猎恢宏与神奇的氛围。
如果将汉大赋的文本比作一幕短剧,作者让披上神氛的名物与普通的现实之物一起出现,仿佛构成神人往还的画面,则为天道与人道的会通提供了路径。《上林赋》继续写道:“轊白鹿,捷狡兔,轶赤电,遗光耀,追怪物,出宇宙……然后扬节而上浮,凌惊风,历骇猋,乘虚无,与神俱。躏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鵔鸃,拂翳鸟,捎凤凰,捷鹓雏,揜焦明。道尽途殚,回车而还。”“怪物”,或曰奇禽,或谓异兽,实则两者兼有;而关于“乘虚无,与神俱”,《史记正义》引张揖“虚无寥廓,与天通灵”作解,因此才从一般的游猎转化为神游。其后“躏玄鹤”一段则写了诸多传说中的神鸟,而“躏”“乱”“遒”等领起名物的动词,具有压制、捕捉、操纵的内涵,反映出作者对超自然力的想象。在思想深处,或有以“怪物”通神的渊源,张光直就曾指出,动物以及器物上的动物纹,“扮演了沟通人神世界的使者”(《美术、神话与祭祀》),而《史记·封禅书》中的记载亦可与之印证。
第二,单纯的名物词构成冷峻造境,反映出汉人理性看待人之外世界的一面。
在汉赋(尤其是汉大赋)中,名物有一种特殊的存在形式,那就是仅以名物词的形式出现,甚至将众多名物词加以并列而构成段落,描绘性语言相对较少,或者处在次要地位。如枚乘的《七发》“溷章白鹭,孔鸟鶤鹄,鵷雏鵁鶄,翠鬣紫缨……”,“溷章”与“白鹭”,“孔鸟”与“鶤鹄”不仅构成四言句,还前后为韵。及至司马相如《子虚赋》描述云梦泽中物产的规模则更为宏大:“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蘠雕胡,莲藕觚卢,奄闾轩于。众物居之,不可胜图。”总体来看,确乎近似于“报菜名”一般,甚至显得单调。而东汉张衡《西京赋》仍然沿用这一写法:“木则枞栝椶柟,梓棫楩枫……草则葴莎菅蒯,薇蕨荔苀,王刍莔台,戎葵怀羊……其中则有鼋鼍巨鼈,鳣鲤鱮鲖,鲔鲵鲿鲨……鸟则鹔鷞鸹鸨,鴐鹅鸿鶤……”里面关于树、草、鱼、鸟等并没有对其性状展开铺叙,而是通过大类之下不同品物的累加而达到铺陈的效果。实际上,这种手法一直延续到后世。
此类名物词的出现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密集的,二是有类别的。从语言上讲,名物只是一个词语,但它又是文学文本的组成部分。以名物词构成句子,从而达到修辞的效果,之所以一直受到赋家的青睐,这或许与汉代人对人之外世界的认知态度有关。以汉武帝的求仙为例,他曾明言:“吾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史记·封禅书》)因此司马相如《大人赋》书写寂寞孤冷的仙人世界并没有发挥劝阻的作用,反而令武帝飘飘有凌云之意。实际上,这反映的正是汉人对人之外世界一种冷峻的相处态度。顾颉刚曾指出,“汉代人的思想的骨干,是阴阳五行”(《秦汉的方士与儒生》),汉人将物类分属五行,以一种客观“唯心”的态度冷峻看待万事万物之间的关系,而汉赋的名物世界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尤其对自然界名物的描写,其目的就是在十分理性、客观地摹画一个未曾“对象化”的世界。
第三,汉赋名物一般呈现相互依存的关系,不以个性化见长,体现出汉人的整体性思维特征。
《诗经》《楚辞》中有数量众多的经典性名物,而汉赋虽以铺写名物著称,其名物在文学领域的经典性却不及前两者。这固然与“诗骚”传统的强化有关,也与汉赋展现名物的“整体性”倾向有着密切关系。《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关关”修饰雌雄二鸟音声和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窈窕”写娴静、幽美,“淑”则指善良,短短数语将主要的情感表达出来。张衡赋中也出现了“雎鸠”,其《东京赋》云“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跃鱼,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洌清。鹎鶋秋栖,鹘鸼春鸣。雎(鴡)鸠丽黄,关关嘤嘤。”此处的“雎鸠”,与芙蓉、秋兰、跃鱼等名物一起共同构成皇宫内苑四季轮转的优美景象。再如《归田赋》“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仓庚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王雎”亦即“雎鸠”,仲春天气、百草、王雎、仓庚共同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可见,即使取用《诗经》名物,雎鸠在汉赋中也没有被赋予特殊的情愫,至于芙蓉、仓庚等更是如此。因此,在汉赋之中,个别的名物均要与其他名物融织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修辞效果。
枚乘《七发》借“客”之口,摹状“至美”之饮食,涉及食材、调料、酒水等将近20种;张衡《七辩》借雕华子之口,描写“滋味之丽”,先写酒(4种)、酱及腌菜(10种),再写果(4种)、糖蜜(2种)、肉禽及鱼获(至少9种)、调料及菜蔬米面(9种),总计近40种,范围更加广泛。每种美食“名物”在当时皆极为难得,但只有将此类美食聚集在一起,方能体现“至美”与“滋味”的不同寻常。元代祝尧论及汉大赋的修辞时指出:“取天地百神之奇怪,使其词夸;取风云山川之形态,使其词媚;取鸟兽草木之名物,使其词赡;取金璧彩缯之容色,使其词藻;取宫室城阙之制度,使其词壮。”(《古赋辩体》卷三)包括名物的使用在内,只有体量较大、具有一定规模,方能将赋的铺陈呈现出来,达到最佳的修辞效果。而汉大赋中书写帝王苑囿中的名物,范围广及四海,甚至囊括神鸟神兽,烘托“苞括宇宙,总览人物”的“大一统”氛围,在学理上则是一致的。显然,整体性思维是汉赋修辞的重要思想源泉。
比较来说,汉赋内部因题材的不同而在名物的书写上呈现出一定差异,其中以游猎、京都题材的赋中名物书写最为丰富。正因为游猎、京都题材常与帝王、国政有关,于是在思想上也与当时的学术主潮贴合得更为密切。纳入“怪物”、冷峻排列名物、追求整体性效果,都反映出汉赋名物书写的独特之处,既可以印证相关思潮,也能够拓深汉人精神世界的研究。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1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