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忞煜（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研究员）

　　一

　　16世纪后半叶，定都阿格拉的莫卧儿王朝崛起成为印度最强大的政治势力。不过，莫卧儿皇权的中央集权倾向与多元的军功贵族以及世袭官僚集团的分权倾向之间存在结构性矛盾。在皇帝的大朝廷，贵族官僚们以皇帝为尊，但同样拥有以自己为中心的小朝廷。大朝廷上的朋党之争和各小朝廷之间的串联和竞争贯穿莫卧儿王朝的历史。皇权需谨慎平衡与贵族官僚集团的关系，他们既是辅佐之臣，亦可能成为颠覆之力，从而维持“莫卧儿治下的和平”。强势如皇帝阿克巴，虽在亲政后罢免了权臣拜拉姆·汗，但仍需重用其子、被尊称为“诸汗之汗”的阿卜杜勒·拉希姆。

　　在莫卧儿帝国，每一个小朝廷都竞相模仿大朝廷的宫廷文化和生活方式，常见的形式之一便是仿效印度、伊朗和中亚的历代圣王，慷慨赞助宫廷文学创作。帝国不仅乐见审美相似的宫廷文学成为皇帝与各地贵族领主之间的文化纽带，更乐见穿梭于各地的诗人乐师成为官方信息渠道之外的个人特使。语言媒介和文化元素多元、审美倾向却日益趋近的宫廷文学就这样成为莫卧儿帝国政治的文化缩影。

　　在此过程中，印度古典文明再次复兴，并与波斯古典传统融合。婆罗门学者世代传承的古典梵语和中亚、西亚士绅官僚传入印度的波斯语是当时两种主要的上层精英语言，印地语等新兴地方语言此时也已崭露头角。随着莫卧儿王朝日益扎根印度，阿克巴和他的臣僚们意识到有必要学习梵语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等本土治国知识。但彼时的宫廷鲜有同时掌握梵语和波斯语之人，两大史诗事实上经由印地语口述才转译为波斯语，而沟通两大古典文明的过程也进一步推动印地语吸收古典文化元素，形成新的古典主义风尚。帝国首都阿格拉所处的伯勒杰地区的印地语方言伯勒杰语便是主要受益者之一。

　　二

　　在彼时波谲云诡的印度政坛，上至莫卧儿皇帝，下至地方领主都乐于展现自己对高雅文艺的鉴赏能力并慷慨赞助一流诗人，以此彰显自己高于下属或同侪的威望。上文提到的、位高权重的阿卜杜勒·拉希姆便能以波斯语、突厥语和伯勒杰语三种语言作诗。他的伯勒杰语短诗语言凝练、情感充沛，对后世的伯勒杰语创作风尚影响深远，而他的儿子伊拉吉·沙赫纳瓦兹·汗也继承了父亲的文艺品位，是伯勒杰语诗人在莫卧儿宫廷最重要的赞助人之一。

　　出生于婆罗门世家的凯沙瓦达斯，便在这种文坛与政坛紧密交织的时代中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为王公贵族和诗坛俊杰们的文化竞技提供了一套更有力的武器——古典主义伯勒杰语诗学。问世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雅士所爱》和《诗人所爱》是凯沙瓦达斯的诗学代表作。《雅士所爱》以古典梵语诗学中的“情味论”为基础。该书讲解各种文论定义并辅之以原创的华美诗歌示例，帮助读者学习如何品味宫廷诗歌的诸种“情味”，成为风雅之士。《诗人所爱》则以古典梵语诗学中的“庄严论”为基础，是一部广受好评的伯勒杰语诗歌创作教科书。

　　此外，凯沙瓦达斯等伯勒杰语宫廷诗人吸收了黑天颂诗的特点，将宗教诗中的黑天神世俗化为唯一的“男主角”，将多情女郎转化为形形色色的“女主角”。诗人们还常常根据一年12个月的不同气候和社会环境，分别创作12首四行诗，即被称为“十二月歌”的组诗。在此基础上，宫廷画师们创作12幅精美的细密画插图，乐师们则为之选择合适的拉格配曲，歌伎们则负责演唱配舞。

　　这种集诗歌、绘画、音乐和舞蹈于一体的综合性文艺形式广受大小朝廷追捧。其原因不仅在于题材、华丽辞藻契合王公贵族们饮酒作乐、附庸风雅的审美需求，更在于诗歌暗藏的政治隐喻击中了莫卧儿王公贵族的内心——主上可以对臣下雨露均沾，臣下却必须效忠主君一人。在邦国林立的北印度被莫卧儿强权重塑为早期现代军事帝国的几百年中，父子、兄弟、君臣、同僚频繁兵戎相见。这种披着文学外衣的政治规训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帝国架构的结构性矛盾，却至少可以缓和上至帝王、下至领主的内心焦虑。

　　三

　　莫卧儿帝国解体后，伯勒杰语诗人除继续寻求土邦王公小朝廷的庇护外，也在被誉为“现代印地语文学之父”的帕勒登杜这样的富商群体中找到了新的赞助人。各类被称作“诗人会”或“雅士圈”的文学团体传承着宫廷诗人们开创的技艺和品位。但是，在搭乘现代化这趟时代列车的过程中，伯勒杰语逐渐被另一种印地语方言——克利方言，也就是现代标准印地语超越。

　　克利方言在莫卧儿王朝时期发展成为长途商贸和军队通用语，并在19世纪被殖民当局确立为重要的行政、军事和司法通用语之一。19世纪后半叶，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北印度萌芽。相比追求形式之美的伯勒杰语古典诗，更加朴素也更为普通民众所熟知的克利方言成为抒发民族情感、针砭时弊的语言媒介。

　　然而，当民族主义者需要构筑一种足以承载古老文明的民族文学时，克利方言作为“市井俗语”文化积淀薄弱、缺乏诗学传统的不足显露无遗。于是，诗人们开始将伯勒杰语诗歌传统注入克利方言印地语。赫里奥特的代表诗作之一《情人远行》的创作便是有力证明。《情人远行》一方面延续了伯勒杰语古典诗的格律体裁和爱情题材，另一方面，赫里奥特在创作和修订时逐渐将语言由伯勒杰语转换为克利方言，更为之注入新的时代之声——男女主角最终都立志服务社会。随着吸纳和改写伯勒杰语古典诗的《情人远行》成为第一部现代标准印地语长篇叙事诗，克利方言文学也成为印度人追忆古老文明、思索民族处境的新媒介，而得益于印度和波斯两大古典文明融合互鉴的古典主义伯勒杰语文学也在将克利方言印地语文学扶上肩头后，完成了连通古代印度文明与现代民族文学的历史使命。

　　四

　　在近代欧洲东方学家向印度移植古典学之后，判断一种文化现象是否属于“古典”的标准被动地依附于语言学家对具体语言的断代。按照这一逻辑，印度古典文明已随印度人鲜少使用的梵语一同被遗忘，一切以印地语等现代语言表达的文化皆非古典。故而，只有重新挖掘并诠释梵语文献的欧洲学者才有能力论述何为印度文明。当代北美后殖民主义学术对欧洲东方学的批评，敏锐地捕捉到了欧洲殖民者如何通过垄断历史来掌控现在。北美学术界热衷于批判英国印度学与英国殖民的关系，解构了欧洲东方学家建立自殖民时代的学术声望，这也是美国在二战后取代欧洲成为人文研究中心历史进程的反映。

　　然而，后殖民主义批评不加区分地给一切古代文化元素在现代印度的再现扣上“殖民遗产”的帽子，夸大了宗主国对印度文明的重塑作用，进而全盘否定了东方文明传承的自主性。上述这场跨越数百年的多语言文明接力足以表明，在被殖民知识体系深刻控制的学院派学术之外，印度存在一条虽然曲折但更加自主的文脉传承。印度古典文明不曾如近代欧洲学者所说“死去”，当代学者可以在继续深挖古代典籍的同时，综合多语种资料、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搜寻并分析这条被西方知识强权遮蔽的、连通古代与现代的古典主义文脉传承。如此，既有助于深化印度文化和文明研究，又可以进一步释放古典学学科的知识生产活力，为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提供更加坚实的智识支撑。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