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思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受西欧中心论影响，英美学者撰写古典学术史时，往往强调近现代西方文明对古典传统的“复兴”和直接继承关系，拜占庭时期学者们对古典学的贡献曾经遭到忽视或选择性遗忘。随着研究的深化，拜占庭帝国作为古典文明的载体得到承认，但拜占庭帝国究竟以何种方式、对哪些古典学术进行传承，如何形塑了现当代古典学研究，学界并未给予充分研究。通过爬梳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拜占庭时期对古典学术的传承是持续性的，并且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

　　实际上，古希腊文化与古罗马的政治理念、基督教信仰共同构成了拜占庭文明的核心要素。拜占庭学者对古典学术的传承和发展在整个拜占庭帝国时期始终存在，自建都君士坦丁堡伊始，拜占庭帝国就迅速接纳古典文明，将其视为帝国世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拜占庭学者不仅对保存古代文本感兴趣，还希望理解这些文本，接受它们的异质性，找到将文本中彰显的美德融入基督教社会的方法。拜占庭时期的古典学术在9世纪前后、11—12世纪以及13世纪后半叶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

　　9世纪前后是拜占庭古典学术的活跃期。从8世纪末开始，拜占庭的抄工们开始采用一种被称为“小写体”的字体，书写速度更快，在一页纸上能够书写更多的内容。一些重要抄本形成于9世纪，包括现存最早的拜占庭诗歌抄本。其中重要的有君士坦丁堡牧首弗提乌斯编纂的《群书辑要》，这是一部庞大的文献百科全书，内容是弗提乌斯阅读过的书籍概要及其做出的评注，涵盖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9世纪的众多作品，辑录的古代书籍达280种之多，保存了许多后来散佚作品的片段。在传抄古代典籍的过程中，拜占庭学者还对文本进行注释，他们在抄本页边的空白处撰写“边注”。边注的内容，一部分来自拜占庭学者对更早时期注疏的誊写，它们是包括阿里斯塔克在内的希腊化时期和罗马时期一些重要学者学术研究成果仅存的证据。另外，也有一些拜占庭学者在对古代注疏材料进行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写下自己原创的边注。弗提乌斯的学生、凯撒利亚的都主教阿雷萨斯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抄写了欧几里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琉善、埃利乌斯·阿里斯泰德和马可·奥勒留等人的古典文本，并且附上他亲笔书写的原创边注，为后世的古典学研究作出深远贡献。边注不仅传承了古典研究传统中的精髓，而且生动呈现了拜占庭学者的古典研究学术史。现代学界古典评注本的雏形正是源于这一时期的拜占庭抄本。

　　时至9世纪，中古希腊语中许多单词的读音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为此拜占庭学者编纂了词典、语法学和训诂学等研究古代文献的工具，作为理解古希腊语文本、模仿古希腊文写作的基础。在词法方面，形成于9世纪的《词源正解》是现存最古老的希腊语词源体裁作品。古典语法学家塞奥格诺斯托斯创作了《论正字法》，是基于更早期的语法学家西里尔和赫罗狄安的作品写成，其中包含了一系列规则，旨在帮助拜占庭时期的写作者正确使用古法拼写单词。弗提乌斯还编纂了一部庞大的希腊语词典，主要包括散文词汇，被称为《词书》。在句法方面，修道士米哈伊尔·辛凯洛斯创作的《起草演讲稿的方法》广为流行，这是现存最早的中古希腊语语法论著，借鉴了早期作家的、现已佚失的作品，主要目的是帮助写作者使用古典散文的句法规则。9世纪初另一位重要的拜占庭古典语言学家是乔治·乔伊罗伯斯科斯，他是教会的助祭和档案保管员，写作的文本涵盖语法、正字法、语音学和训诂学等多个主题，他的作品对于当时和以后几个世纪的古典研究意义重大。拜占庭帝国的这些词书对于现代学者校勘、释读古典文本的意义同样显而易见。

　　拜占庭时期古典学术蓬勃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11至12世纪。11世纪起，拜占庭学者开始重新探讨古典哲学，例如古典哲学研究者米哈伊尔·普塞洛斯，他主要关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新柏拉图学派，将古典哲学家的思想融入其各种主题的演讲中。在学术研究以外，普塞洛斯热衷于在教学过程中推广哲学的思维方式，训练学生从哲学的视角看待世界的方方面面。在普塞洛斯之后，12世纪的拜占庭学者也对古典哲学重燃兴趣，这个时代频繁发生的神学争论越来越多地以哲学辩论的方式展开。与此同时，大量哲学作品从拜占庭传向西欧，推动了古典哲学在西欧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中古欧洲对哲学的全面关注，始于这一时期拜占庭的古典哲学研究。

　　注重对古代诗歌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拜占庭古典学术的突出特点。诗歌取代散文成为拜占庭学者们评注的主要文本。该时期关于《荷马史诗》的研究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要意义，颇具代表性的是塞萨洛尼基主教尤斯塔西乌斯的大部头作品《〈伊利亚特〉评注》和《〈奥德赛〉评注》，这两部作品都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参考了大量后来失传的古代资料，文献价值极高。他还自创了一套边注索引系统附在其中。12世纪的拜占庭古典学家约翰·泽泽斯根据基督教的语境对《荷马史诗》进行寓言式解读，对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的原创性注疏影响深远。与此同时，品达、忒奥克里托斯、奥皮安、吕哥弗隆、阿拉托斯等古代诗人的作品也在当时的拜占庭学界得到广泛关注和研究。12世纪被称为荷马史诗的世纪，拜占庭学者为古代诗歌正名，并创作了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

　　1204年十字军洗劫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的古典学术遭受重创。拜占庭帝国内的许多图书馆被破坏，一些珍贵的手稿被彻底销毁，不少从事古典研究的拜占庭学者被迫流亡各地。直到13世纪末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拜占庭的古典学术研究再次盛极一时，出现了被称为“帕列奥列格复兴”的现象。

　　对古代戏剧的研究是这一时期拜占庭古典学术的特色之处。拜占庭晚期的学者大多研究古代悲剧作品。三大悲剧作家各自的三部剧作，即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修斯》《波斯人》和《七雄攻忒拜》，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厄勒克特拉》和《俄狄浦斯王》，以及欧里庇得斯的《俄瑞斯忒斯》《赫卡柏》和《腓尼基妇女》是拜占庭后期学校课堂中的必学篇目，因此有大量的抄本和注疏流传至今。其中，欧里庇得斯是最受拜占庭学者欢迎的悲剧作家，曼努埃尔·莫斯霍普洛斯和迪米特里奥斯·特里克利尼奥斯为他的剧作撰写的评注都完好地保留至今。14世纪初的迪米特里奥斯·特里克利尼奥斯在悲剧研究方面作出尤为突出的贡献。他学会理解希腊悲剧的格律，并研究出格律依循的规则，以此来发现和纠正文本中的讹误。通过系统地运用格律知识，他在悲剧文本批评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特里克利尼奥斯还意识到读者希望了解不同注释的来源，因此在其亲笔书写的手稿中使用了一套特殊的符号系统，以区分他自己的想法和从更早的注疏文本中获取的内容。相较而言，拜占庭人对古代喜剧的兴趣要弱很多，仅有阿里斯托芬的作品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下来。其中，《蛙》《云》和《财神》受到当时拜占庭学者的欢迎，因此留下一些抄本和注疏作品。

　　该时期的拜占庭学者也十分关注古代拉丁文学的整理和翻译。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修道士马克西莫斯·普兰努德斯，他对拉丁文学颇有研究，将圣奥古斯丁、波爱修斯、马克罗比乌斯、多纳图斯、普里希安和奥维德等古代作家的拉丁文作品翻译成希腊文。

　　总体而言，拜占庭学者对古典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是古典学术发展史的重要环节。他们传承了古典学术所涉及的校勘、训诂、释读、评注等研究方法，奠定了哲学、诗歌、戏剧等核心领域的研究基础，在书写古典学术史时应得到更多的关注和阐释。拜占庭帝国古典学术蓬勃发展的这三个阶段，分别与中古西欧的加洛林文艺复兴、12世纪文艺复兴、意大利文艺复兴几乎同一时期，国内学界对后者存在大量系统性的论述，对前者却论述颇微、知者甚少。重述拜占庭学者的古典学自觉，正视拜占庭文明与古典文明的有机联系，用发展的史观解读西方古典学，以辩证的视角呈现西方古典学在中古时期的全貌，将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典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光明日报》（2025年04月21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