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初庆东（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942年，法国年鉴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吕西安·费弗尔在探究16世纪人们的集体心理时写道，“16世纪的人们首先不是看，而是听，是嗅，是闻气息，是捕捉声音”。他特别强调16世纪的人们并“没有把视力与其他的感觉器官分别开来”。费弗尔之所以关注听觉、嗅觉、视觉在16世纪人们生活中的呈现序列，意在凸显16世纪人们的感官等级序列与20世纪人们的感官等级序列的差异。他已经意识到现代的人们更加强调视觉的重要性及其在感官等级序列中的优先次序，但他的先见之明并未引起同行们的重视。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语言学转向”的推动下，视觉与文本中心主义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主要表征。当视觉成为高级感官，代表着启蒙运动以来人们对理性和真理的追求之时，嗅觉、触觉和味觉等感官则被贬低为低级感官，因为它们只代表着稍纵即逝、飘忽不定的感觉。

图片说明：德国艺术家菲利普·梅西尔在18世纪40年代所作的布面油画《嗅觉》

　　20世纪80年代以降，人们在反思启蒙理性的过程中，愈益关注非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感官转向”便是这波反思浪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理学和人类学率先兴起“感官革命”，开启“感官转向”。感官地理学旨在描绘地理空间中感官的多样性，而感官人类学则是追踪不同文化之间感官体验的多样性。前者的焦点问题是不同的环境如何形塑不同的感官体验，以及经由感官将无差别的“空间”转换成具有特定意义的“地方”；后者则强调感官的文化适应和不同的感官建构方式所塑造的感官世界。无论是感官地理学，还是感官人类学，二者均强调感官的文化建构，凸显经由感官所产生的感知的文化与社会意义。

　　在地理学和人类学“感官转向”的推动下，历史学也加入“感官转向”的大潮。感官史的书写可追溯到荷兰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他作为文化史的奠基人，强调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感官的重要性。他在《中世纪的秋天》中提及“在繁忙生活的嘈杂声之上，有一个声音始终不绝于耳，将万物提升到秩序与宁静的境界，这就是钟声”。赫伊津哈对钟声的关注，为感官史的代表人物、法国历史学家阿兰·柯尔班的《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声响格局和感官文化》提供了灵感。柯尔班在1982年出版的《疫气与黄水仙：18至19世纪的嗅觉与社会想象》、1991年出版的《时间、欲望和恐惧》和1994年出版的《大地的钟声：19世纪法国乡村的声响格局和感官文化》，奠定了西方感官史的研究范式。柯尔班的“感官史研究”三部曲均在法文版出版后的第4年推出英文版，进一步提升了感官史的全球影响力。

　　2000年以后，感官史愈益引起西方历史学家们的关注，相关成果不断涌现。一是重要学术期刊相继推出感官史的圆桌会议或笔谈。2008年，《美国史杂志》组织“美国历史上的感官”圆桌会议；2011年，《美国季刊》和《美国历史评论》分别刊发“不和谐的声音：聆听美国研究”和“历史上的感官”两组笔谈；2014年，《德国史》以“感官”为题，访谈4位学者，纵论感官史的兴起与发展；2015年，公共史学的旗舰刊物《公共历史学家》组织“听觉史”圆桌会议；同年，《激进历史评论》推出特辑“声音政治：批判性地倾听过去”；2016年，《西班牙裔美国人历史评论》刊发“聆听历史”的笔谈；2022年，《美国历史评论》罕见地再次刊发笔谈，探讨“历史上的气味”，这表明主流历史学界对感官史的重视，感官史已经登上“大雅之堂”。

　　二是重要出版社推出感官史研究书系、研究读本和多卷本感官史研究著作。劳特利奇出版社从2014年开始出版“古代的感官”书系，而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先后推出“感官形成”（2003—2009年）和“感官研究”（2015年）两套丛书；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出版社分别推出“感官史研究”书系（2011—2018年）和“感官史视野”书系（202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组织出版“情感与感官的历史”书系（2019年）。《听觉文化读本》（2003年）、《聆听的文化》（2004年）、《味觉文化读本》（2005年）、《牛津声音研究手册》（2011年）、《声音研究读本》（2012年）、《劳特利奇声音研究指南》（2018年）等感官史研究读本也相继出版。此外，布鲁姆斯伯里出版公司在2014年推出六卷本《感官文化史》、劳特利奇出版社在2018年出版四卷本《感官与感觉：文献汇编》，为全面系统地开展感官史研究筑基铺路。

　　三是感官史研究期刊的创办和研究机构的相继开设。2006年，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主办的《感官与社会》杂志出刊，成为跨学科研究感官史的重要平台。该杂志的发刊词旗帜鲜明地提出，该杂志的创刊是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诸学科“感官革命”的标志。就感官史研究机构而言，成立于2012年的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感官研究中心最具代表性。该中心的历史可追溯到1988年社会学家安东尼·辛诺特和人类学家戴维·豪斯申报的课题“感官体验的多样性”，这一课题获得加拿大社会科学与人文研究委员会的资助。此外，阿姆斯特丹情感与感官研究跨学科中心、伦敦大学感官研究中心、哈佛大学感官民族志实验室、哥本哈根大学声音研究实验室、蒙特利尔感官实验室等，也是重要的感官史研究机构。感官史研究期刊和研究机构为感官史走向学科化和建制化创造了重要条件。

　　由是观之，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的“感官转向”，并非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而是实实在在地发生。感官史研究的领军人物、美国历史学家马克·史密斯在2007年不无自豪地宣称，现在是“成为感官史学家的好时机”。2011年，美国历史学家马丁·杰伊在为《美国历史评论》的笔谈撰写的导言中，信心满满地期待历史学家们拥抱“感官转向”。经过此后十余年的探索，感官史研究已成为当今西方史学的“新宠”，相关研究成果蔚为大观。

　　感官史不仅研究感官本身的历史，更关注感官的社会与文化建构。它涉及人们对感官的认知方式、感官知觉的认知处理，并特别重视这些体验的社会与文化语境。感官史宣称要超越以文本分析为基础的灰暗的历史叙述，通过开启所有的感官机制，从而让历史变得更加鲜活起来。感官史的重要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论断，即“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马克思注意到感官的社会性，批判性地剖析人类感官的异化问题。马克思关于感官的洞见，为感官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感官等级序列的演变，是感官史研究的核心议题。20世纪60年代，媒介研究的代表人物、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和美国传播学家沃尔特·翁提出媒介史的“大分流”理论，他们将媒介与感官相联系，以此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口传时代、书写时代和电传时代三个阶段。他们认为古腾堡印刷术的兴起，将眼睛从诸感官中彻底分离出来，并确保眼睛在整个感官系统中的主导地位，促使西方文化从口头和听觉文化转变为文本和视觉文化。感官史学家们批驳这一“大分流”理论，他们认为感官知觉并非“零和游戏”，并不存在单一感官完全取代其他感官的情况。换言之，现代社会来临之际，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耳朵、鼻子和舌头不再使用，也不意味着我们的身体被脱离肉体的眼睛所取代。正如有感官史学家所提出的“感官的跨界互享”概念，它强调“没有一种感官模式，可以讲述所有故事”。在他们看来，感官的各个领域紧密相连、密不可分，都要归结到“身体”这一最初的场域。此外，感官史学家们认为媒介史的“大分流”理论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他们拒不接受印刷术、录音设备等多媒体技术彻底改变我们的感官认知的论断。

　　感官史的跨学科属性，推动感官史研究的兴盛。不论是感官史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还是感官史研究的议题，都较为多元，涉及从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到文学、媒介和表演研究等不同学科。例如，《感官与社会》杂志的主编米歇尔·布尔和戴维·豪斯的研究专长分别是媒介研究与人类学研究。再如，《感官与感觉：文献汇编》第一卷的副标题是《地理学与人类学》，第二卷的副标题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第三卷的副标题是《生物学、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第四卷的副标题是《艺术与设计》。此外，感官史的跨学科属性，使其与日常生活史等具有鲜明跨学科属性的史学分支联系紧密。在英国日常生活史研究中颇有影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便对感官史充满兴趣。他对“喧闹游行”的研究，便是关注“粗鲁的、不和谐的”声响。据此而论，感官史研究的生命力即体现在跨学科特性上。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感官史旨在反对文本和视觉中心主义，但感官史学家们仍然无法逃脱“语言的囚徒”困境，因为感官史学家们所使用的史料主要还是书面材料，而且他们对于感官意义的叙述也是使用书面语言。尽管如此，感官史让我们知道人类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通过听觉、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等感官，而不是语言。感官史和身体史、情感史一样，都代表着历史学家们冲破“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藩篱的一种努力。感官史研究者将嗅觉革命与公共卫生管理、“除臭”话语与城市空间重组、教堂钟声与乡村的音响格局、噪声与现代性等主题纳入研究视域，无疑拓宽了史学研究的领域，而且推动史学研究方法与史学观念的革新。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09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