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作者：李迎生（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暨社会学院教授、中国社会工作学会副会长）

　　习近平总书记在对社会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中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提出“健全社会工作体制机制”。在举国上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如何理解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它与西方或国际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即作为学科建制的社会工作或专业社会工作）是何关系？其自主创新价值何在？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

　　从国际比较看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

　　西方或国际语境下的“社会工作”是英文“social work”的直译，通常也被称为“专业社会工作”，旨在运用科学的方法，帮助有需要的群体解决其生活困境问题，使之更好适应社会环境。社会工作起源于西方近代以来为解决过度市场化带来的社会问题的社会服务实践，其中“social”一般指“社会性的”，是一个形容词，与“商品化的、市场化的”含义相对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存在一种基本的内在张力，即卡尔·波兰尼所称的“双向运动”：一方面，人的劳动力必须尽可能地被商品化以进行资本积累与推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人的社会性存在又不允许人像物一样被完全商品化。社会工作就是基于“社会性”的立场，对过度市场化、商品化带来的社会问题进行矫正，帮助在商品化进程中自身基本需要无法通过市场得到满足的群体自立生活。与医务工作者、心理治疗师等重在解决个体生理层面、心理和精神层面的问题不同，社会工作者主要解决个体在社会适应层面上的问题。

　　从中国语境看，社会工作的内涵则丰富、复杂得多。其中，“社会”是名词意义上的，英语对应词大致是“society”，中央社会工作部的“社会工作”就采用这个译法即“Society Work”。作为名词，大到人类社会，小到社群，都称社会。但中国语境下社会工作所指称的“社会”当然不能作如此宽泛理解。笔者认为，社会工作的“社会”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社会大系统中与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并列的社会；二是政治、社会结构中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之外的社会单位，如“两企三新”。对此，也可从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作出理解。宏观层面的社会工作，主要涉及广义的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中观层面的社会工作，可分为党的社会工作、政府社会工作、群团社会工作等。新时代党的社会工作，指的是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以及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即“三新两基一服务”）；政府社会工作涉及教育、卫生健康、住房、社保、司法矫正、乡村振兴等；群团社会工作指工青妇、基金会等服务。就微观层面的社会工作而言，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及个体、家庭等是这个层面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

　　比较中外社会工作的概念可知，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与西方或国际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在内涵、外延上均存在明显区别，主要体现在：一是层次不同。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涉及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西方或国际语境下的社会工作主要是微观层面。二是对象不同。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对象不仅包括个体、家庭、组织及社区，还包括民族国家内部不同层次的场域、社会（群体）乃至国际场域等。三是侧重点不同。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侧重点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旨在促进社会和谐、社会团结；西方或国际语境下的社会工作侧重点在个体，重在福利服务、微观治理，促进服务对象个体对社会的适应。四是方法不同。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参与主体是多元的，西方或国际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则是专业社会工作的主场。

　　党的社会工作集中体现了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核心内涵和本质要求

　　如前所述，党的社会工作主要属于中观层面的社会工作，同时也贯通宏观、微观层面的社会工作，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群众性，并体现科学性、专业性的要求，是我们理解新时代社会工作核心内涵和本质要求的重要抓手。

　　其一，“社会”领域是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所催生的：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巨大变化，使非公领域大量出现并成长壮大；社会结构转型带来社群自治领域的扩大，个体通过自治方式管理公共事务的领域不断拓展；数智社会的到来催生了越来越多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社会的整合凝聚成为治国理政的新议题。这些新变化、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坚持党的领导、创新社会治理提出新要求。党中央加强顶层设计、布局谋划，通过高效开展社会工作拓展联系人民群众的渠道，同时让人民群众有序参与治国理政，有利于扩大、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社会基础，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其二，基层（社区）是党的社会工作的主要场域。基层（社区）在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基层（社区）是连接千家万户的枢纽，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空间，也是矛盾纠纷的集中爆发地和交汇地，其治理成效直接关系民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关系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另一方面，党的社会工作推进基层（社区）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重要路径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全面整合政府、社会、市场和个人资源，实现多元主体紧密联结和互动。而基层（社区）是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重要活动平台，是党征集人民意见建议、凝聚服务群众的主要场域，是实现“五社联动”的重要抓手。

　　其三，党建工作、群众工作是党的社会工作的主要方法路径。党建工作是群众工作的组织保障，群众工作是党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党的社会工作主要起源于群众工作，并进一步将党建引领嵌入基层治理、“两企三新”服务等日常实践中，以党的领导推动社会再组织化，增强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为夯实党的执政根基、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提供坚实社会基础。目前，我国新就业群体总量已达8400万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从业人口数以亿计，覆盖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和层面。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工作、群众工作，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社会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语境下社会工作的自主创新价值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与西方或国际语境下的社会工作有较大差异，这实际上提出了结合本土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社会治理需求，突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局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实务体系、体制机制的迫切要求。

　　打造本土语境社会工作的基础理论。其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社会工作、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议题作出系列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根本原则、价值取向、发展方向、重点任务、基础保障等，是新时代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其二，立足中国式现代化现实需要。西方或国际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基于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假设，强调个体对社会适应的“人在情境中”。中国语境下的社会工作则强调个体与环境的互构，既注重对作为服务对象的个体自身拥有的内在潜力的激发以适应环境，更关注环境对人的影响以及个体潜力的激发、内生动力的开发对环境的影响，突破了西方或国际语境下社会工作局限于微观领域的不足，使个人与社会互构理论、国家与社会互构理论、政党与社会互构理论等成为中国社会工作基础理论。其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共同体”“共同富裕”等理念融入社会工作，形成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社会工作目标；汲取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吸收“仁爱”“和谐”“兼爱”“秩序”等思想理念，发展以“家国同构”“集体优先”为特征的本土社会工作伦理框架。

　　建构本土语境社会工作的实务体系。其一，建构适用于本土语境社会工作的方法体系。突破西方或国际语境下社会工作“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社会行政”方法局限，探索适合中国社会关系的干预方法和策略。例如，注重从群众工作法、党建工作法以及新时代枫桥经验等党的社会工作实践中汲取灵感和经验，形成本土特色鲜明的社会工作方法。其二，打造适应新时代社会治理需要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党建+社工”协同治理模式是基层治理的一个创新，其通过社会工作嵌入基层党组织（如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社区邻里中心），形成政府主导、社工支撑、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服务机制，在各地得到很好推广。围绕社会工作重点“三新两基一服务”，还应继续探索适宜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如针对外卖送餐员等新就业群体的“党建+社工+平台+社区+消费者”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其三，跟踪数智技术的迭代发展，构建互联网+社工、元宇宙社工、智慧社工等数智时代的社工创新模式，推动社会治理的数智化、专业化、精细化、高效化。

　　推动本土社会工作与国际社会工作交流互鉴。基于国情实际、传统文化和发展需要建构和发展中国社会工作自主的理论体系、实务体系，强调本土语境社会工作的政治性、治理性、层次性、社会性、群众性等特色，是推进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要；同时，创新发展本土社会工作，也需要借鉴吸收国际社会工作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立足新时代中国社会建设、社会治理需要，挖掘和提炼社会建设、社会治理传统资源和现实经验，吸收借鉴西方或国际语境下社会工作中体现人类社会建设、社会治理普遍规律的理论与经验成果而发展起来的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必将对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体系创新，以及发展中国家推进社会建设、社会治理贡献智慧方案。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1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