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生风义兼师友

——书信里的陈垣师生

作者；周维强（浙江教育报刊总社编审）

一九四七年四月，陈门四翰林合影。左起：余逊、启功、柴德庚、周祖谟

　　20世纪40年代，辅仁大学有四位青年教师才华横溢、学问精湛，后来在历史学、文献学、古代文学等领域作出重要贡献，成为开宗立派的大家。序齿而排，他们分别是余逊（1905—1974）、柴德赓（1908—1970）、启功（1912—2005）、周祖谟（1914—1995）。他们都深获辅仁大学校长、史学大师陈垣先生的器重。

　　陈垣家有三间南房为书房兼客厅，四人常在此向陈垣问学。文字学家沈兼士戏称四人为“陈门四翰林”“南书房四行走”。

　　历史学家柴德赓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一书里，柴德赓与陈门另外三“翰林”之间的书信，给我们留存了陈门师徒的趣味、品性和治学的风貌。我们从中可以重温先贤风范。

刘乃和、启功题跋《励耘书屋珍藏汪容甫先生临圣教序》（局部）

　　一

　　历史学家余逊，字让之，余嘉锡先生的哲嗣，湖南常德人，任教于辅仁大学史学系。1945年至1946年，余逊给在重庆的柴德赓写了3封信。这些书信主要述及北平师友近况，包括生活和著述。述生活者，如1945年3月6日的信，其中说“友朋中惟仲益、颖明善于居积，生活差适，余则大抵艰窘”。仲益，即陈仲益，陈垣先生次子；颖明，即陆宗达，治文字训诂之学。居积，即囤积意，出自东汉王充《论衡·知实》：“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余逊信里的意思是说仲益、颖明善于治生，所以生活还过得去。陆宗达当时也在辅仁大学国文系教书，从信中可知，专治文字训诂之学的陆宗达似并非“书呆子”，而是把生活打理得很好。但陆昕撰著《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中提到，陆宗达是“不管家的”，“油瓶倒了都不带扶，一辈子当甩手大掌柜”。也许合理的解释是：陆宗达富家出身，家境宽裕，太太善持家，生活还不错。

　　余逊的信里说到了师友学问著述情况，1945年3月6日信里讲到陈垣“方草创《通鉴胡注表微》篇目”；1946年5月9日信里说到《辅仁学志》十三卷合期的主要篇目，“家严之稿已排竟，次为兼士先生之《石鼓文考释》，再次则为孙子书、周燕孙之作。援师之《胡注表微》亦将于此期内印竟。”“家严”即余逊父亲余嘉锡，兼士即沈兼士，孙子书即孙楷第，周燕孙即周祖谟。《胡注表微》即陈垣在抗战时撰著的《通鉴胡注表微》一书，亦是陈垣发扬之“有意义之史学”，以史学暗喻民族气节。1946年5月9日信的最后，说到武汉大学史学系聘余嘉锡事，武大给了余先生相当的优惠，“每周任课六小时，功课随意开设，许以最高待遇”。余逊在信里说，余嘉锡对武大的邀请“已婉辞谢之矣”，辅仁大学相留固然是一方面，余嘉锡本人的去留决定则显然尤为重要。

　　二

　　周祖谟，字燕孙（燕荪），祖籍杭州，北京出生，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周祖谟是余嘉锡的女婿。这部书信集里收录了周祖谟1945—1960年间致柴德赓的6封信。家庭生活、师友亲朋、学问著述乃至社会诸相，无所不谈，而且几乎都是长信。

　　1945年3月18日的信里说：“……我一定要自勉，我不一定有成就，可是我有□□不息的精神。一年来治学的方面比从前稍广，手边要作成的书已经时时着手，其中也许要有一二稍微精彩的，容我慢慢地再告诉你。”这里说的“着手”的书，1945年10月23日的信里，说了具体的著述内容，如《说文校笺》《方言校笺》《释名笺疏》《等韵学》《中国文字学史》《比较训诂学》《洛阳伽蓝记校注》等。当时周祖谟也就三十出头，正是青春年少。有趣的是，1945年11月19日信里还说到了启功的字画，“元伯的画在此地非常吃香……他这家伙，不像从前那样好求了，三年中的三个扇面他就没给我画一个，原件都上展览会上去了。今年我真没有用的了，从新买了一个交他，见面就催，他只说‘该打屁股……’，宁挨打，也不画……”这段描述，真是精彩至极，年轻人间的“顽皮”纤毫毕现。1946年5月28日信的末尾，周祖谟告诉柴德赓，时任北京大学校长傅斯年“挽弟入北大为专任，此刻尚未决定去就”，因为“八年以还，辅仁对我不薄，是以尤迟迟不决”。这和余嘉锡辞谢武大之聘，可以相映照，他们都对辅仁有感念之心，所以也就不能仅因待遇就舍辅仁而他就。

　　周祖谟几乎每封信里都询问柴德赓的著述，1945年3月18日信里有“你那边看书也许不要太难，还是忙一两件名山事业吧”。1945年10月23日信里说：“青峰，你又有什么著述？都请你们说的像我这样详细……”1945年11月19日信里，周祖谟说：“听说你要作一篇‘金墉城考’，那再好没有了。一则以老兄之思茗盈泉，复为文章，必大有可观。一则足迹所至，与史乘相发，亦必较空谈扪烛之说为可信……这是不可少的一篇大文。”世事艰难，年轻朋友间相互砥砺，这真可入“新世说”的“师友篇”了。

　　予生也晚，30多年前读大学时，专治声韵训诂之学的周祖谟先生已经耄耋之年了。在这部书信集里可以看到，周先生年轻时也是活泼泼的，文笔清朗，也“多愁善感”着呢。1945年3月18日周先生从北平给远在重庆的柴先生的信里写道：“……我常常萦念过去在一起吃饭、一起谈笑的乐趣，而今邈不可得，不禁有凄清索寞之感。尤其当我坐在子高先生的椅子上的时候，格外想念故人了！翠森森的槐树，笼罩着整个的院子，那是我最常逗留的地方；薰风徐徐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常谈的时候。我最喜爱你的天真；我敬慕你对人的那种热诚，那种亲切岂弟的颜色……”1945年10月23日周先生给柴先生的信里写道：“我喜爱江南，甚于我的家乡（指北京）。我喜爱那清朗的日光照在那遥遥的远山上，衬起浅浅的清溪，划起那轻轻的画鹢，看那无边明媚的春景。我喜爱那长江的浩荡，听那咿呀的摇橹，赏雪后的杏花，春初的杨柳……”这才情，这清丽生动的文笔，一点儿都不输散文家。

　　三

　　启功，字元白（元伯），满族，北京人，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国文系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这部书信集收录了1947—1964年间启功致柴德赓的11封信。启功和柴德赓之间的通信，谈的最多的，一是老师陈垣先生近况，再则就是问学之事。

　　1964年2月4日，启功写给柴德赓的信里，说到他在武汉博物馆里见到的章学诚一札，“无上款。首云：‘秋帆先生以宋元《通鉴》委弟复审，弟性能拓观于书外，而不能细勘于书中，兄所知也……’”引了这些话后，启功又加按语：“此真得失寸心知也，所谓拓观书外，是瞎发空论而已。安有书中尚未观而能拓观书外者乎……”秋帆，即毕秋帆，清代学者。章学诚，清代史学家。陈垣认为章学诚读书少而好发议论，所以史学不可从章学诚入手。柴德赓在辅仁大学讲授清代学术史，也说章学诚“主义多，所作者无多，史学中之议论派，少实在东西”。这或者也旁证了陈门师徒的治学风格：博学而实证。

　　1955年12月26日启功写给柴德赓的信，可见出启功年富力强时精进学业的状态：“文化建设高潮，即将到来，实已到来。我辈之足以稍堪贡献于人民者，端在学术——即或是旧技术、旧记问，今日若不拿出，不赶快拿出，真不应该也。今后吾二人通信，相约必须提到‘笔动（著述）到哪里了’之一内容，而‘眼动（学习、用功）到哪里了’即在其中矣。此‘条约’愿为‘签署’乎？一笑！”在这封信里，启功又说他在书店看到“某人（忘其名）所出之《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一小册，未细看，略翻之，与兄之大作性质相类（不知是否援师学生笔记发表），如是其自撰，又不知有何优缺点，深思前者弟之建议竟为他人先矣。然亦不碍后出居上……”这里说的“某人”即张舜徽，“援师”即陈垣先生。这段话可知，当时柴德赓已有后来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史籍举要》书稿，“深思前者弟之建议竟为他人先矣”意思是启功曾建议柴德赓出版书稿，但竟让别人先出了类似的书。启功信里明白无误地说是“兄之大作”，则可知启功当时即认为这是柴德赓所撰著，书中当传承了陈垣的学术见解。

　　姜亮夫年轻时在清华读书，师事王国维、梁启超等大家。姜先生在文章里回忆：“在清华这个环境当中，你要讲不正当的话，找一个人讲肮脏话是不可能的。先生同先生、学生同先生、学生同学生，碰见了都是讲某个杂志上有某篇文章，看过了没有。如都看过两人就讨论起来，如一方没有看过，看过的就说这篇文章有什么好处，建议对方去看。”我读陈垣门下“四翰林”的书信，也生出了这样的印象。而这才是高等学府应该有的气象，“襟期潇洒，意度廓落”。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13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