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卢燕新（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

　　唐人选本存在“标榜之风”，说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国秀集〉提要》：“梁昭明太子撰《文选》，以何逊犹在，不录其诗，盖欲杜绝世情，用彰公道。今挺章与颖，一则以见存之人采录其诗，一则以选己之诗为之作序，后来互相标榜之风，已萌于此。”不难看出，《〈国秀集〉提要》所谓选本的“标榜之风”，其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以见存之人采录其诗”，一是“以选己之诗为之作序”。

　　《国秀集》今存，较早者有秀水沈氏藏明翻宋刻本。现存各本，集前有序，均未署作者姓名。集末有跋，谓“《国秀集》三卷……天宝三载国子生芮挺章撰，楼颖序之……颖五篇，亦在其间……元祐戊辰孟秋……龙溪曾彦和题。”据曾彦和跋，楼颖撰写了《国秀集序》。同时，跋所谓《国秀集》选“颖五篇”，亦见于今存诸本卷中。若此，则《国秀集》确有“标榜”之嫌疑。

　　然而，以四库馆臣所云“标榜之风”的两个基本要素衡量，谓“后来互相标榜之风，已萌于此”则不够准确。探查见存典籍，唐人选本的“标榜之风”，至少可以上溯至慧净编《续诗苑英华》。该选本，集前有刘孝孙序，事见《续高僧传》卷三：“慧净……撰《诗英华》一帙十卷，识者怀铅，采其冠冕。吴王谘议刘孝孙，文才翘拔，为之序……”刘孝孙拜“吴王谘议”，见《旧唐书》卷七二《褚亮传》附《刘孝孙传》。据两《唐书》之《高祖本纪》《太宗本纪》及《旧唐书·刘孝孙传》，知刘孝孙约贞观十五年（641），为李恪谘议参军，寻卒。因此，《续诗苑英华序》当作于贞观十五年前后。

　　《续诗苑英华》今佚，但诸典籍仍保存有其零星事迹。《郡斋读书志》卷二〇“总集类”《续古今诗苑英华集》载：“辑梁武帝大同年中《会三教篇》至唐刘孝孙《成皋望河》之作，凡一百五十四人，歌诗五百四十八篇。孝孙为之序。”《唐音癸签》卷三一“集录”亦曰：“唐人选唐诗，其合前代选者，有《续古今诗苑英华集》。”注曰：“唐僧惠净辑，自梁至唐初刘孝孙止，十卷。”引文所谓“《续古今诗苑英华集》”即《续诗苑英华》，“惠净”即“慧净”。《成皋望河》今存，见《初学记》卷六《地部中·河第三》、《唐诗纪事》卷四“刘孝孙”条、《全唐诗》卷三三，题均作《早发成皋望河》。刘孝孙序今存，收录在《全唐文》卷一五四，题作《沙门慧净诗英华序》。据此知，刘孝孙为《续诗苑英华》题序，《续诗苑英华》也选录了刘孝孙的诗。以四库馆臣论品观点衡量，唐人选本，至晚在贞观十五年前后编成的《续诗苑英华》中，就有了“互相标榜之风”。

　　纵观唐人选本，其“标榜之风”不惟“互相标榜”一种形式。除《续诗苑英华》《国秀集》等选本所见“标榜”的特点外，常见者，还有以下两种：

　　第一，为编者自己“标榜”。即编集者在编纂选本时，收录其本人之作。如上所论芮挺章《国秀集》，跋谓“《国秀集》三卷……挺章二篇……亦在其间……”《国秀集》选芮挺章诗，见选本卷下，二首诗题为《江南弄》《少年行》。又如《玉台后集》，《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宋史·艺文志》题名李康集撰，余者皆题名李康成。该集，《郡斋读书志》卷三“乐类”谓“二百九人所著乐府歌诗六百七十首”，刘克庄《后村诗话续集》卷一也有类似记载，并谓“中间自载其诗八首”。据此知，《玉台后集》不仅“自载其诗”，而且，采录诗什远高于选本摘撷诗人诗什的平均数。

　　第二，为亲朋好友扬名。如《箧中集》，序谓“自沈公及二三子，皆以正直而无禄位，皆以忠信而久贫贱，皆以仁让而至丧亡。异于是者，显荣当世。谁为辨士……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命曰《箧中集》。”序谓选编对象为“沈公及二三子”，但问题远不止于此。《箧中集》今存，凡七人，诗二十四首。其中，录其弟元季川诗四首，数量仅次于孟云卿五首，与沈千运、张彪并列第二。换句话说，元结所谓“正直而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仁让而至丧亡”者，即指其弟等七人。重要的是，《箧中集》愿为诸人充当“辨士”，使“沈公及二三子”能够“显荣当世”，其“标榜”心态显而易见。又如裴潾选《大和通选》三十卷，《旧唐书》卷一七一《裴潾传》曰：“集历代文章，续梁昭明太子《文选》，成三十卷……当时文士，非素与潾游者，其文章少在其选……”可见，《大和通选》选录诗文，以是否与“游”为选录标准，其“标榜”之旨亦是十分明显的。

　　唐人选本为什么会出现“标榜之风”？其关键是声名意识的影响。唐人何以重声名？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

　　第一，科考的驱使。《旧唐书》卷一四七《高郢传》载：“时应进士举者，多务朋游，驰逐声名。”白居易《与陈给事书》亦称：“伏以给事门屏间请谒者如林，献书者如云，多则多矣。然听其辞，一辞也；观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过有望于吹嘘剪拂耳。”对此，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十章《进士行卷与纳卷》指出：“外地士子始到京师，就先要拜访名公巨卿，借他们的称誉而造成文名，就大有利于登科。”可见，有声名者，参加科考很可能会占得先机。因此，为了科举及第，应举文士往往热衷于对声名的追逐。

　　第二，立功的需求。如王勃《为人与蜀城父老书（二）》：“然则拾青紫于旦暮，取功名于俄顷；演文物而动寰中，腾声名而振天下。”不难看出，在王勃文中，“取功名”“动寰中”“腾声名”“振天下”是紧密联系的。又如，杨炯《从甥梁锜墓志铭》：“由是交通遂广，声名益振。朱家大侠，滕公有然诺之言；剧孟过人，袁盎有逢迎之礼。”“朱家”“滕公”，典出《史记·季布传》。“剧孟”“袁盎”，典出《史记·袁盎传》。“朱家”句谓朱家侠义救季布而名闻当世，“剧孟”句云剧孟以“过人”而获得袁盎礼遇。据此可知，唐人重“声名”，是和功业追求有密切关系的。

　　第三，流芳后世志愿的影响。如萧颖士《为陈正卿进〈续尚书〉表》：“声明不足以垂后裔，其于帝道疏矣！”颜真卿《送福建观察使高宽仁序》：“振肃风纪，表仪一方。尽致君泽民之道，使声名流芳史册。”柳宗元《上桂州李中丞荐卢遵启》：“故凡明智之君子，务其巨以遗其细，则功业光乎当时，声名流乎无穷，其所以激之于中者异也。”很显然，唐人不仅关心“致君泽民之道”“功业光乎当时”，亦十分看重“垂后裔”“流芳史册”“流乎无穷”。甚至是，留名后世更受文士关注。

　　因此，缘于社会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唐人十分重视声名。而选本恰有博取声名的功效，这正好迎合了唐人立名的旨趣。如《正声集》，刘肃《大唐新语》卷八“文章”云：“后孙翌撰《正声集》，以希夷为集中之最。由是稍为时人所称。”很显然，因为《正声集》以刘希夷为“集中之最”，故其方才知名“时人”。因此，有些选本编辑家在声名意识的助力下，自然而然就生成了“标榜之风”。

　　但也应看到，唐人选本虽有“标榜之风”，但热衷于此者，并非常态。如《河岳英灵集叙》称“如名不副实，才不合道，纵权压梁、窦，终无取焉”。窦常选《南薰集》三卷，《郡斋读书志》卷二〇“总集类”载：“其序云：‘欲勒上中下，则近于褒贬，题一二三，则有等衰，故以西掖、南宫、外台为目，人各系名、系赞。’”可见，殷璠所遴选的目标对象是优秀诗什。窦常纂集，自觉排斥“褒贬”“等衰”等做法。又如，孟利贞编《续文选》、卜长福纂《续文选》、徐坚等集《文府》，宋唐士耻《灵岩集》卷三曰：“孟利正、卜长福之《续文选》，卜隐之《拟文选》，膛若乎其学步矣，徐坚《文府选》云乎哉！”李吉甫选《类表》五十卷，《通志》卷七〇《艺文略八》表章类曰：“唐世章奏，分为门类。”很显然，这些选本，或有所傍依，或以选录诗文为旨归。因此，这类编集家既无声名之志，自然不会沾染“标榜之风”。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1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