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钩沉】

　　作者：纪昌兰（信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宋代倡导以文治国，社会文化发展繁盛。翰墨书籍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媒介，受到广泛重视，于帝王而言更是承载着“千古治乱之道，并在其中”的功能，其收藏和保存受到极大重视。宋代馆阁曝书会即是国家藏书机构馆阁在曝晒展览翰墨书籍之际举行的聚会活动，堪称当时一项具有标志性的文化盛事。

　　一

　　宋代馆阁实际上包括了秘阁与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院），元丰年间改革官制，三馆、秘阁并入秘书省，此后一直到南宋依旧延续馆阁之称。宋代，馆阁是国家的正式藏书机构，具有国家图书馆性质。其中，以史馆藏书为主，除史书外，还藏经部、子部、集部图书，所藏最多、最全。秘阁则是特藏机构，大致包括原藏三馆中的真本（经过校定的定本）书籍，书画真迹，有关天文、占候、谶纬方术之书，御制、御集、诗赋等图书（参考傅璇琮主编：《中国藏书通史》）。

　　随着五代十国纷争局面的结束，宋初，为了充实书籍储备，“削平诸国，收其图籍”，此后“遣使购求散亡”，因而“三馆之书，稍复增益”（《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朝廷通过各种途径广泛搜集和整理图书。经过各方努力，到宋真宗朝，集太祖、太宗两朝图籍总数，馆阁藏书达3327部、39142卷之多，是宋初的三倍。到宋仁宗、英宗两朝，藏书总数又有所增益，历经神、哲、徽、钦四朝，藏书日益丰富起来。为了避免重复统计，“三朝所录，则两朝不复登载，而录其所未有者。四朝于两朝亦然”。因此，自熙宁以来“搜访补辑，至是为盛矣”，总数达6705部、73877卷，藏书规模相当可观，有宋一代“右文之意，亦云至矣”。北宋末年遭逢靖康之难，“宣和、馆阁之储荡然靡遗”，如此丰富的图书收藏不幸在战火中损毁殆尽。南宋建立之初，宋高宗“移跸临安，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搜访遗阙，屡优献书之赏”，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而馆阁编辑，日益以富矣”（《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至此直到南宋灭亡，朝廷对于藏书事宜一直颇为用心。

　　为了便于对馆藏书籍进行妥善管理和储存，朝廷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尽量避免蠹烂腐败、毁损等现象出现。防火为宋代保护书籍的重要举措。一旦遭遇火灾，书籍受到的损坏是毁灭性的。如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四月，位于禁中的荣王元俨宫发生大火，“自三鼓至翌日亭午乃止，延烧内藏左藏库、朝元门、崇文院、秘阁”，以致于“书多煨烬”（《宋史》卷二〇二《艺文志》）。南宋绍定年间禁中“火灾，书多阙”（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鉴于此，朝廷对于馆阁等国家藏书机构所在之处的防火监管十分严密，屡次下令厉行防火之禁，诸如“阁宿官遇假日，不许设火，亦无灯烛”（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之类规定屡见不鲜。

　　除了严格防范火灾之外，宋代常见保管书籍的方式还包括香药防虫蠹、抄写誊录、曝晒等。当时，使用香药驱虫防蠹十分普遍，尤以芸香最为典型。芸香是一种香草，“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污，辟蠹殊验”（沈括：《梦溪笔谈》卷三）。宋人认为芸香“采置书帙中，即去蠹”（陈直：《寿亲养老新书》卷二《芸香》）。宋时芸香被广泛运用于各个公私藏书场所，馆阁等国家藏书机构也常用芸香进行驱虫防蠹。

　　抄写誊录是另一种常用的书籍保护手段。天圣年间，朝廷下令馆阁各置编定、编校官一员，对崇文院“岁久多蠹，散失不完”的白书用特制黄纸誊抄以绝蠹败。黄纸是经特殊工艺制造而成的纸张，据沈括回忆，嘉祐年间朝廷专门设置八名编校官，对馆阁藏书进行编校整理，“悉以黄纸为大册写之”（沈括：《梦溪笔谈》卷一）。以黄纸为大册书写不仅美观大方，且具有独特的防腐避蠹作用。宋人姚宽根据《齐民要术》中关于纸张“浸蘖汁入潢，凡潢纸灭白便是，染则年久色暗，盖染黄也”的记载，强调“古用黄纸写书久矣。写讫入潢，辟蠹也”（姚宽：《西溪丛语》卷下），强调了黄纸的特殊辟蠹功效。与黄纸之功能类似者还有椒纸。淳熙年间，臣下奏闻所藏《国语》等书“多为蠹鱼伤牍，不敢备进上览”，因而“奉敕用枣木椒纸各造十部”。此处所提椒纸亦属于特制纸张，同样具有良好的辟蠹功效。对此，清末著名藏书家叶德辉指出“宋时印书纸有一种椒纸，可以辟蠹”，“椒纸者，谓以椒染纸，取其可以杀虫，永无蠹蚀之患也”（叶德辉：《书林清话》卷六《宋印书用椒纸》），对于椒纸的防蠹功能予以肯定和赞赏。

　　定期曝书是宋代保护书籍的一种普遍做法。曝书即是对所藏书籍进行曝晒以达到杀虫、防霉变目的的一种保护措施。古人通常会选择在仲夏阳光明媚的日子里进行曝晒。东汉人崔寔记载：“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陶宗仪：《说郛》）。曝晒书籍既可防潮去蠹，操作简适便捷，又能够在曝晒过程中仔细翻检浏览，欣赏翰墨笔迹，徜徉于书山墨海，别有一番情致。曝晒书籍也因此逐渐成为一种受到宋代文人士大夫喜爱和广泛推崇的书籍保护措施。

　　定期曝晒也是宋代保护馆藏书籍的常见方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杂说》中强调曝书最佳时节当为五月到七月中下旬，宋时朝廷所选曝书时间与贾思勰所倡大体相当。北宋时期，秘书省曝晒所藏翰墨书籍自五月一日始，至八月罢（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南宋时期，秘书省年例入夏曝晒书籍，自五月一日为始，至七月一日止（陈骙：《南宋馆阁录》卷三《储藏》），总体看来，两宋馆阁曝书活动持续时间都相对较长。

　　二

　　宋时馆阁曝书会源起于馆阁曝书活动。按照常例，这一时期“秘省所藏书画，岁一暴之”（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众臣僚借晒书之机参观浏览翰墨书籍，朝廷通常会择日于馆阁所在地设宴，“岁于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即反映了这种状况。通过设宴观书活动,“帝欲其知文儒之盛”（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以彰显国家对文臣礼遇隆厚之甚及对文化事业的特别重视。

　　作为宋代历史上颇具特色的文化盛会，曝书会早在太宗时期就初具其形。宋太宗时后苑设有书库，“皆藏贮图书之府”，秘阁“每岁因暑伏曝熭”，曝晒之余,“近侍暨馆阁诸公张筵纵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叙国朝求访》）。众人观赏品评翰墨书画、把酒畅谈，尽显文化盛会特色。此后，大致沿袭馆阁曝书设宴之做法，所谓“皇朝故事，以七月七日为晒书节，三省六部以下，各赐缗钱开筵宴，为晒书会”（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二六《赐筵会》），即是如此。

　　北宋后期，宋徽宗对于书画图籍之类文化诸事推崇备至，曝书会的举行愈显正式隆重。宋徽宗时曝书会所见不仅包括图书、字画，尚有古玩、器皿等；宴席酒食之事则由有司全权负责，聚会结束后众人“题名于榜而去”。因此，人们认为这一时期曝书会“最为盛集，前此未有”（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

　　南宋初年，由于经历靖康战乱，加之朝廷迁驻临安，馆阁图书在战火和流徙过程中几乎损失殆尽，曝书会之设更是无从谈起。随着朝政建设的日渐稳定，南宋朝廷重新搜集、整理馆阁图书，重设曝书会也被提上日程。绍兴十三年（1143年），在临安府王唤之建议下，曝书会得以于七月恢复举行。曝书会上众臣僚观赏品评内廷翰墨书籍、切磋文思、交流心得，渲染之下充分显耀宠遇文臣和重视文化事业之意。参与者浏览观赏之余尚有书籍、碑刻拓本可得，并有皇帝御笔作为石刻拓本赐赠。曝书会结束后一般会将他们的名衔刊刻于碑石上，与北宋时期曝书会后“题名于榜”之做法如出一辙。对比之下，稍有不同的是南宋时通常派遣押宴官主持曝书会，更加彰显郑重之意。

　　两宋馆阁曝书会之举行具有时代的延续性和文化的传承性。除去受天灾、战争等因素影响而废罢之外，基本上循行旧例如期举行。曝书会之长盛不衰，既是受宋代以文治国理念之影响，又是彰显其意的产物，二者相互影响，互为表里。

　　三

　　宋代馆阁曝书会极具时代特殊性和政治文化意义。宋代“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七四《经籍考》），践行以文治国理念。朝廷通过营造参会者身份之尊贵、赠予礼物之雅致、会后刊刻题名之郑重等，建构曝书会所呈文坛之佳话、士林之盛事印象，总体营造出浓郁的文化氛围。传宣之间引领朝野上下形成重文习文的行为意识和社会风尚，熏陶浸染之下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繁盛起到了促进与推动作用，愈加凸显国家文治之繁盛景象。这也是宋代馆阁曝书会自创设以来，除去不可避免的天灾、国丧、战争等特殊因素外能够得以持续举行且受到朝野上下一致推崇的重要原因。清人沈兆澐就认为宋代馆阁曝书会“其制綦重，盖亦慎守典策之意”（《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卷二二），揭示出宋代循例举行曝书会所蕴含的特殊政治文化意义。

　　宋代馆阁曝书会是以国家名义而开设的文人雅集，兼具图书博览会色彩，各方宣传打造之下俨然成为一场颇具声望的文化盛宴，也是宋代推行以文治国政策的组成部分。早在宋初太宗就曾宣称“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显示出宋代以帝王为首的统治集团对以文治国理念的推崇与肯定。翰墨书籍的搜集、勘校整理到保管，曝书会的举办与宣传等系列文化活动，都是这种治理策略的实践和具体表现，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宋代社会浓郁的文化氛围和人文气象。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16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