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里念故乡】

　　作者：於可训（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作家）

　　文学与故乡，是一个永远的话题。无论古今中外，也不管有意无意，文学创作与作者的故乡，或隐或显，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的创作也不例外。我写过一些与故乡无关的作品，但真正触动我的情思，让我产生强烈创作冲动的，还是故乡的景物人事。我的许多作品，便源自故乡的记忆，或以故乡的景物人事为背景和原型。

　　我的故乡地处鄂东，在鄂皖赣三省的交界处，素有“鄂东门户”“吴头楚尾”之称，自汉代置县，县名由寻阳而永兴，由永兴而新蔡，由新蔡而黄梅，迭经变化。

　　黄梅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唐以后，“黄梅禅”闻名天下；清以降，黄梅戏四海传播。从瞿九思到汪可受，从汤用彤到废名，文脉绵长；从挑花技艺到岳家拳术，民间文化遗产丰富，崇文重教，民风淳朴。

　　我的家在黄梅中部的太白湖区，这里原为长江故道，更早的时候，在古彭蠡泽内，后来水泽变小，江水南移，就留下了许多湖泊，太白湖是其中之一。

　　太白湖是一个淤泥湖，我们那儿叫“烂泥湖”，有一条河从大别山深处流出来，是它的主要水源之一。我在小说中，常把它叫作后河。太白湖的水流往长江，有一条港，通向古雷池（今为龙感湖），由那里入江。

黄梅戏深受老百姓喜欢。图为黄梅戏演员送戏到老百姓身边。曹锦军摄

　　烂泥湖的水产品种类繁多，龟鳖鱼虾味道鲜美，捕鱼的方法和渔具，在别的地方都没有见过，显得十分特别。我在太白湖边长大，从小就在湖水稻田里摸爬滚打，会干各种农活，也会用各种方法捕鱼。太白湖把我变成一个捕鱼的少年，也给我留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资源。

　　太白湖是黄梅的鱼米之乡，但曾经也是水患频发的地区。山洪暴发，长江决堤，上下夹攻的洪水，时常光顾，三年一小淹，五年一大淹，淹水是家常便饭。大水一来，锅歪灶倒，房倾屋垮，人浮水上，房在人下，县志上记载的“江行屋上，民处泊中”，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历史上淹水是湖区的一大公害，不过也锻炼了湖区人的生存意志，造就了湖区人独特的性格和生存方式，包括独特的村落建筑和房屋结构，也孕育了独特的民间文化和生活技艺。

　　故乡值得称道的事很多，我了解的只是这些片段，故乡给我的烙印很深，我对烙印上的花纹，却只有这些粗浅的印象。

　　我就是带着对故乡的这些片段了解和粗浅印象走出故乡，而后又带着它们走进小说创作的。

　　20世纪90年代初，我写过一篇小说，名字叫《地老天荒》。原意是想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不想写着写着，却把故乡的许多景物人事都扯了进来。我写了故乡的水患，写了水灾后的抢滩习俗，写了乡绅的治水，也写了乡绅女儿和湖区一个青年向导的感情经历。写这个青年向导远走他乡，乡绅女儿生下孩子遁入空门，也写了这个孩子长大后的生活和爱情，直到乡绅的后人从海外归来，寻找这个未曾见过面的外甥。

　　在这个七八万字的小说中，我把自己小时候听来的故事，对村人的印象和对民情风俗的了解，都写了进去。写的时候，又加进了许多我认为应该是这样，这样写才能尽兴的东西。结果发现，我写的是我的故乡，但又不是我的故乡，是故乡发生过的事情，又未必是故乡发生过的事情，包括其中的人物，似有其人，又实无其人。

　　这时候，我发现，我用小说再造了一个故乡。此后，这种再造，就成了我的小说创作的一种自觉和常态。

　　文学创作不是回忆录，文学对故乡的书写，也不是翻拍旧照，或现场写真。即便是凭借记忆，记忆也有“哄骗”人的时候。鲁迅就说过，那些他儿时在故乡吃过的蔬果，后来成为他“思乡的蛊惑”，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鲁迅还说：“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作家回忆中的故乡，大抵如此。

　　明知故乡的景物人事在回忆中，是“哄骗”自己，却仍然要“时时反顾”，原因在于鲁迅说的那一点“旧来的意味留存”，还在于一想起这“旧来的意味”便魂牵梦萦，挥之不去。

　　故乡这“旧来的意味”也牵着我的魂，连着我的梦，让我的创作禁不住要“时时反顾”。

　　我写过一组短篇小说，是取材于我小时候的捕鱼经历和湖村的日常生活。我没有具体写那些过程和细节，只写了那些让我心动的瞬间。我为一个吞虾的少年写了《元贞》，为打鱼归来村巷间古怪的响动写了《归鱼》，为把家禽家畜引为同类的“秀”和“明”写了《生人》，为丢下新娘去追旱脚鱼的“细火”和他的那个不断为脚鱼放生的傻弟写了《追鱼》，为满田畈跑着捉黄鳝凑学费的伙伴写了《国旗》，为养狼猪的“鞠保”的奇遇写了《鞠保》，为江堤决口时刻出现的“龙王”写了《决堤》，为鲤鱼在月光下产籽的美景写了《金鲤》，为少年“胜利”伴着一个捡来的妹妹飘流写了《少年胜利飘流记》，为一群少年的勇气和情义写了《少年行》，如此等等。

　　在其他涉及民间文化习俗的作品如《腊戏》《元宵》《猖日》《赵家姑娘》《书场春秋》中，我也写了一些令人心动的瞬间。这就是我的故乡，是我感觉到的、感动过的故乡，是能触摸、有质感、有温度的故乡。为了这份心动，我甚至不惜变身为鱼，在“大鱼国”里做一回臣民，将我从小与这些水族的交往，跟他们厮混在一起的感情，悉数写进《鱼得水变身记》。这些水族的历史和命运，则通过一个人的突发奇想，被写进了中篇小说《鱼庐记》。这个作品从辛亥年间“想生”的太爷爷想修一个“公庐”，以竟“天下为公”之志，到“公庐”的逐渐解体和重生，是一部人的意志和鱼的命运相交织的小说，也是我写鱼的小说中，一部带有一些历史意味的作品。

　　故乡的历史文化和民情风俗，也让我着迷。我不能走进历史，也不想往来穿越，于是就让故乡的历史成为我想象的空间。我写了《龟话》《龟箴》《龟证》系列作品，都与故乡的“龟”和“禅”有关。

国家级非遗项目黄梅挑花。曹锦军摄

　　我离开故乡到外地求学，告别了我的少年时代，后来又在外面工作，与故乡隔着一段遥远的距离，也隔着一个时代。我意识到，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已然成了我的故乡，我也开始隔着时空打量这块故土。在我的注视中，那些熟悉的人们一一奔来眼底，尤其是对我影响最大的村人和教过我的老师，更是呼之欲出。小时候，我与他们朝夕相处，接受他们的教育，耳濡目染，身历心受。他们让我接受了人生的启蒙，给了我生活的本领，塑造了我的身体和人格。我的身上，积淀着他们的人生经验，留下了他们的生活印记。于是，我写下“乡村教师列传”和“乡人传”两个系列作品，这是我有意以故乡的人事为原型创作的小说，也是我的小说中，怀旧的色彩最为浓重的作品。

　　在“乡村教师列传”系列作品中，我写了从我在村里上民办学校，到去镇上读高小的全部启蒙教育经历。我写了九位乡村教师，包括我的母亲，有六位是教过我的，都实有其人。“列传”所“传”的，虽然不全是他们的经历和遭遇，但也不是凭空想象和向壁虚构，而是那个时代的乡村教育状况和乡村教师命运的写照。我还有意加入改革开放以来三位“教二代”的经历，书写乡村教育的历史全貌和乡村教师的命运变化。这是我献给故乡的一首“教育诗”。

　　在“乡人传”系列中，我写了从事各种职业或兼作别业的各种“乡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相面、拔牙、武师、木匠师傅、饭铺老板娘等等。我写了这些人的职业生涯和人生传奇，也写了他们的“善”和“义”。我小时候受过这些人的影响，得过他们的帮助，他们是那个年代乡村生活不可或缺的生态。

　　我写的是过去年代的故乡，是过去年代的人们和他们的故事。我也知道，故乡发生了许多变化，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美丽乡村”，但每次回乡，一踏上故乡的土地，我眼前浮现的仍然是我记忆中的模样，就像邻居的一个小丫头，已经长成了漂亮的大姑娘，我记得的却仍然是她头上的那对羊角辫。我已经78岁了，无法像年轻作家那样，深入了解故乡发生的变化和乡人的生活变迁，我只能在我对故乡的回忆中，捕捉每一个令我心动的瞬间。也许这瞬间的场景和印象也像鲁迅说的那样“哄骗”了我，但只要那点“旧来的意味”还在，我就要用我的文字把它再造出来，为它保鲜。

　　我已经写了许多关于故乡的作品，写作的时候，我常常会想起当年告别母亲外出求学的情景。春天的原野，油菜已经抽枝长叶，稻田里还白汪汪的一片，母亲站在田畈中间，一动不动。我几次回头，都看见她在望着我的背影。她的身后，是一座石桥，桥下有清清的流水，桥那边，是绿树掩映的村庄。

　　今年春天，我又回了一趟故乡，已是油菜开花的时节，放眼望去，金灿灿的一片。在那一片金黄之中，我仿佛看见母亲还站在田畈中间，一动不动，望着我渐走渐近的身影。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