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敬文（乐山师范学院文学与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庄子》以人生哲学为书写主体，其思想“恢恑憰怪”“洸洋自恣以适己”，其文学“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为我国文化史树立起众多的“范式”与“范畴”。

　　超越性认知范式。庄子以“道”为统摄，开创“齐物”认知范式，超越时空局限与物我界限。世人以“成心”之“小知”，“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遂致“樊然殽乱”；然“以道观之”，则“物无贵贱”“万物皆一”，故庄子“虚己”以观物强调突破感官体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甚者以“死生为徒”，故养生而顺死，如“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有真人而后有真知”，唯此方见“天地之大全”，避免“朝三暮四”只见局部而“喜怒为用”。基于此，《庄子》“从事物相对相形的视角破解人们对特定事物对象的凝定固执的看法”，解构并颠覆传统认知及评价范式。“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故以“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否定世人的“判”“析”“察”，又以“散木”“畸人”喻“无用之用”，以“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的评价范式超越现时社会功利思维。

　　“无为”而“自然”的人生哲学范式。老子之“无为”重以“天”治“人”，庄子则说“无为也。而后安其性命之情”，以“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的生存哲学摆脱“人为物役”的生命困境。《齐物论》南郭子綦以“丧我”超越主体“有为”意识而“与道冥合”以求“去人合天”，是“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的“反其真”，如此方能臻于“无己”“无功”与“无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无待”与“自然”人生境界。魏晋玄学重人格本体论，禅宗亦重心性阐发，故有禅宗是“援庄入佛的创造性的中国产物”（李泽厚《漫述庄禅》）之说，《坛经》即云“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晚明李贽也以“绝假纯真”之“童心”破除理学枷锁。阮籍、嵇康、陶渊明、李太白、苏东坡等，无不受庄子“自然”人生哲学范式之影响。中国文化有了《庄子》才更具韧性，才能以哲学救赎有效缓解生存焦虑。

　　散文范式的突破与新变。一是突破传统叙述逻辑。庄子以“意”涵摄行文，辅以极具开放性、启发性的语言，“意接而词不接，发想无端”，开创“形散”而“神凝”的散文书写范式。“濠梁之辩”“处乎材与不材之间”等极具戏剧化的对话，又在看似“诡辩”或“悖论”中呈露独特人生智慧与高超语言技巧。“不谴是非”的“两行”之言，越“形”得“神”的写意笔法赋予《庄子》深邃哲思与灵动文辞交相辉映的诗化特质。而“答非所问”或“以问答问”叙述范式旨在“离言得意”，如以“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甚至“在屎溺”等，强调“道”的无所不在，对禅宗公案的话头与机锋多有启发。二是“藉外论之”。司马迁言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盖“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故“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先秦诸子寓言多指涉明确，然《庄子》寓言则力避先入之见，故阐释空间极为广阔；又常于寓言中又嵌寓言构成具有内在互文性的寓言叙述体系，且寓言与说理浑融无间，开创“寓真于诞”“寓实于玄”的书写范式，将叙述从历史现实转到虚构象征，成为后世象征文学之典范。庄子善取极具艺术张力之物象，“言大则有若北溟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宏大宇宙与微观生命的极端对比将夸张凝练为浪漫主义文学的经典修辞范式。李白即常以“鲲鹏”自喻，并将《庄子》阔大雄奇之想象发挥到极致。寓言亦经由庄子而逐渐文体独立，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等文体的创作范式。三是自觉的语言范式创新。《齐物论》“言未始有常”“不言之辩，不道之道”与《秋水》“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等语，显示庄子及其后学深知因言辩导致的纷歧淆乱，故《外物》“得意而忘言”明确提出“言意之辨”，并自觉形成“寓言”“重言”“卮言”的“三言”叙述范式，以世俗所谓“孟浪之言”为己“妙道之行”，拓展了老子“不笑不足以为道”的论“道”之言。尤其是吊诡憰怪之“卮言”既跳出了“言意之辨”窠臼，又反映出自觉的语言创新意识，彰显庄子对既成之理的深刻怀疑与解构尝试，是解读《庄子》话语系统之密钥。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严羽《沧浪诗话》“妙悟”或受庄子语言范式之影响。后世以儒或佛解《庄子》者甚众，20世纪以来的马伯乐、史华慈、葛瑞汉、爱莲心等汉学家又突出讨论《庄子》的神秘主义色彩，与《庄子》独特的叙述范式不无关系。

　　在哲学与文学范式的确立过程中，《庄子》还为中国文化史凝练出众多经典范畴，诸如“忘”“适”“梦”“逍遥”“无待”“天籁”“虚己”“技进乎道”“雕琢复朴”等。摭论如下：

　　一是人生哲学范畴的拓展。《庄子》以鲲鹏培风图南开篇，隐喻人的宏大精神境界，进而引出“无待”“逍遥”“无用之用”等人生哲学范畴，旨在批判与重构传统人生价值观。庄子追求“自适其适”的天性复归，提炼出“自”元范畴体系，如“自本自根”“自化自生”“自事其心”等；同时，“自”与“他”、“天”与“人”之辨又指向“自然”范畴。与“自”紧密相关的“适”范畴亦然，郭象即以“适性逍遥”涵括庄子思想，庄子或以“蝴蝶梦”自喻“适志”，或对比“适人之适”与“适己之适”而强调“忘适之适”的理想生存状态。“忘”则是超越“丧己于物”“丧性于形”“丧真于知”的元范畴，由此衍生的“坐忘”以修养工夫论抵达精神自由的人生境界，并被后世佛道人士改造为离情去欲的修道路径，亦契合庄子超越功利的艺术化人生哲学。“心斋”乃“坐忘”之途，庄子以“游心”“静心”“用心若镜”等范畴批评“成心”“师心”与“机心”，对后世关注内心的人生哲学启发甚大。“生”与“死”、“梦”与“觉”范畴也是《庄子》的新创，庄子以“生死存亡一体”的“万物一府，死生同状”消解死亡恐惧，以“薪尽火传”隐喻精神对肉体的超越；以“梦”与“觉”之间的吊诡化解幻梦般的人生境况，启发“人生如梦”范畴的形成。这些人生哲学范畴使我国古代文人士子在“修齐治平”之外有了另一种生命追求。

　　二是从思维范式到美学范畴的转化。《庄子》“离言得意”“无用之用”等思维范式塑造了众多蕴含丰富阐释空间的美学范畴，它们的神会及超功利特质与文艺创作和审美本质相契合。庖丁解牛、佝偻承蜩、解衣般礴等寓言以“身器合一”隐喻“技进乎道”，是中国传统审美“重神轻形”旨趣之源。庄子自出心裁创设的“畸人”首次将丑怪意象引入审美范畴，并以“畸于人而侔于天”阐明其“道通为一”的审美思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则推崇“自然”与“朴素”之“大美”，形成“雕琢复朴”等美学范畴；魏晋名士风流以“清通”为质、以“简要”为形，与《庄子》位列“三玄”且最具审美特质不无关系。“心斋”“虚静”则启发陆机“伫中区以玄览”、刘勰“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等文学批评范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又以“淡”元范畴衍生出“清淡”“平淡”“淡雅”等美学范畴群，形塑着我国传统文化的审美旨趣与风尚。

　　概言之，《庄子》思想之“奇”与文章之“丽”交融无间，开创了哲学散文的诗化表达范式，“那思想与文字，外形与本质的极端的调和，那种不可捉摸的浑圆的机体，便是文章家的极致”（《闻一多全集》卷九）。因此，重新审视《庄子》“范式”与“范畴”的文化史意义，既有助于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活力，也为应对当前愈演愈烈的“异化”倾向提供着智慧的启迪。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2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