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怡（山西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一百多年前，当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中国的文人学者纷纷将之视为解决当时中国思想文化困境的法宝。一时间，中国传统圣贤之学与西方智慧之学的相遇，促使“哲学”替换了“经学”，成为大学的学科门类。然而，自1912年北京大学“哲学门”诞生以来，“中国哲学”这个名称就始终处于各种争论之中，时至今日依然时有讨论。究其原因，这与中国哲学学科地位的最初确立密切相关。基于西方学术分科体系建立的中国哲学学科，无论如何界定“中国哲学”的对象和范围，都难以摆脱中国哲学研究的“学徒状态”。只有立足中国哲学的非比较性特征展开研究，才能深入探索中国哲学的自主形态，彰显自身的独创性，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

　　中国哲学与比较哲学

　　历史地看，“中国哲学”学科的最初确立，是在引进西方哲学及学科体系的背景下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新定位。传统的国故之学在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冲击下不得不改换身份，中国学者们根据西方哲学的概念体系和理论框架，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和思想观念作出重新解释，建构了“中国哲学”学科，由此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即把修身济世的儒道学说转变为认识世界的哲学理论，把培育功夫的道德修养转变为改造社会的哲学主张。参考西方哲学而建构的“中国哲学”名目，由于其显著的比较特征而被置于比较哲学的视域，时常被直接冠名为“比较哲学”而位于各国哲学之列。虽然人们对“比较哲学”的理解存在广义和狭义之分，但研究者们通常把中国哲学解释为通过比较的方式展开自己的研究，远的诸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冯友兰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等，近的有张世英的《天人之际——中西哲学的困惑与选择》和张祥龙的《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等。这种比较哲学的研究模式虽然是通过对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异同比较，试图达到求同存异的主观目的，但其中明显存在西方哲学体系的痕迹，即以西方哲学为框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哲学上的重新解释。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这种比较研究不仅表现为以往西方哲学家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独特兴趣，也表现为当今西方汉学家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新解读。无论是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叔本华和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不同解读，还是柏应理、卫礼贤等西方传教士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翻译，他们的出发点都不只是为了理解中国，更是为了理解自己的哲学和文化，因此，这些研究不应被列入比较哲学。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当代汉学家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工作，为在世界范围内传播中国哲学作出了突出贡献。这些历史和现实的考量，通常被解读为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对话，但都难以进入比较哲学的研究范畴。

　　如果从哲学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上看，我们或许并不愿意把中国哲学视为一种比较哲学，但如果从当下中国哲学的叙事方式上看，我们又很难不以西方哲学作为这种叙事的参照系，无论是对传统哲学的解读还是对当代哲学的论述。这正是中国哲学被视为一种比较哲学的学术根源。当然，我们也可以基于一些客观的历史事实，为这种看法进行某种看似合理的辩护。但把中国哲学视为比较哲学的看法本身，就已经限定了中国哲学的视域，或者说已经接受了西方哲学作为比较参照的前提。这正是导致中国哲学学科始终处于争论之中的重要原因。显然，要真正消除这种学科纷争，首先就要避免把中国哲学视为比较哲学。

　　从比较到非比较

　　从学科上看，比较哲学属于哲学研究领域的专门分支，旨在通过对不同哲学传统的比较分析，弥合不同传统和语言文化之间的鸿沟，因而该分支也被称作“跨文化哲学”。但跨文化哲学研究有别于对不同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后者是从某个哲学传统出发而与其他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如“以西释中”或“以中释西”。然而，无论是从作为哲学研究分支的比较哲学来看，还是从不同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来看，中国哲学都不应当被看作属于其中任何一种。

　　首先，中国哲学主要是指发生于中国的哲学，因而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并不需要以其他哲学传统的存在为前提。相反，如果把中国哲学看作一种比较哲学，就势必使得中国哲学研究变成了对不同哲学传统的比较研究，从而失去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同样，如果把中国哲学看作是必须借助于其他哲学传统才能进行的研究，中国哲学也就失去了其自身存在的独立价值。关于中国哲学学科地位的争论，正是来自这样的比较研究思路。一方面，中国学者在接受和借鉴西方哲学时，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与之对照，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建构了符合西方哲学概念框架的中国哲学体系。由此，“中国哲学”概念自形成之始就被打上了西方哲学的烙印，如胡适和王国维为“哲学”概念在中国思想中的合法地位的辩护，以及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的解读方式。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哲学家们对中国哲学的特殊兴趣，使得他们把中国哲学作为自己思想的“他者”，导致了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中获得了不同的哲学形象，如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中的儒道会通和海德格尔心目中的“天地人神”四方域。从这两个方面看，这种比较研究的结果都使中国哲学必须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方能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出现“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争论的根源所在。

　　其次，比较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比较哲学是要寻找不同哲学之间的沟通途径，因而其研究必须基于对不同哲学的理解，而不是为某种哲学寻找安身立命的根据，如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朱熹与王阳明的比较研究等。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哲学显然不属于这种比较哲学。狭义的比较哲学则是对不同的哲学传统或理论做具体的比较研究，如对孔子哲学与苏格拉底哲学的比较，朱熹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比较，等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通常把中国哲学理解为比较哲学。然而，这种狭义的比较研究依然是以已有的哲学传统为根据的，而不是依据这种比较去确立某个哲学传统的地位。例如，对孔子与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比较研究，一定是建立在对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苏格拉底哲学的透彻了解基础之上的，否则这样的比较研究就失去了根基和本源。这就意味着，对任何不同哲学的比较研究，是以确立这些哲学的存在为前提的，而一旦把中国哲学看作这样一种比较研究，也就承认了中国哲学的独立地位。这显然是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

　　最后，中国哲学学科是依照西方学科体系的模式建立的，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并不能由此推出结论：中国哲学是在与西方哲学的比较中建立起来的。按照比较哲学的定义，这个推论的前提是承认了中国哲学的存在。无论是“以中释西”还是“以西释中”，都是以中国哲学的存在为前提的。所以，中国哲学不可能是一种比较哲学，或是作为一种比较哲学而确立的，也不可能是与西方哲学的一种比较研究。虽然我们可以从比较哲学的视野研究中国哲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哲学可以被作为一种比较哲学来研究。例如，我们既可以对孔子和苏格拉底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进行比较研究，也可以对朱熹和王国维的思想进行比较研究，这样的研究都只能作为中西比较研究或中国哲学研究的内容，但并不能由此断定中国哲学可以作为比较哲学。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必须放弃把中国哲学当作比较哲学的思路，从比较研究转向非比较研究，明确中国哲学作为具有独立范畴体系和理论框架的自主哲学形态。强调从非比较研究的视野出发，也就意味着，无论是与何种哲学传统之间的比较，中国哲学的独立自主性都先于任何比较研究的视野。

　　注重中国哲学的非比较性特征

　　这里的“非比较”不是指不需要比较，而是指不需要把比较作为一种哲学成其为自身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说，比较研究不应成为一种哲学得以存在的前提。中国传统哲学以儒释道以及诸子百家的思想为核心内容，这些思想在西方哲学进入中国之前已有数千年的历史，因而无须用西方哲学作为其合理性的正名根据。中国现当代哲学虽以西方哲学为蓝本发展百余年，但其中讨论的问题以及形成的思想观念却来自中国，用于表达哲学的语言也是中文，这就与西方哲学以及其他非西方的哲学（如印度哲学、日本哲学、非洲哲学等）之间形成了明显的差异。近年来讨论热烈的汉语哲学，正是中国当代哲学中的非比较研究的结果，由此凸显了中国哲学的自主形态。汉语哲学的观念主要来自中国哲学概念的自主性特征，即汉语结构与思想结构之间的同源关系，因而无须以比较的方式获得其自身存在的根据。

　　在通常的哲学解释中，这种非比较性特征被看作是哲学特殊性的一个案例，由此引发了关于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的争议。必须看到，不同哲学传统体现出的特殊性是以哲学共有的普遍性为前提的，否则特殊性也就不复存在了。在共同的“哲学”概念之下涵盖着拥有不同文化传统的特殊哲学，这本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虽然我们无法把某种哲学视为普遍的，但却可以把特殊哲学所共有的普遍特征看作构成哲学学科的要件之一。非比较性特征就是这样一个要件，它提供了特殊哲学得以存在的基本根据。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哲学的非比较性并非只是表明这种哲学的特殊性，而是凸显了这种哲学的自主性，即中国哲学以其独有的思想方法和论说方式，努力跻身于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概念之中。这意味着，在中国哲学中，哲学的普遍性是以特殊性为彰显自身的方式，同时，哲学的特殊性又只有在具有普遍意义时才凸显其价值。

　　例如，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往往被看作是强调个体与整体、人类与自然、主观与客观和谐统一的整体性思维，注重实践和经验积累的实践性导向，强调“道”与“德”的核心地位以及相对主义的“中庸之道”和角色伦理，等等。然而，对立统一的辩证法思想，美美与共的和谐观念，基于经验的理性推理，以及追求至善的道德理想——哲学探讨的这些普遍价值，都曾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在各种特殊的哲学传统之中。中国哲学只是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这些普遍价值，并由此跻身于世界哲学之林。

　　《光明日报》（2025年06月30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