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观察】

　　作者：王晋（西北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近年来，在国内右翼阵营的推动下，以色列的地区政策愈发咄咄逼人。今年6月，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尽管随后达成停火协议，却仍威胁将重启军事行动。同时，以色列的军事重心迅速转向加沙地带，在约旦河西岸多次开展大规模搜捕行动，逮捕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以色列还对黎巴嫩进行空袭，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也频频升级。

　　以色列这种“以力量换安全”的战略思路给本就动荡不安的地区局势埋下了更大风险。首先，频繁的单边军事行动使周边国家及非国家武装组织对以色列的敌意加深，催生了更为激进的报复意愿。其次，军事介入虽然使以色列在短期内获得战术优势，却无法解决地区矛盾根源，反而加剧了巴以和平进程的复杂性。最后，随着阿拉伯世界对和解意愿的动摇，以色列的孤立日益加剧，其战略选择空间进一步受限。以色列所推行的强硬政策，反而将其推入“越打击，越危险”的安全困局。

　　越打击，越危险

　　自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的战略态度由有限军事回应转向全面战争思维，主张彻底摧毁敌对组织。除哈马斯外，以色列对伊朗等地区抵抗势力也实施了先发制人的打击。其强硬姿态折射出战略心态的深刻变化。近年来，以色列右翼与极右翼政治人物在巴以冲突等地区议题上的主张日益激进，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犹太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维尔等人甚至主张吞并约旦河西岸，并加大对加沙的军事打击。即便是中间翼政党领导人，如蓝白党领导人本尼·甘茨、未来党领导人亚伊尔·拉皮德等，也公开支持对加沙地带采取更高烈度的军事行动。

　　以色列采取强硬政策，军事介入地区事务，不仅无法化解地区的深层矛盾，反而使局势更加纠葛，使地区矛盾更趋复杂。区域国家和非国家武装组织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既源于历史上的冲突，也根植于各国内部的族群、教派和政治分歧之中。以色列对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实施强力打击，对也门和伊拉克发动远程打击，进一步激化了其与相关国家的矛盾以及相关国家的内部分歧，使得和平更加难以实现。在巴勒斯坦，哈马斯与法塔赫的和解进程受到严重干扰；在也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加剧了红海地区的局势动荡，地区航运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黎巴嫩，以色列的占领打乱了南部政治生态，使各派关系更加脆弱；在伊拉克，以色列的打击刺激着当地情绪，当地派系裂痕也进一步暴露。

　　以色列的强硬政策不仅侵害他国合法权益，还造成大量无辜平民伤亡，使得地区仇恨不断加深。在黎巴嫩南部，以色列不仅长期控制多夫山地区（黎巴嫩称萨巴阿农场），还进一步控制相关战略要地，构建缓冲区。在叙利亚南部，以色列继续占领戈兰高地，并深入该地区建立系列军事占领区。尤其是在强化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后，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划设多个“军事区”，实施“网格化”管理，导致人道主义援助物资难以进入加沙地带，有效的物资分发与救援机制也难以建立，加沙民众深陷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之中。随着人道主义危机进一步加剧，巴勒斯坦民众对以色列的敌意持续累积。

　　实现和平的基础更难修复

　　近年来，中东地区不少国家之间的关系曾出现向暖趋势。然而，自2023年起，以色列对外战略日益强硬，多点出击，使得其他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和解的政治基础遭到严重冲击。一方面，沙特等国明确表示，除非妥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否则不会考虑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已与以色列建交的土耳其、摩洛哥、埃及、约旦等国国内舆论也纷纷要求政府重新评估对以色列的外交政策。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和平的根源性问题，并与该地区其他热点议题密切相关。中东国家普遍认为，只有推动巴以问题的和平、公正与持久解决，才能实现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正常化。自1993年巴以签署《奥斯陆协议》，开启政治对话解决巴以问题的历史进程以来，无论是2002年沙特阿拉伯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还是2024年第三十三届阿盟首脑理事会会议通过的《巴林宣言》，均彰显地区国家期望停火止战、开启和平进程的真诚意愿。然而，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等地区的种种军事行动，不仅令巴以问题的和平解决遥遥无期，还加剧了以色列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隔阂。在此背景下，中东和平前景愈发黯淡。

　　总的来看，以色列虽通过强硬政策满足了自身对安全的短期需求，但这却是以地区长期安全环境的脆弱化为代价的。以色列的持续高压打击，加剧了区域对抗，更加深了地区形势的不确定性，使本已复杂的中东安全格局更加难以调和。中东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军事手段无法带来持久和平，政治解决地区冲突方能长治久安，开启对话谈判才是根本出路。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02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