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艺文志》与先秦文献世界

演讲人：徐建委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馆 演讲时间：2025年4月

　　徐建委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领域为战国秦汉学术史、文献学史，发表论文多篇，著有《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笺证》《文本革命：刘向、〈汉书·艺文志〉与早期文本研究》等。

　　刘向校书的基本情况

　　《汉书·艺文志》（以下部分行文中简称《汉志》）是《汉书》的第十篇志，也是中国历史上首部官方书籍目录。“志”作为纪传的补充，主要记载礼仪、历法、官制、法律、地理、经济以及典籍等内容。《汉志》是西汉宫廷藏书的目录，历来被认为是了解先秦文献、学术和思想的门径。《艺文志》并非班固原创，而是源自刘向校书的叙录。刘向整理西汉宫廷藏书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校勘学和目录学从此成为专门的学问。西汉时代是先秦典籍由异本并行转向文本凝定的关键时期，这一历史性转折的节点就是刘向校书，记录这一节点变化的文献便是《汉书·艺文志》。

　　公元前26年秋八月（汉成帝河平三年），光禄大夫刘向受命主持整理秘府书籍。根据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证，此次校书共有17人参与，包括刘歆、刘伋、富参等人。刘向主要负责六艺、诸子、诗赋三略，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分别负责兵书、数术和方技部分。刘向每校定一书，均会撰写新定目录和叙录（即整理报告），连同校勘缮写的“新书”一并上呈汉成帝。叙录附在目录之后，介绍此书的整理情况、作者生平、内容提要。这些报告后来被汇总为《别录》。刘歆依据这些详细的整理报告，删繁就简编纂为《七略》，每一部分保留篇目和简单的提要。班固在《七略》基础上进一步精简，最终编成《汉书·艺文志》。他仅增加3家50篇，删减兵家10家，连“六艺略”“诸子略”之名，也都保留了下来。

　　虽然刘向开始校书之时，太常、太史以及长安藏书家的藏书被调用，汉成帝也曾派陈农寻访各地的民间书，但这些“外书”是作为校本来使用的，刘向的工作对象是当时的未央宫藏书，即“中书”。未央宫藏书是逐渐累积起来的。最初入藏的部分是萧何从咸阳抢救出来的秦朝的“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这部分藏书虽然以地图、户籍为主，但亦涵盖经典书籍，如《汉志》所载的《中古文易》。这一批简册至汉成帝时大部分因编绳断烂而散乱，无法使用，因此才需要重新编连、缮写。除秦府藏书外，汉武帝、汉宣帝、汉成帝时期都有书籍入藏，这从《诗赋略》来看最为明显。《诗赋略》中臣子所献辞赋，几乎全部来自武帝、宣帝、成帝三个时期，其中武帝时期的藏书占有很大比例。《汉志》总叙说“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故知武帝时期曾有大量书籍入藏中秘。汉宣帝、成帝有意模仿武帝时期的政治和文化，不仅大臣也会写作辞赋进献，其他类型的典籍也会收入中秘，如汉宣帝时期的石渠奏议，成帝时期的《五行传记》。秦府图书，以及汉武帝、汉宣帝、汉成帝时期入藏的文献构成了未央宫藏书的主要部分，藏于石渠阁和天禄阁，它们就是文献中常常提到的秘府。其中石渠阁尤其重要，汉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曾在此召开过著名的辩论五经同异的会议，即石渠阁会议。三国时代的《三辅黄图》记载说：“（石渠阁）所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至成帝又于此藏秘书焉。”

　　从来源上看，刘向所使用的书籍主要有四类，分别是中书（未央宫秘府藏书）、官府藏书（太常、太史藏书）、大臣藏书（刘向、富参等）、民间书。此次整理工作类似于现代古籍整理，其操作流程是以中书为底本，参校官府书、大臣书、民间书异文，最终为中书写定善本。秘府不藏的图书，并不在刘向校雠之列，秘府有藏，但为善本的图书，也无需进行校雠。因此，《汉志》未著录的著作，不代表刘向未见，亦不代表汉代不存。

　　《汉志》的性质

　　除了班固新增的50篇外，《汉志》里著录的每一本书都经过了刘向、刘歆父子的校勘整理，是“新校本”和“新编本”。因此它是刘向校书的目录，而非未央宫的藏书目录。

　　这些新校勘整理的书，相比于之前的书有哪些变化呢？从流传下来的数篇刘向叙录看，新本相较于旧本，会校定文字、补充脱文、重新编定篇章。我们举三个例子：

　　其一，《尚书》。根据《汉志》《尚书》类的小序，可知刘向使用秘府所藏的中古文《尚书》校勘当时在太学里讲授、宣帝时入藏秘府的欧阳、大夏侯和小夏侯《尚书》，发现这三家的经文有三枚脱简，《酒诰》篇亡失一枚，《召诰》篇亡失两枚。这三枚简的字数或25字，或22字，三家《尚书》的文本相应地也缺25字或22字。此外，25700字左右的28篇《尚书》，中古文和三家仅仅有700多个文字差异。可以看出西汉流行的三家《尚书》与中古文《尚书》的关系很近，它们可能直接源出中古文。今天的《酒诰》《召诰》已经看不出脱简的痕迹，可以推测刘向补充了三家《尚书》中脱失的文句。从其校书流程看，刘向也对那700多个有差异的文字做过勘正，但我们今天无法知道细节了。

　　其二，《晏子》。这部书的叙录完整保存了下来，据此我们可以得见刘向的整个校勘整理流程。秘府所藏的《晏子》有11篇，其中有比例很高的重复篇章。中书之外，汇集备用的校本有太史书5篇，刘向书1篇，富参书13篇。这30篇晏子书总共有838个短章，刘向去除复重，整理出170个短章，按照内容平均分为6篇，前两篇各25章，后四篇各30章。又将那些内容基本相同，但具体故事差异特别大的短章汇集成第七篇，共有27章。最后他为了不轻易遗失古书，将那些不合经术，似乎是战国辩士虚构的18个短章编成了第八篇。刘向在30篇838章晏子书中去除了内容重复的22篇638章，这样算下来新定的《晏子新书》应该有200章才对，但最后是8篇215章，这说明他对很多章还做了分拆或调整，与原来的文献之间已经有所不同，它是当时各类“晏子书”的新校重编本，每一篇都是全新的。

　　《战国策》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藏 光明日报记者 周世祥摄

　　第三个例子是《战国策》。在刘向校书之前没有一本叫《战国策》的书，石渠阁、天禄阁里有一批战国游士针对一些政治、军事和外交事件所做的对策或谋略，对历史事件只是简略提及，内容以士人的游说之辞为主。这些文章有的是真实的记录，但多数都是虚拟的事件和对策，被编成不同的篇或篇组，题目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刘向将这些策谋重编为一部新书，命名为《战国策》。

　　《汉书》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藏 光明日报记者 周世祥摄

　　上述三例由小到大，显示了古文献经刘向校书所发生的改变。除了《周易》《礼记》《楚辞》等少数几部外，大多数周秦经典的源头版本，都是刘向校本。基于以上的认识，我认为应该明确《汉书·艺文志》的基本性质：它是新书目录，而非旧书目录，它记录了西汉末年有哪些文献的文本形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非西汉末年有哪些书在流传。

　　刘向校书也使图书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此前，除几部经典化的六艺文献外，多数古书以单篇别行的形式流传，这一判断最早由章学诚在其著名的《诗教》篇中提出，经余嘉锡《古书通例》而广为人知，现在也被出土文献所证实。单篇别行指的是先秦古籍在刘向之前大多是以单篇或篇组的形式流传，甚至《诗经》中的《风》《雅》《颂》以及《尚书》中的单篇或篇组也有分开流传的情况。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先秦时期获得书籍极为不易。那时的诸子书大多出于弟子或后学的记录，同一学派记录先师语录的不同篇或篇组的形成，前后可能相差十几年乃至几十年。但刘向校书改变了这一情况，此前存在不同版本的章、篇、篇组或书，被以“合并同类项”的方式固定了下来。可以说，刘向校书是先秦文献流传的分水岭，在此之前，诸多文献互相混杂交叉，许多篇、章相对自由地组合，而在此之后，书籍流传定型而且源流趋于清晰。

　　《汉志》六艺文献的特殊性

　　六艺类文献是最早被经典化的典籍，汉武帝时代立太学，《诗》《书》等经典书籍就有了太学里讲授的标准本文。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开了讨论五经同异的辩经会议，诸经都经过了异同的讨论。既然如此，刘向为什么还要整理石渠、天禄阁所藏的六艺类文献？这需要从《汉志》六艺类文献的特殊性讲起。

　　北京大葆台遗址博物馆一号墓展区的浮雕。大葆台遗址于1974年发现，是距今两千多年前西汉广阳顷王刘建及其王后的墓葬。新华社发

　　石渠、天禄所藏六艺类文献中，被刘向整理的主要是汉宣帝石渠阁会议时入藏的文献，《汉志》六艺类目录，就是以宣帝时代的版本为主，且多以石渠《议奏》作为最后一部书。如果我们将参加过石渠会议的儒生所习，与《汉志》所载各经的不同传本对照，就会发现这些儒生所习的经本与《汉志》目录几乎是完全对应的。汉宣帝之前和汉宣帝之后在太学里讲习的五经文本，都没有被《汉志》的目录收录。最典型的便是京氏《易》，这个传本不见于《汉志》目录，但在《汉志》的小序（刘歆或班固所写）里，却讲到了这部书在汉元帝时立于太学。又如秘府所藏的中古文《易》、中古文《尚书》，作为刘向的参校本出现在《汉志》小序中，却亦未被《汉志》著录。所以《汉志》六艺类文献并非刘向之前此类文献整体状况的记录，而是以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时入藏的文献为主，刘向对这部分文献的整理，很像是石渠会议之后五经异义的第二次勘正异同。

　　东汉时为了统一各派的纷争，章帝仿照石渠阁会议，主持召开了白虎观会议，“论定《五经》同异”。相比于石渠会议，这次会议规模更大。石渠阁会议的奏议只有数条传世，从这些万不存一的片段无法知道当时争论的重心是什么。但班固负责整理的白虎观会议的“纪要”《白虎通》却流传了下来，可以帮助我们知道西汉晚期至东汉前期经学流派之间论争的焦点。《白虎通》记录了50个议题（其中有7个内容不存），几乎全部都是礼制问题。如果那个时代各个经学流派之间存在经义、师法或家法差异的话，其差异就在于对礼仪制度的理解。

　　小学生在上海市闵行区博物馆“大汉未央——汉代王室精品文物展”上参观。新华社发

　　从这一背景看，刘向对五经文本的校勘体现出了新的学术特点，他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文本的校勘上。重视文本并不是西汉时代主流的传统，譬如《史记》，不同篇之间，同篇之内的记载差异几乎随处可见。这个时候经典书籍在流传中出现异文更是常见的现象。这些异文有字形的讹变，但主要还是由同音假借造成的。除了《春秋》《左传》特别重视书写文本的准确性，并以转抄形式流传，所以异文相对罕见外，《诗经》《尚书》等经典在西汉之前更多地以记诵方式传承，文本多起辅助作用。口耳相传必然造成大量假借字的出现，《诗经》的异文现象甚至一直延续至唐代。异文的解释会引申出不同的经义理解，但经师并不会去纠正那些异文。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之下，刘向对五经文本的校勘，固然与他的工作性质密不可分，实则也是东汉中晚期重视经文文本的先声。

　　我们再以《论语》为例，进一步介绍刘向校书前后六艺类文本的形态变化。《论语》在文献学层面具备两个特点。第一是《论语》可分成前后两组，至少存在前后两次编纂的现象。日本学者伊藤仁斋（1627-1705）以《乡党》篇为界，猜测存在“上《论》”和“下《论》”。他认为“下《论》”中的数字化表述（六言、六蔽，君子有九思、三戒，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具有战国中晚期风格。清代崔述在《论语余说》中仔细辨析了《论语》前十篇和后十篇在使用“孔子曰”“孔子对曰”“子曰”等语词上的差异，推测“前十篇皆有子、曾子门人所记，去圣未远礼制方明，后十篇则后人所续记”。《论语》中还有一些被重复收录的章，除了一条是前十篇之内的互见，其他条都是前十篇和后十篇之间的互见，这诸多现象说明“上《论》”和“下《论》”的分法有一定的合理性。

　　第二个特点是《论语》中的语录，与战国秦汉文献之间互见比例很小，远低于其他典籍之间文献材料的互见比例。《礼记》《孔子家语》《说苑》《韩诗外传》等典籍都大量载录孔子的言行，这些文献与《论语》的互见率非常低，但它们之间的互见率则很高。《论语》就像一座孤岛，远离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网络。直到汉武帝时代，《论语》才开始频繁被引用。汉武帝之前引用孔子语录与《论语》关系最近的是《孟子》，此书引孔子语录29条，8条见于《论语》，但异文很多。近年来新发现的安徽大学战国楚简《仲尼曰》的情况与《孟子》相似，全篇25章，与《论语》相近的有8章，且文字与《论语》间也有不小的差异。尚未全文公布的湖北荆州王家嘴楚墓《孔子曰》也体现了上述特点。

　　这种现象的出现有两种可能：一是《论语》的成书比较早，很早就成为一组相对独立的简册，但在整个战国时代流传不广；二是《论语》成书比较晚，甚至晚至西汉，它是很多内容相关的孔子语录的结集。如果只是利用数据库做研究，就很容易得出第二个结论。但如果熟悉文本，就会知道《论语》里面的大多数语录具有日常的交谈风格，不适合进入战国士人的征引素材库。战国晚期已经出现了《齐论语》和《鲁论语》两个系统，它应该是战国时代的古书，而非成于汉代人之手。《论语》与早期文献之间相对独立的关系，很可能说明它是一部小范围内存在的书籍。安大简《仲尼曰》、王家嘴《孔子曰》，实际上都不是《论语》，只是公元前4世纪大家可以得见的一些孔子语录。

　　据《汉书·艺文志》《张禹传》《儒林传》的记载，西汉初年，齐、鲁两地的《论语》已具各自面目，说明至迟在战国末年，两地的《论语》文本已经相对稳定，形成了地域差异，即《鲁论》和《齐论》。《齐论》章和句都多于《鲁论》，尤其是多出了《知道》《问玉》两篇。后来，汉景帝末年又在孔子老宅发现了战国晚期的《古论语》。《古论》与《鲁论》只有篇次的差异，内容上则相同，明显同源。孔壁的古文《论语》是孔府的标准文本，秦末所藏，再一次证明《论语》在战国时代已经成书，不可能晚至西汉。《鲁论》《齐论》的篇次差别不大，二者与《古论》差异大，则说明《鲁论》《齐论》的编次应该都是在西汉时代确定的，而非延续战国传统。

　　出土文献中有两个西汉时代的《论语》，即定州汉墓《论语》和海昏侯墓《论语》，它们是同时期的两个不同版本。海昏侯墓《论语》尚未整理出版，据其简背篇题，应该是《齐论》。定州简的分章、字数与今本《论语》不同，其篇幅要大于今本，此本没有《齐论语》标志性的《知道》《问玉》。文字上，定州《论语》有的异文与古文《论语》相同，有的文字与《鲁论》相同，有的文字明显与《鲁论》不同，却与《鲁论》传授中的音读相同。因此定州本应该是《鲁论》。

　　然而，除了文字上的差异外，定州本的分章与今本差异颇大，如今本分作40章以上的有《宪问》44章，《卫灵公》42章，但定州本却有47章。《尧曰》篇今本有3章，定州本《尧曰》篇虽附录了今本第三章，但其“章数简”却记载此篇“凡二章”。今本的源头是西汉张禹整理的《张侯论》，也是一个《鲁论语》。同样都是《鲁论》，两个本子却不太一样。据《汉书》的记载，《张侯论》出现之前，《论语》尚未有通行本，汉宣帝、元帝时期儒生扶卿、夏侯胜、王吉、萧望之、韦玄成诸辈手中的传本“篇第或异”。这说明，刘向校书以前即使均为《鲁论》，各本之间都存有异同，《齐论》的情况应与之类似。可知《齐论》《鲁论》在张禹、刘向之前是两种版本类型，各自代表一类典籍。张禹和刘向之后，则是两个不同的《论语》版本。

　　使用周秦汉文献应注意的五个问题

　　刘向对西汉未央宫图书的整理就像在文献之河上修筑了一座巨大的水坝，水流经过水坝，形态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东汉以后的人都在下游。当前早期中国经典的研究，对同一部文献并没有明确区分“上下游”。但是“水流”的变化却是实实在在发生了，不能默认先秦文献在西汉以前就已是今天的面目。因此，在处理周秦汉文献时就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春秋战国古书不仅仅是春秋战国材料，还要考虑到秦汉时代修改或补入材料的可能性，余嘉锡在《古书通例》里对此有专门的讨论，这就是大家熟知的古书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的那个著名的结论。比如《左传》成书于公元前350年之前，是几乎没有疑问的，其中甚至还过录了相当部分的春秋时代原始史料。但王韬等学者也发现其中有许多干支日期，是依据西汉时代的太初历或三统历补入的。对比《史记》和《左传》，也可以看出司马迁所见古本《左传》，与经过刘歆整理的今本《左传》有诸多不同。

　　第二，秦汉古书也不仅仅是秦汉材料，还包括春秋战国材料的沉积。这是一个容易被忽视的问题。自《吕氏春秋》的编纂开始，秦汉时代的一些大部头著作都具有以下的特点：撰述者设计了一个宏观的框架，但却利用既有材料（特别是战国材料）来填充这个框架结构。如《淮南子》《韩诗外传》《史记》《新序》《说苑》等。特别是《史记》，几乎就是一座战国至汉武帝时代各种文献的博物馆。

　　第三，结合以上两个特点，可以认为周秦汉古书绝大多数都不是特定时间内一次性完成的，它们都属于长时段适用文献，类似古代遗址或博物馆，不同年代的材料叠压其中。通过对这些遗址的考古，我们看到的将会是一部部学术史或思想史。每一部古书都需要逐层辨析其中的材料。《左传》《礼记》《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这样的典籍，其中包含的不同年代的材料尤其丰富。若将早期典籍视为承载不同年代材料的“博物馆”，则传统研究中的“作者”“文本”等概念需重新审视。我们习惯于谈论思想的脉络，也习惯于问这样的问题：作者为什么会这么写，他在想什么，他受了谁的影响，他在表达什么样的思想，等等。这样思考的前提是，某个人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完成了一部完全属于他的作品。很遗憾，早期典籍大多不具备这样的性质。

　　第四，任何周秦汉传世文献或出土文献，都只能看作当时知识世界的小碎片，而当时绝大多数的书籍都已散佚。因此，依据现存文献很难完整再现早期中国的知识世界，特别是据此还原文献形成的线性历程。我们不能根据两部书中存在相似的材料，就断定两书之间存在直接的或必然的线性关系。因为它们可能共同来自一个非常庞大的古代知识世界，就如同发现两个相似麦穗时，不能忘记麦田中其实有数不清的麦穗，而我们仅仅看到了其中的两个而已。

　　第五，《汉志》作为早期文献枢纽，要将其看作一部类目而非平面的书单。以刘向校书为界，周秦古籍大多都经历了传本形态的变化。规模相对成熟的古书，如《诗》《礼》《老子》《论语》等，在西汉有多个传本，经刘向、刘歆父子校录、缮写，传本因此而单一，他本逐渐消失。西汉时代之前流传于世的战国诸子书，多是一些相对成熟的篇或篇组。刘向将其勘校重编，成为卷帙、篇次、章次定型的书籍。还有一些单独流传的章或章组，被刘向以类相从，编为一种全新的书籍，如《战国策》《新序》《说苑》《百家》等，其篇次、章次等也为新定。所以《汉书·艺文志》中著录的每一部书，都是对此前多种传本形态的统一。刘向之前，它们是文献群；刘向之后，它们是今天意义上的书。此后它们还会演化出新的差异化的版本，但其源头却是可追溯的。

　　小结：《汉志》的奠基性意义

　　《汉志》不仅仅是一份书籍目录，也是后人了解先秦文献和学术的基础框架。战国秦汉之际有很多对先秦学术进行总结和描述的著作，著名的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显学》篇等，但这些著作主要以人物为中心对先秦学术做了分类，如《天下》篇先后叙述了墨翟—滑厘、宋钘—尹文、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和惠施六种思想，属于实在的人物和思想，还不具备抽象特征。直到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才用抽象的思想特征（即阴阳、儒、墨、名、法和道德）来对先秦学术进行分类，这一模式被刘向、刘歆和班固延续，发展成为《汉志》“六艺”“诸子”，以及诸子学派“九流十家”的图书分类结构。这一图书分类模式也成了学术史分类的基础。这是后世描述先秦学术和文献的默认结构。我们会在不加任何解释的情况下使用“儒家”“道家”这样的概念，却没有意识到诸子并没有这样的学派自觉。

　　传统学术思想史的叙事，汉代以前之架构基本凭依《汉志》而来。当我们阅读《汉志》的时候，一个完整的、有条不紊的学术史、思想史，按照一种线条清晰的，如同河流、如同绿树般的图像伸展开来。对于知识的接受者而言，汉以前的学术与思想的历史一经阅读，便可形成图谱化的认知：儒、墨、道、法诸家并行；《诗》分为四；《春秋》三传；古文、今文等等，成为讲述和研究先秦两汉学术的基础模型，这是一种先天结构，早已深入学术的底层之中。后来《隋书·经籍志》以《汉志》为基础，建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模式。

　　总之，《汉志》不仅奠定了目录学范式，更塑造了后世对先秦学术的认知框架，其影响绵延至今。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05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