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涂波（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

　　音乐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晶，本质上是对生命内涵的诗意化呈现。唐代古琴艺术以其独特的音声结构构建了一个沟通天地人的生命哲学体系，其既承袭了先秦诸子“大音希声”的形而上追求，又在盛唐气象中完成了对自然生命的深度诠释。当现代人以生命哲学的视角切入唐代古琴艺术之时，就开启了一扇通向东方智慧精髓的玄妙之门。古琴音乐对自然生命的模拟绝非简单的声响复刻，而是建立在“观物取象”哲学思维之上的生命感悟。魏晋士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精神传统，在唐代琴人的指间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古琴七弦构建起独特的音阶体系，泛音若天籁清越，散音如大地沉鸣，按音似人语呢喃，这种音声分层恰与《周易》“天、地、人”的“三才”理论形成奇妙呼应，在丝弦震颤间完成了宇宙生命的立体呈现。唐代琴人通过音乐实践，将生命体验提升至哲学思辨的高度。琴音在虚实相生间构建的精神空间，使听者得以超越具象山水，进入生命哲学禅境，这一艺术化的生命体验，恰如宗白华所言“艺术境界主于美，然其根底在于生命律动”，在琴韵流转中完成了从审美愉悦到生命顿悟的升华。古琴音乐的生命哲思更体现在对“和”的终极追求，其和谐不仅是音声层面的五音调和，更是生命状态的圆融统一。在唐代多元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古琴音乐既保持着“大音希声”的道家精髓，又吸纳了儒家的礼乐精神，形成独特的生命美学体系。唐代琴人以音乐为载体的生命思考，既是对“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哲学命题的艺术实践，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已”精神传统的生动注脚。

　　唐代古琴艺术作为生命哲思的载体，通过音声系统的精密构建，实现了对自然生命的深度模拟与哲学升华。白居易“太古声”的论断，揭示了古琴音乐超越物理声响的生命对话本质，这种音声实践在唐代雷威创作的《颐真》中得到了典范性呈现，其通过声景营造与哲学符号的互文，构建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然生命阐释体系。《颐真》的标题蕴含着深邃的易学智慧：“颐”卦在《周易》中象征口腹之养，引申为生命能量的孕育与转化；“真”则指向事物未经矫饰的本然状态。雷威以琴曲命名重构这一哲学命题，实则确立了古琴艺术“法天贵真”的美学原则。这一原则在音乐实践中的具象化，体现为对自然声景的分层模拟：散音浑厚如地脉震动，按音游走似山岚流转，泛音清越若天籁垂落。琴曲通过音色矩阵的精密设计，构建起具有生命律动的声景图谱。低音区持续震颤的散音群，模拟地脉深处的能量涌动；中音区游移不定的按音序列，再现山涧溪流的蜿蜒形态；高音区晶透的泛音点缀，恰似晨露滴落花瓣的瞬息绽放。此种声景编织不是简单的自然声响复刻，而是通过音程关系与节奏密度的哲学化处理，将自然物象转化为生命律动的象征符号。宋代朱长文在《琴史》中对其有“曲意高远”之评，可以说是对这种声景哲学的高度概括，而明代徐上瀛的《溪山琴况》赞其“音韵悠长”，则体现了该作品超越时空的生命对话能力。在古琴音乐《颐真》的演奏过程中，实现了三重生命境界的跃升：物理层面对自然声景的拟态，通过音高、节奏、力度的精密控制，再现了“山岳浑厚”“流水清亮”的自然意象；心理层面构建出“物我两忘”的审美意境，使听者在音声流衍中突破主客对立，进入“空山无人，水流花开”的禅境；形上层面则完成了对“天人合一”哲学命题的艺术诠释，琴弦的震颤成为宇宙呼吸的微观缩影，音声的起落映射着生命能量的聚散循环。《颐真》层层递进的美学实践，使古琴音乐超越单纯的艺术形式，升华为探索生命本质的哲学工具。

　　唐代古琴艺术作为社会文化实践的载体，其音乐形态超越了单纯的自然拟态，构建起具有伦理维度的社会生命叙事体系。这一体系通过音声符号的编码与解码，将个体生命体验转化为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在宴饮酬唱、离愁别绪等社会情境中完成了情感共同体的塑造。李颀《琴歌》中的宴乐场景，是唐代音乐社会学的重要注脚。诗中“主人有酒欢今夕”的仪式性开场，揭示古琴演奏在宴饮活动中的结构功能。铜炉华烛的视觉符号与琴音流动形成通感效应，构建起多重感官交织的礼仪空间。古琴在此情境中，既作为雅集活动的文化标识，又成为阶层区隔的审美符号，其音声流动规范着社交秩序，强化着集体认同。与此类似，七弦琴歌《阳关三叠》的声情结构，则典型地展现了古琴音乐对离愁别绪的符号化处理。该作品以王维诗作的情感内核为原型，通过“三叠”的循环变奏，将线性时间转化为螺旋上升的情感结构。这种结构并非简单的旋律重复，而是通过音程紧缩、节奏延展等技法，在每次变奏中注入新的情感张力。首叠如晨钟初叩，二叠似暮鼓渐沉，三叠若夜漏滴心，形成情感能量的递增累积。古琴音乐的社会生命叙事策略，本质上是对儒家“发乎情，止乎礼义”诗教传统的音乐化转译。

　　在《琴歌》的宴饮场景中，琴音既满足“乐而不淫”的伦理规范，又通过“四座无言”的静默效应，实现群体情感的净化与提升。而《阳关三叠》对离愁的渲染，则暗合“群己和谐”的社会理想，在个体情感宣泄与集体情感共鸣间达成微妙平衡，这种平衡通过琴乐的“中正平和”之韵得以实现，使社会情感交流既保持个体生命的温度，又不失礼仪规范的节制。唐代琴人通过声景建构，将社会生活的复杂经验转化为可感知的音乐形式，这一转化不是被动的情感记录，而是主体精神对社会存在的艺术重构。在《阳关三叠》离愁叙事情境中，古琴音色如饱经风霜的旅人低语，旋律如蜿蜒千里的古道延伸，将空间阻隔转化为心理距离的审美呈现。这种声景创造，使听者既能体验“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具体情境，又能超越具象场景，进入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思考。如果将唐代古琴音乐置于社会文化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其作为“声音文献”的独特价值。古琴作品在音声流衍中持续书写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史诗，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古琴音乐文献是理解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内核的重要密钥。

　　唐代古琴艺术以其独特的声韵语言，构建起一个贯通“天、地、人”共在的立体生命场域。在自然拟态与社会叙事的表层之下，其深层精神指向始终锚定于对超越性生命境界的探求，这一探求并非遁世离群，而是通过对“大音希声”的审美实践，在音声流衍中完成生命本质的哲学叩问。李白在《听蜀僧濬弹琴》中构建的“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的意象，恰似古琴音乐的精魂穿越时空的显影：琴音既非单纯物理振动，亦非世俗情感宣泄，而是将个体生命体验提炼为具有形上意味的精神符号。明代肖鸾编纂《杏庄太音续谱》中收集整理的唐代古琴作品《渔樵问答》，当其泛音在山谷间回荡，渔者樵夫超然物外的生命姿态，实则是文人阶层对“天人合一”超越俗世境界的艺术投射。韩愈在《听颖师弹琴》中描绘琴音嬗变的“浮云柳絮无根蒂，天地阔远随飞扬”，更将音乐叙事升华为生命历程的隐喻系统——从世俗情语的缱绻，到天地境界的翱翔，呈现出人类精神突围的完整轨迹。这种艺术化的生命哲思，本质上是道家“心斋”“坐忘”思想的音声转译。唐代琴人通过“以器载道”的创造，将“道法自然”的哲学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审美体验。在七弦十三徽的天地里，自然韵律与社会节奏被熔铸为精神生命的律动，使听者在音声共振中突破主客界限，获得“与天地参”的终极体悟。超越性追求不仅塑造了中华文明“乐通伦理”的独特传统，更为现代人提供了对抗存在焦虑的精神栖居地。

　　唐代古琴音乐作为中华传统艺术之精粹，以其深邃的生命哲思构筑起独特的文化景观。在自然维度上，琴音通过模拟山川流水之声，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具象化为可感知的艺术形态，使聆听者在对自然韵律的审美体验中领悟生命的律动本质。当琴音由自然意象转向社会人生，其承载的生命哲思呈现出更为复杂的张力结构。作为雅集活动的精神纽带，宴饮场景中的琴歌实现了艺术对现实生活的介入功能，它既记录着人间烟火，又指向超越性的终极追问。在精神超越层面，唐代琴人通过“响入霜钟”的余韵建构了“大音希声”的哲学境界。琴音在虚实相生间完成了从物质声响到生命境界的升华，这正如禅宗所谓“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顿悟过程，生命体验在此过程中突破了形质局限，进入“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至境。古琴作品艺术化的生命诠释，不仅为古代士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精神栖所，更为后世留下理解中华民族传统生命美学的密钥。当现代人穿越数字洪流，重新审视唐代古琴音乐的生命价值的时候，可以发现其所昭示的“技进乎道”的审美追求，仍闪烁着超越时空的智慧光芒。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0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