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一舸（剧作家，艺术评论人）

　　昆曲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它作为中国经典艺术形式，诞生于数百年前；说它年轻，是因它始终保有与时代同频的生命力。可以说，昆曲源于创新，也始终坚守创新，至今仍因创新而生机勃勃；同时，它孕育于深厚的文化传统，始终守护传统，时至今日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无可争辩的代表之一。昆曲所闪耀的传统与创新的双重光辉，恰恰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限生命力——以传统为沃土，深深植根于此，方能绽放创新之花。在当下，昆曲依然印证着这一道理。

　　经过戏曲家改良而诞生的昆曲，被赋予兼容并包的艺术视野

　　不同于许多脱胎于乡土民歌、在漫长岁月中自然演化的戏曲形式，昆曲的源起清晰烙印着主动“创制”的印记——它是由以魏良辅为代表的戏曲革新家们，凭借非凡的艺术智慧与明确的创新目标，精心设计、系统构建而成的艺术结晶。

　　被尊为“昆曲之祖”的明朝戏曲改革家魏良辅，凭借其精深的传统音乐造诣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敏锐洞察到当时文化审美的演进需求。他与志同道合的戏曲家们，在南戏的原有声腔基础上，经过反复切磋琢磨，最终创造性地提炼、升华出一种全新的声腔艺术——“水磨腔”。“水磨腔”细腻婉转、流丽悠远，成为昆曲标志性的唱腔。

　　可以说，昆曲的诞生，在主观上依赖于魏良辅及其同道者们卓越的艺术综合素养：深厚的传统音乐修养赋予他们创新的基础；广博的文化修养提供了审美的高度与方向感；而共同的艺术理想则凝聚了力量，驱动着这场目标明确的艺术实验。在客观上，则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社会既有的传统文化积淀，特别是当时形态各异、生机勃勃的民间曲调唱法。没有对民间音乐精华的广泛吸收，魏良辅不可能凭空构建出他心目中理想的“新声”。而若无优秀传统文化的滋养，这种艺术形式也不可能一出现便风靡全国。

　　经过戏曲家改良而诞生的昆曲，在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全国性的艺术视野与通行潜力。昆曲虽然是依托当时流行于南方的南戏创造而成的，但魏良辅并不囿于南方唱腔，而是积极研习北曲，依据对南北曲各自艺术特征的深入思考，将两者熔于一炉，统一纳入昆曲的宏大音乐体系之中。在至关重要的声韵规范上，他也摒弃了地域性的局限，有意识地选择了当时最具广泛接受度的语音标准——《中原音韵》作为基础。这种先天的“通行性”设定，是昆曲能够迅速突破地域限制，赢得全国性赞誉的关键所在。

　　从“水磨腔”的精妙创制，到对南北曲的兼容并蓄，再到声韵标准的通盘考量，这一系列的深远思考与精巧设计，彰显了非凡的创造性与体系建构能力。可以说，创造性是昆曲的初始基因，正因如此，它方能在“横空出世”后历经岁月变迁，至今仍保有活力。

　　比起其他戏曲形式，雅致的昆曲集合着更多的文学样式

　　北方昆曲剧院排演的《牡丹亭》中的花神一幕。资料图片

　　在曲调、唱腔、发音等听觉系统层面之外，在文本层面，昆曲兼容了高度的文学性。一部成熟的古典文学剧本，本身就是诸多古典文学形式的集合，比起其他戏曲形式，雅致的昆曲集合着更多的文学样式，它可被视为古典文学体裁的“百科全书”——其中包含诗、词、韵文、白话、集句等诸多文学体裁，而最重要的当属曲，即昆曲的唱词。这些文学体裁各有自身要求，有能力的作者能让诸多体裁都在昆曲中得到充分体现。也正因这份文学性，昆曲激发了历史上无数作者的创作热情，催生了《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等经典名剧。

　　《桃花扇》古本剧本。资料图片

　　昆曲的文学性还促使昆曲所表现内容往往与时俱进。明清之交，出现了讲述明末农民战争的《铁冠图》；清初，诞生了以南明历史为背景的经典史诗《桃花扇》；清末反清反帝浪潮风起云涌之际，吴梅创作《风洞山》传奇，借明末抗清名士瞿式耜的事迹回应社会风潮，鼓舞革命斗志。

　　除了剧本，在舞台表演方面，昆曲也展现出高度的综合性。它在发展过程中吸收融合了当时已有的许多不同门类的表演艺术，如舞蹈、歌唱甚至今天归入杂技、曲艺的诸多艺术门类，并且将之融汇一体，为之后成为中国戏曲典型特征的“唱念做打舞”奠定了丰厚而坚实的基础。

　　到了清中期，具有高度文学性的昆曲渐渐开始注重表演，由此催生了各种更适用于演出的新变化。昆曲折子戏演出本集成《缀白裘》中记录了当时丰富的昆曲演出形式。而在诸多新戏曲剧种兴起的时代，昆曲的唱腔、剧本、表演等方面，又自然成为这些戏的参照与依据，昆曲也以此身份融入新戏曲的发展，为自己赢得了“百戏之祖”的地位。

　　这一阶段，昆曲在守正与创新的征程中，涌现出许多总结性著作，如曲唱领域的力作《纳书楹曲谱》。这类总结性、规范性著作，与当时注重总结规范的学术及社会风气相契合，既是昆曲对时代精神的呼应，也是其与时俱进的体现。

　　能历经数百年沧桑而依然富有活力，在于守正创新的精神

　　昆曲总能在不同历史阶段展现强大的创造力，承载时代精神，实现新发展，并且根基始终植于深厚的文化土壤与传统艺术积淀之中。

　　正是这种立足传统、守正创新的文化态度与生长方式，使得昆曲既能代表中国经典传统文化艺术，又具备与时俱进的特质和面向未来的创造性。适应时代、持续创新，早已融入昆曲的核心基因。

　　今天，我们在传承昆曲时，应当意识到，除了传承昆曲艺术的程式与规范，也应秉持昆曲一以贯之的守正创新精神。

　　改编自《牡丹亭》的新编昆曲《游园·惊梦》。资料图片

　　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汤显祖的《牡丹亭》中，广为流传的“游园惊梦”及“拾画叫画”等经典折子，实则是自汤显祖之后，后世不同时代的艺人反复调整、修改与叠加的成果。

　　其中唱词、表演方面的变化不胜枚举，甚至衍生出新的内容场景。比如突出十二个月花神、极具舞台表演效果的“堆花”，便是清代昆曲艺人在《牡丹亭》“惊梦”一折“花神入梦”基础上的进一步改编。

　　如今我们所见《牡丹亭》的诸多唱词，都是历经不同时代的调整与创作累积而成的，不少内容已与汤显祖原著形成显著差异。这些历代叠加的痕迹，正是后人观察、理解《牡丹亭》内核的重要维度。

　　昆曲能历经数百年沧桑而依然青春，并令人可期于未来，根本在于一代代昆曲人始终坚持的守正创新精神，这也是昆曲乃至其他戏曲剧种传承所应遵循的精神。

　　这也启示我们，应效法魏良辅创制昆曲的智慧——他并非凭空创造，而是从当时流传的多种声腔中择取精华，调整优化，最终化育出源于传统又立足时代的崭新艺术。这种从丰厚经典材料中汲取灵感、选择重构的创作理念，至今仍具现实意义。

　　《光明日报》（2025年07月16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