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韶杰（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

　　在现代历史学不断走向科学化与专业化的进程中，原始档案文书作为史学研究的基础，逐渐成为推动学科转型的知识媒介。在英国中世纪史学界，伴随着对原始档案文书认识的改变，历史学家们逐渐从档案文书的使用者，转型为兼具档案整理编订、文书分析校勘以及史料研究运用等多重身份的复合型学者，重塑了英国史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训练路径。本文尝试回溯英国中世纪历史学与档案学融合模式的形成历程及其实践经验，并探讨其在学科发展与知识生产层面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

　　一

　　19世纪之前的英国历史学界，虽有少数学者提倡通过整理原始档案文书进行实证历史研究，但由于缺乏相应的学术氛围，以原始档案文书为基础的现代史学研究范式并没有得到系统发展。直到19世纪，为推动历史学的科学化发展，英国历史学家才开启了主动地“收集原始档案—研究档案文书—历史实证研究”的探索性学术实践。其中，牛津大学中世纪史学者威廉·斯塔布斯是典型人物，他通过自觉的学术实践，成为英国倡导历史学家与档案学家身份融合的集大成者，对后辈学人产生了深远影响。

　　斯塔布斯提出史学研究应建立在原始档案基础上，重新发现档案，尤其是那些尚未被整理出版的原始手稿、抄本等史料富有学术价值。为此，斯塔布斯着手开展大规模收集与整理英国中世纪档案文书的工作，其足迹遍布英国各大教区、图书馆及博物馆。在这一过程中，他将中世纪特许状、契约文书等均纳入原始档案文书的范畴，显著拓宽了史料来源和范围。斯塔布斯先后编撰多达19卷的文献档案。为推广其学术理念并培养后继人才，斯塔布斯编订以原始拉丁文档案为蓝本的《特许状选集》，将其作为基本教材，培养学生感知、阅读原始档案的能力和意识。斯塔布斯对原始档案的重视得到当时历史学家如英国法律史权威学者弗雷德里克·威廉·梅特兰等人的认可和响应。

　　以斯塔布斯为代表的历史学家通过系统开展原始档案文书的整理编订工作，为历史学与档案学的跨学科融合奠定了实践基础。然而，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在原始档案的运用及档案本身的认知方面存在明显的学科局限：一方面由于缺乏解读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等知识技能，历史学家难以准确解读和把握档案内容及文字格式方面的有效信息；另一方面由于对原始档案的形成背景与生产机制等缺乏专业的知识背景，他们也难以充分发掘原始档案的全部史料价值。随着专业档案学家的介入，这一状况得到有效改善。

　　二

　　在英国史学研究面临方法论转型与专业技能拓展的关键时期，档案学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以及同一时期档案学家在史学研究及人才培养方面的参与和融入，使历史学和档案学实现了进一步的跨学科整合。

　　首先，英国公共档案馆的成立，不仅直接推动了英国国家层面对各类原始档案的收集、编订和出版工作，还通过档案的整理编订实践，培养了一批掌握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的专业档案学家，这些档案学家整理的档案作品也成为当时历史学界获取相关史料和档案学知识的重要媒介。1908年，档案学家休伯特·霍尔出版了《英国官方历史档案研究》《英国官方历史档案的文本范式指南》，这两部著作基于古文书学的视角对不同类型官方档案的制作范式、生成机制等予以系统研究，成为英国较早的古文书学研究指南。1915年，公共档案馆出版咨询委员会秘书查尔斯·约翰逊与同事查尔斯·希拉里·詹金森将他们在档案编订过程中积累的英国王廷体经验写成《英国王廷体文书》，对中世纪王廷体的演变，包括每个字母的书写、文书中的缩写符号、标点等予以详细介绍。1915年，詹金森独立出版《古文字学与王廷体》，此后又编订出版了《15—17世纪英国晚期王廷体文书》。正如詹金森在撰写此类作品时所言：“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鼓励中世纪历史学研究者积极学习古文字学……学习以王廷体为代表的古文字学技艺，同学习中世纪历史同样重要。”

　　其次，除编订有关档案外，部分档案学家还开始进入高等院校讲授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等相关知识，将档案学的有关知识带进历史教学及人才培养过程。比如，1896—1919年，霍尔成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授课教师，从事古文字学、古文书学和中世纪经济史的教学。1911—1935年，詹金森在剑桥大学讲授从诺曼征服到1485年期间英国的古文字学和古文书学。档案学家在这一时期成为英国高等院校历史教学的重要师资力量。

　　除了参与历史学科人才培养，档案学家也有意识地加强与历史学科的联系，与历史学家建立深厚友谊。1912年，档案学家查尔斯·乔治·克鲁姆普受公共档案馆出版咨询委员会委托，负责加强英国公共档案馆和英国历史学家联系的任务，促进档案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建设性合作。在此过程中，克鲁姆普同曼彻斯特大学中世纪史学科奠基人托马斯·陶特建立了深厚友情。此外，詹金森同牛津大学中世纪历史学家和古文书学专家皮埃尔·沙普莱、达勒姆大学古文书学教授康威·戴维斯、牛津大学莫德林学院中世纪史教授K.B.麦克法兰等学者建立了紧密的学术联系。这些关系网络的建立也进一步促进了英国历史学与档案学的有机融合和深度互动。

　　三

　　伴随史学研究范式及档案学的发展，斯塔布斯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历史学家普遍形成将档案学知识引入历史研究及教学实践的自觉，推动了传统史学的现代转型。

　　作为斯塔布斯的学生，雷吉纳德·波尔是第二代历史学家中较早将历史学、档案学融合运用的代表性学者，其代表作《教宗文秘署的历史》结合档案学的有关视角分析了中世纪教宗文秘署的发展及其档案文本的制作和流通情况。托马斯·陶特、詹姆斯·泰特则以曼彻斯特大学为基地，基于历史学与档案学融合发展的研究教学模式，打造了中世纪英国行政史研究的曼城学派，同时也培养了以F.M.波威克为代表的第三代历史学家。此后，波威克在曼城和牛津大学又培养了一批精通档案编订技艺的青年历史学家，如曾任教于曼彻斯特大学、剑桥大学的罗伯特·切尼，牛津大学的维维安·加尔布雷斯、凯瑟琳·梅杰等，发挥了学术传帮带的重要作用。以切尼为例，其学术生涯从整理、编订、研究英国教区档案开始，于1950年出版了《中世纪英国主教文书处（1100—1250年）》一书，该书以古文书学视角分析了教区档案的产生与发展。之后，切尼又以此类档案为史料，对12、13世纪英国教会发展、英国与罗马教宗关系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修正了传统史学的诸多观点，凭借扎实的档案学和历史学造诣，切尼成为20世纪英国教会史研究的权威学者。

　　综上，约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英国历史学家对原始档案的重视促使历史学和档案学走向融合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历史学家通过习得古文字学、古文书学等跨学科技能，逐渐成为整理编订原始档案的重要力量，显著拓展了历史研究的史料基础。如切尼对中世纪教区档案进行大规模整理，牛津大学的多萝西·怀特洛克等对盎格鲁-撒克逊特许状进行系统收集，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克里斯·吉文-威尔逊等人重新编订了中世纪议会卷档等。在受到档案学的相关知识训练后，历史学家分析运用原始档案的能力显著提升（如发现中世纪文书档案中特许状伪造现象等），通过挖掘档案背后的历史意义，不断发现新问题、得出新观点，推动了传统史学向修正史学的转型。总之，伴随这一融合过程，英国中世纪史学界在实现史学研究范式转型的同时，革新了历史学知识结构与学术训练模式，逐步实现了历史学的科学化、专业化发展。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18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