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军（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在《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续金瓶梅》《林兰香》《红楼梦》《歧路灯》《绿野仙踪》《儿女英雄传》等产生于山东、北京、河南、河北等地并以北方为主要地理背景的明清长篇白话小说中，京杭大运河是南北地域文化交融的重要渠道，在这个绵长广阔的舞台上，南北人物、财富、风尚等元素在对比、互通、汇合中丰富了小说的素材和情节，形成了有意味的文化现象和文学现象。

　　北方小说中的江南和南方元素

　　在各种小说中，江南和南方人物遍及北方社会的各个层面，且有明显共性。一般来说，他们有较高的文化和职业素养，身份以官员、士人、商人、幕客、匠人、伶人等为主，符合宋代以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情况。《金瓶梅词话》中的读书人不多，但以江南和南方人为主，如蔡状元、安进士等；西门庆家中，温秀才和书童是极少的两个读书识字人，均来自江南。《绿野仙踪》主人公冷于冰的启蒙教师、垂青冷于冰的知县、北直隶广平府知府都是江南人，斯文而精干。《红楼梦》本是江南人物在京城上演的一部大戏，“诗礼簪缨”的主要家族和人物都来自金陵、苏州、湖州等地。《歧路灯》除了把谭家的根源设定在江南丹徒以外，江南或南方的官员、戏人、商人、工匠之类也不少见。《儿女英雄传》中谈尔音是绍兴士子出身，出场不多但很重要。

　　明清时代的江南是中国经济要地，在各种小说中，与江南的商贸是北方家族财富的主要来源之一。《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财富的很大一部分源自与江南各地的贸易，尤其是丝绸、食盐贸易。《醒世姻缘传》开篇即交代山东人晁思孝侥幸得到了江南大县华亭知县的官职，来自江南的宦囊使晁家暴富，全书故事由此展开。《红楼梦》几大家族的财富均主要来自江南。《歧路灯》故事发生在河南开封，但商人王春宇“单一在苏杭买货”，“门面兴旺”。明清时代江南刻书业发达，《醒世姻缘传》《歧路灯》中人物均认为，到江南贩书是治生发家的重要路径。

　　江南戏曲对北方的影响相当深入。《金瓶梅词话》中，南曲意味着高雅，“海盐子弟”搬演南方传奇用来招待贵客。《醒世姻缘传》涉及的多数戏曲都是南戏和传奇。《红楼梦》中大部分曲目为传奇，尤其是昆曲，贾府还专门下姑苏采办戏班。《歧路灯》虽反对奢侈办戏，但毕竟激赏江南戏曲特别是昆曲。江南的风俗、物产都为北方人追慕，《金瓶梅词话》中的服饰样式以及鲥鱼、金华酒等都是例证，来旺从杭州回到山东对南方游戏给予赞赏。《醒世姻缘传》中，礼尚往来以江南出产最有品位。《歧路灯》对江南物产高度认可，“伙计们下南京、走苏杭的，说着也好听”，同时又强调江南家风之严。

　　以运河为纽带的南北文化对比和交融

　　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的政治和经济意义自不待言，正如清人谷应泰《河漕转运》所说，运河之功如“秦皇驱石”“大禹凿山”。在明清北方白话小说中，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的主干道，见证了南北人与物的密切交流。南方人物途经运河鱼贯北上，临清、张家湾等码头应接不暇；北方人物也沿着运河一路南下，以北人视角透视南方风土人情。货物方面，无论是《金瓶梅词话》中的西门庆，还是《歧路灯》中的王春宇，从江南的贩卖都是途经运河往来穿梭。

　　通过运河的南北交流甚至成为小说的底层逻辑。《金瓶梅词话》中，勾结官府是西门庆发迹变泰的根本原因，而他能够夤缘权贵，都因蔡状元等人必经运河。《醒世姻缘传》的主体结构是两世姻缘、因果报应，而故事的缘起则是主人公晁源经过运河从江南回到山东之后的急速蜕变。《红楼梦》始于江南人物经过运河群集进京，“江南—运河—北京—江南”的地点转换构成全书的潜在构架。《歧路灯》中，谭家本是河南人，但小说在开篇就把谭家的历史沿着运河溯源到了江南，谭家衰而复兴，实为江南同族的扶持。《绿野仙踪》中，冷于冰从北方沿着运河向南方游历并在杭州遇仙成道是故事的重要转折点。《儿女英雄传》故事地点大多沿着运河，安学海冤案得以昭雪，是因为门生经运河路过淮安，赔偿款也来自杭州，而这正是全书的关捩。

　　南北贯通、人烟辐辏、文化多彩的运河是小说情节推演的动力。《金瓶梅词话》中苗青杀主、苗员外送歌童、陈经济与孟玉楼的严州故事，必然发生在运河之上。《醒世姻缘传》中，狄希陈妻妾斗争的高潮环节发生在沿运河南下的船上，运河为一系列激烈冲突提供了最佳背景；麻从吾故事、宝光和尚故事也都发生在运河上。《续金瓶梅》在《金瓶梅词话》的基础之上把故事发生地点总体南移，吴月娘流落淮安等相关情节都是发生在运河上，生动再现了清初的社会剧变。《林兰香》中的主要人物都是北京人，但小说还是安排了采萧等一批人顺运河南下到了南京，拓展了地域视野。

　　因运河而凸显的南北文化差异也为各种小说所捕捉，但小说本意仍在南北融合。《金瓶梅词话》在叙述经运河从山东到扬州的情节地理转变时说：“南人乘舟，北人乘马，盖可信也。”《绿野仙踪》对南北文化差异更为关注，强调“北方与南方不同”，疑似作者自己所作的批语中，多次提到南北差异，诸如“像南方人口吻”“与北方大不相同”之类。但在运河的联结下，各种小说表现了南北文化的互认和交融，于是乎，《绿野仙踪》有“我们南方人再不敢藐视北方人矣”之叹。南北科举差异是明清重要现象，《醒世姻缘传》发表长篇大论，认为北边的学生是天资颖异的，但因为北边先生不如南边先生负责，所以北边的学生不够出色，但最后强调：“却说甚么南北异宜？”南北文化通过运河辩证统一。

　　北方白话小说中运河与南北书写的文化意义

　　从文化上看，明清北方白话小说对运河和南北文化交融的关注是中华文化统一性、包容性、多样性的绝佳注解。自古以来，各种地域文化在差异中交往、在对比中交流、在冲突中交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取向，尤其是南北文化的交汇与融合贯穿了中国文化史的全过程。明清时代，南北文化交融在京杭大运河上最为醒目。究其原因，此时江南、南方的经济和文化地位进一步提升，黄宗羲说“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南方对北方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与此同时，北京作为政治中心，与江南的联系更加紧密。经过不断治理，京杭大运河已是中国南北的主要通道，自然成为南北文化交融的最好平台。江南人物、物产、财富、习俗沿运河北上，与北方的互动广泛而深入。明清白话小说作为明清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形式，以敏锐的触角对以运河为主动脉的南北文化交流给予观照，而以《金瓶梅词话》为代表的北方白话小说作为明清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以犀利的洞察力对运河上的南北交流、融合给予勾画，鲜明呈现了中华文化整体的厚度和广度，也体现了运河文化的丰厚内涵和层次。

　　从小说发展看，对运河和南北文化交融的书写是明清小说家进一步深入体察、细致反映现实的结果，是小说艺术水平提高的标志。长篇小说上溯于史部而发端于讲史平话，宗旨是“昭往昔之盛衰，鉴君臣之善恶，载政事之得失，观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蒋大器《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聚焦兴衰治乱，心系天下全局，统揽东西南北、五湖四海。在《金瓶梅词话》之前，小说中的中国文化有整体而无局部，有一致而无多样，加之世代累积型的创作方式，地域文化体现并不明显，《三国》《水浒》等小说鲜有南北文化之分。《金瓶梅词话》之后，文人独立创作长篇小说，个体色彩日益突出。北方小说作者如曹雪芹、丁耀亢、李绿园、李百川等人因求学、为官、谋生而途径运河壮游南北，耳濡目染，对南北地域文化有独特的感受和认知，顺理成章地把对南北地域文化的对比冲突、交流融合的细腻体验反映到小说中。这使长篇小说有了更立体的人物形象，更激烈的矛盾冲突，更曲折的情节结构，更深邃的意蕴，更多样化的风格，是小说自身和中国文化的双重收获。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18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