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邱卫东、樊长琴（分别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青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人文经济学集中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在统一，既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本质要求，又致力于破除西方经济学话语霸权的桎梏。对于已经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迷思的当代中国而言，不断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具有一体三面的价值意蕴：它既是回应全球治理难题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学科体系走向科学完善的必然要求，更是适配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特别是面对一段时期内我们在国际话语传播中存在的“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境遇，必须在加快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基础上，不断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使人文经济学更好成为解释发展、引领实践、凝聚共识的理论武器。

　　1.不断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的时代必然性

　　从全球治理维度看，人文经济学是破解“增长悖论”的全新理论工具。西方传统经济学以资本无限增殖为核心构建理论框架，引发全球财富分配极化、生态系统失衡、文化认同消解等系统性风险。西方主导的唯GDP论，因割裂经济增长与人文价值的关联，在实践中遭遇“增长无意义”的现实反噬。人文经济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出发点，将文化多样性、社会公平性、生态可持续性纳入发展评价体系，在此基础上形成客观、公正、包容且旨在追求共同价值利益的发展观，在打破了西方式现代化迷思的同时，也逐渐提炼出了不同文明中经济活动嵌入人文语境的共同规律。这有效回应了资本逻辑主导下全球发展赤字导致的治理难题，是有效破解全球增长悖论的全新理论工具。

　　从学科发展维度看，人文经济学是完善社会科学体系的创新性突破。长期以来，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学科界限使得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存在“单向度”局限。具体而言，经济学过度聚焦于“效率与均衡”，往往忽视了文化价值对经济行为的深层塑造；社会学虽关注“结构约束”，但缺乏对人文因素与经济绩效关联性的量化考察。人文经济学则通过提出新的分析框架，将物质生产与意义生产相结合，引入“人文资本”的概念，让经济研究能够更全面地考量经济主体行为背后的复杂动因，有效突破了“理性经济人”假设形成的理论桎梏。在此基础上，人文经济学融合了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深入探讨并精确度量经济活动中的人文因素，使之成为可分析、可验证的研究对象。这一系列理论创新，不仅弥补了现有学科在经济现象研究上的不足，更使社会科学向一个更加综合、平衡的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相结合的方向发展。

　　从中国实践维度看，人文经济学是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学理基石之一。中国正处于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关键期，发展的聚焦点已从“物质短缺”转变为“品质提升”。党的二十大把“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也意味着发展理念从“物的积累”转向“人的发展”。人文经济学构建的“价值—制度—实践”三维框架，为共同富裕、乡村全面振兴等提供了微观分析工具，将“民众获得感”“文化认同感”“生态安全感”纳入发展考核体系，推动政策制定从“数字增长”转向“全面进步”，精准回应了“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时代需求。

　　总体来看，人文经济学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构建起包含物质富足、精神富有与生态和谐的多元分析框架，其理论独特性与优势由此凸显。不断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既是应对全球思想格局变革的时代必然，也是该理论走向成熟、实践不断深化的内在要求。

　　2.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从这一逻辑延伸开来，构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需在主体、内容、价值三个维度实现系统性突破，进而才能形成兼具中国特质与普遍解释力的理论体系。

　　在激活文明基因中确立主体自主。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应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既要充分汲取“民为邦本”“义利并重”等思想精髓，又要将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为现代学术语境下的规范表达，使传统智慧与当代理论形成深度对话。如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正德、利用、厚生”等传统理念，提炼出人文资本积累理论的核心要素，进而阐释道德伦理与经济绩效的内在联系。同时，其发展必须继承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批判精神，确立“现实的人”作为分析起点，以此突破西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局限，构建兼具文化根基与科学方法的理论体系。这一框架既能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的智慧，又能立足中国特有的人文与经济相互作用的实践经验，充分展现中国学术的主体自觉。

　　在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实现内容自主。人文经济学的理论创新需从本土实践中提炼原创性概念，将地方性探索上升为普适性经验。具体而言，可基于“千万工程”中文化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逻辑，抽象出“文化价值转化机制”这一核心概念，通过系统解析传统文脉与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的融合路径，构建“文化—科技—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模型，进而揭示文化资源向经济动能转化的内在规律。这些理论创新既要扎根“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的本土实践，呼应“文化赋予经济深厚人文价值”的核心命题，又要借鉴演化经济学方法，建立“人文资本—创新动能—共同富裕”的传导机制，实现实践经验向理论范式的跃升，为人文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提供扎实的内容支撑。

　　在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中实现价值自主。人文经济学的价值立场始终需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目标，进而突破GDP中心主义的桎梏。这种评价体系的构建既要关注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更要重视发展成果的普惠性与可持续性。同时，要吸收借鉴西方福利经济学中关于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的合理成分，结合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的实践经验，创新“效率与公平”的辩证统一理论。如以共同富裕实践为基础提出“人文发展指数”，将获得感、认同感等主观指标与收入水平、教育年限等客观数据相结合，形成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分析框架，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文与经济共生共荣的独特价值立场。

　　3.搭建人文经济学多元传播平台

　　在百年变局与数字革命交织的时代背景下，不断深化人文经济学研究需要回应精神生产与物质基础的双重需求。这要求我们不仅要构建人文经济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更要搭建人文经济学的多元传播平台。

　　依托主流媒体，强化权威传播。在具体实践中，主流媒体可帮助受众形成对基础范畴与核心命题的系统认知，邀请跨学科专家、政策制定者与实务界人士聚焦“文化资源产业化开发中的价值补偿机制”“人文经济指标体系构建”等应用议题展开深度研讨，在学术辩论与政策对话中展现其理论内涵的多维性。将“文化维度嵌入经济增长模型”等抽象命题转化为对城市更新、文旅融合等具体实践场景的解析，在有效拉近学术话语与公众认知距离的同时提升公众对人文经济学价值的认知度。

　　借助新媒体平台，创新传播形式。新媒体平台的用户规模与流量优势为人文经济学的广泛传播提供了多样化路径，将抽象理论转化为更易被公众接受的话语表达。如通过动态信息图可视化呈现文化消费与城市创新指数的关联性，或借助微纪录片记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市场化实践，将“文化价值向经济动能转化”的理论命题转化为可感知的经验事实。与此同时，社交媒体上的线上讲座、直播对话等互动形式可突破地理界限，促进跨地域、跨学科的学术交流。这种传播方式的转型使人文经济学传播从单向输出转向多方参与的互动模式，构建起学术界、媒体与公众协同参与的传播网络，从而为人文经济学提供坚实的传播基础。

　　开展国际传播，提升全球影响力。开展国际传播是提升人文经济学全球影响力的关键环节。在推进过程中，既要加强与国际媒体的协作互动，通过联合报道、国际媒体论坛等具体形式，系统分享中国在人文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与实践成果，逐步提升中国在人文经济研究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又要立足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禀赋与受众关切，实施差异化传播策略。对欧美国家侧重阐释该理论在驱动创新、践行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理念与实践成效，对亚非发展中国家则着重分享其在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等领域的经验，以此增强人文经济学的全球影响力与认同度。

　　4.发挥人文经济学社会实践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生活，让人们在实践中感知它、领悟它。”这意味着，真正发挥人文经济学的社会实践效能，需要推动其理论体系经由理性认知、情感共鸣与社会规范内化等多重路径共同作用，成为公众解读日常经验时的“默认逻辑”。

　　以理论阐释构建认知共识。理论认知是社会认同的基础层级，需依托高校、智库等平台搭建分层传播框架，实现专业领域与社会大众的双向贯通。针对经济学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等专业群体，可通过高端专题研讨、核心期刊专栏等载体，深化“人文资本”“文化价值转化机制”等核心概念的学理阐释；高校相关专业可将其纳入课程体系，为理论构建筑牢学术根基。面向社会公众，则需开发适配性传播内容，中小学可结合思政课程融入相关理念，编写图文读本，将“物质生产与意义生产相统一”等抽象命题转化为通俗表达与可感知的日常逻辑。这种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协同传播，既能守住理论的学术严谨性，又能借助教育让公众建立对人文经济学的具象认知。

　　以情感共鸣培育价值认同。情感共鸣是理论内化的关键路径，需紧扣理论与现实的情感联结点，通过具象化叙事唤醒公众的情感共鸣。浙江松阳古村依托“千万工程”政策，在复兴传统木雕与客家文化的同时发展特色民宿，实现文化遗产活化与民生改善的相互促进。这种人文价值向经济效能的转化过程，通过实践场景的呈现为抽象理论提供现实注脚。此外，《舌尖上的中国》等纪录片以渔民劳作、手工艺传承等日常叙事为载体，艺术化展现文化传承对经济活力的促进及古村落保护对文旅产业的带动作用，在审美体验中不断加深着受众对人文经济学的理解。

　　以制度规范融入社会运行。制度规范是从理论倡导转向实践自觉的核心路径，需构建操作性与约束力并重的制度体系。在发展评价体系改革中，应将“文化认同感”“生态安全感”等人文指标纳入政策考核维度，通过社区文化活动参与率、传统建筑保护覆盖率等量化指标，推动政策制定从经济导向转向人文价值导向，通过考核机制引导政策执行者关注发展质量。在城乡规划领域，需确立人文生态优先原则，以立法强化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空间布局的刚性约束。当制度规范与公众日常行为深度耦合时，理论认同将自然转化为实践自觉。通过制度建构，将抽象理论转化为具体社会规则的现实逻辑，为人文经济学社会实践提供坚实保障。

　　《光明日报》（2025年08月27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