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走进昔日的抗日战场】

　　中华读书报记者 舒晋瑜

上海古籍书店 上海古籍书店供图

　　抗战中，日寇除大肆抢占我土地、掠夺我物资外，还极尽所能搜刮我古籍文物。

　　日本资料明确记载：日军每个师团都配备“兵要地志资料班”，每陷一地，则设“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专事掠夺官方机构、学校、图书馆及私人的藏书。

　　郑振铎是“五四运动”的先锋。其文艺作品、学术作品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享誉全国。抗战爆发时，他正在上海为生活书店主编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围绕文化，当时上海有两个关系网络：一个是学者、作家与出版界；另一个是收藏家与古旧书业、图书馆界。郑振铎是这两个关系网络的中心人物之一。

　　寓居上海的郑振铎看到图书流散，各方势力于此极力搜罗，日寇明抢，奸商倒卖，西方列强坐收渔利。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得意洋洋地说：“中国古籍源源流入美国。”

　　面对这种情况，郑振铎内心如焚，顿感自己肩上有了一个重要的责任：“如若不帮国家去做点事情，子孙后代就要到国外去看这些书了！”

　　郑振铎依托开明书店组建起“文献保存同志会”，他要以此为阵地，与日寇争夺宝贵的古籍文献。他暗自发誓：“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其责至重”！

　　由此，他辗转于上海的开明书店、中国书店、来青阁和各种书肆，形成了一个成员复杂的“朋友圈”，鲁迅、巴金、李健吾、钱锺书、辛笛……都是他的座上客；那些精通图书流通渠道、了解书价行情的书商老板，也是他的朋友。还有一些心怀叵测之徒，也向他围拢来。为了书，他周旋其间，与各方势力暗中角力。

　　作为读书人，郑振铎对图书的爱无以复加：“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

　　但此时，他就不是为自己买书了。他要为国家“保存文脉”，他要把更多重要的图书收集整理后转移到重庆的中央图书馆和国内其他比较安全的地方。

　　他的行踪很快引起了日本方面的注意。

　　一天，郑振铎正在中国书店挑选图书，突然听到一个店员在和日本人说话，那个日本人说要找一个经常来这里买书的学者，名字叫郑振铎。另一个店员走过来，悄声问道：“你要见他吗？”郑振铎连连摇手，假意随手在书架上翻看，迅速转身离开。

　　郑振铎在报纸上见过这个日本人，他叫清水董三，是当时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其主要任务是在中国网罗汉奸。李士群就是通过清水董三勾搭上了土肥原贤二，在上海组建了“梅机关”和“76号”特务组织。

　　清水董三的另一项工作是主管沦陷区的图书情报工作。“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都是他负责的。

　　他想方设法接近郑振铎，希望郑振铎出来“主持文化方面的工作”。郑振铎严词拒绝。

　　为避免日本人纠缠，他东躲西藏，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里。

　　“孤岛”中的郑振铎目标很明确，越是日本人看重的、列强必欲得到的图书文物，越要重点收集保护起来。同时，他特别注意地方史志和地理图书的收集，并把倭史（即明清人所写日本史）列为收集重点。在郑振铎日记中，记录了他与日、美列强争夺图书文物的事迹。

　　他闻知民国第一藏书楼南浔的嘉业堂藏书被日本军队严加看守，“某方必欲得之，万难运出……”立即作了牺牲准备，投入到嘉业堂藏书的争夺中。

　　这里的“某方”包括伪满大连图书馆、“满铁”调查部、北方交通公司、同文书院等日伪机构。日本汉学家松崎鹤雄在帮满铁买下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之后，觊觎嘉业堂的全部古籍。此外还有前来洽购的各方“平贾”，多方对峙，局面紧张。

　　不得已，郑振铎提出一个“两全之计”，将嘉业堂藏书分为三类，“文献保存同志会”购入嘉业堂藏书上品与中品的一部分，余下的书籍，方便搪塞日方追讨。他还通知时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的徐森玉，从重庆潜回上海，俩人携手从二千七百余部古籍之中“披沙拣金”。

　　就这样，身处上海“孤岛”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郑振铎与“平贾”、敌方争书夺宝，周旋于“书林”各色人物，想尽办法，最终将三千二百余部善本古籍，包扎成两千七百九十余件邮包，从敌伪的眼皮底下，陆续运抵香港。

　　抗日战争中，中国损失了多少书籍？据《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披露，抗战前中国共有3744家图书馆，至1937年底，损失2166所，损失图书接近9000万册，民间私人藏书更是惨遭灭顶之灾。

　　而郑振铎在日寇的重压之下，在当时中国图书最关键的集散地——上海，尽全力为古书“续命”，阐释着“书在人在”的信念，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操守。据统计，他和同志会在1940年1月至1941年11月的不到两年时间里，购进善本珍籍达三千八百余种，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文献规模几乎可与经营了二十多年的北平图书馆媲美。

　　文化学者吴真说：“如果将书籍的聚散比喻成长江大河，那么现代史上就有着一座‘郑振铎大坝’：它把江南传统藏书楼的累世珍籍拦截在上海，避免其零落流出海外。”

　　这些图书中的大部分，经中国书店同仁整理、运输，辗转运到重庆、香港等地，有些被日寇掠去，亦因郑振铎和文献保存同志会持有详目，在战后被追索回国。郑振铎在《蛰居散记》中，曾表达他对中国书店等书业同仁的感谢：“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泄露过一句话。”

　　…………

　　84年后，记者来到上海，寻访郑振铎当年抢救古籍的足迹。

　　位于虞洽卿路的中国书店早在1942年就已停业，古籍流通业务全部归入上海古籍书店。焕新归来的上海古籍书店是全国最大的古籍书店，玻璃幕墙被设计成翻动的书页造型，中庭挑空处悬挂顾廷龙题写的“藏古今学术，聚天地菁华”匾额。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永乐大典》仿真本在一楼大厅陈列，电子屏上展示着珍稀文学文献，郑振铎等仁人志士在炮火中抢救古籍、挽救中华民族文脉的艰辛故事吸引着来来往往的读者。通过AR技术可还原书店当年的场景，不断有读者在此扫码索书、拍照留念。

　　他们扫码获得的何止是善本数字化档案，是富有家国情怀的大师巨匠留给我们的文学滋养；他们拍照留下的何止是当年的购书场景，是文化先贤在故纸堆里筑起的“精神长城”！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08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