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毛华兵（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

　　作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范畴，“共同体”贯穿于社会形态演进的全过程。历史上，不同文明对共同体内涵的理解各异，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曾以个人主义和民族国家为中心，一度弱化了共同体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当下，全球性危机和社会原子化倾向日益凸显出共同体理念的现实价值。因而我们有必要在文明视域下对“共同体”这一范畴进行重新审思。马克思从人类解放和社会进步的高度出发，将共同体视为衡量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强调个人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文明发展的历史也表明，每当共同体纽带断裂、个人与社会疏离，都会引发新的矛盾与危机。从文明发展全局审视共同体，我们可以发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克服现代性困境、把握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关键意义。

　　一

　　通过唯物史观阐明共同体形态的演化逻辑，马克思提出人类共同体经历了“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真实共同体”三种历史形式。早期的自然共同体根植于血缘、地缘等天然联系，在氏族、宗法等形态下，个人对共同体具有原始依附性。这种共同体维系着文明初期的基本生存秩序，但由于生产力低下和社会组织局限，个人在其中缺乏独立性和自主发展空间，表现出“不自足性”与封闭性。在这一阶段，个人的生存依赖于共同体的整体性，个人的发展被传统的社会关系所束缚。虽然这种共同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因整体生产力水平低下，只能局限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文明形态。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和阶级的分化，自然共同体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虚幻共同体。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和资本取代个人交往成为维系共同体运转的力量，“货币同时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这种以资本逻辑为纽带的共同体实际上是颠倒的、虚假的。个人看似独立却受制于物的依赖关系，资本编织的“普遍有用性体系”支配着人，掩盖了真实的人际关系。虽然这种共同体推动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催生了现代工业文明，但其文明成果却建立在剥削与不平等的基础之上，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社会分裂与生态危机等困境。对此，马克思以辩证法揭示出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方向：当生产力高度发展、交往日益普遍、阶级对立和私有制消亡之时，建立在自由人联合基础上的共同体将取代旧的资产阶级社会。这种新共同体超越了前两种共同体的局限，既不是依赖自然联系的被动结合，也不是被资本逻辑扭曲的虚假联合，而是建立在人的自觉联合、共同占有生产资料、自由全面发展基础上的社会形态。这种新共同体不仅是社会组织的理想形式，也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形态——共产主义文明。

　　二

　　文明并非孤立存在的抽象概念，而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其发展始终依托于特定的共同体形式。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而共同体正是这一矛盾运动的具体载体。共同体与文明的关系表现为：没有脱离共同体的文明，也没有缺乏文明支撑的共同体；不同历史阶段的共同体形态，决定了文明的性质、内容与发展方向。

　　在自然共同体阶段，文明表现为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的农耕文明。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简单，文明的发展具有地域性、封闭性和传统性。共同体内部通过习俗、宗教、宗法制度维持秩序，文明的传承依赖口耳相传与经验积累。尽管这一阶段的文明为人类社会奠定了基础，但其发展速度缓慢，个体的创造性被压抑，文明的普遍性尚未形成。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虚幻共同体推动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资本主义通过机器大生产、全球市场扩张和科技进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已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主要特征。然而，这种文明的繁荣依赖于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掠夺和市场垄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文明在推动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人的异化、阶级对立与殖民扩张。文明的进步与人的片面发展并存，社会的繁荣与个体的苦难同在。虽然资本主义文明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其内在矛盾决定了它无法实现人类的真正解放。

　　真实共同体则指向一种新型文明形态——人的全面发展的文明。在这种文明中，生产资料的社会化使得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科学技术的发展服务于人类福祉而非资本增殖；全球合作取代零和博弈，生态可持续性成为文明发展的基本原则。这种文明不再以GDP增长为唯一目标，而是以人的自由、尊严与幸福为核心价值。它不仅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扬弃，更是对人类历史文明的超越。

　　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带来生产力迅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断裂。传统共同体纽带被市场经济和民族国家所瓦解，个人从封闭的等级依附中“解放”出来却陷入新的孤立无援的境地。马克思深刻批判这种现代性困境：在市民社会中，个人表面上获得了独立身份，实际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人被异化为追逐利润的手段。现代社会号称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但这种自由平等具有虚假性，其前提是资本和私有制对人的统治。政治共同体（国家）虽然作为普遍共同体出现，却无法消除社会分裂，反而将人一分为二——个体在政治上是“公民”，在现实中却是“私人”，过着“双重生活”。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相互脱节，使国家共同体蜕变为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成为马克思所谓“虚幻共同体”的典型代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共同体进一步表现出内在颠倒：资本关系编织起全球交往网络，看似构建了“世界共同体”，实则以物的依赖关系取代了人的真正联合。普遍交换拆解了旧有人际纽带，却未能提供新的价值共同体，只留下竞争和异化。现代性由此造成个人与共同体的深刻分裂，个体原子化、社会身份迷失，资本逻辑充当虚假的黏合剂。在马克思看来，这种分裂并非人类社会的常态和终局，而是人类史的“前史”。只有超越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才能克服现代性危机，实现个人与共同体关系的真正和解。

　　三

　　面对现代性所导致的共同体危机，人类文明需要在交流互鉴中探索构建真实共同体之路。马克思主义为此指明了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正在为破解资本主义这一虚幻共同体困境提供现实方案。当代中国以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和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努力构建多维度的真实共同体。在国内，坚持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而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不是少数人富裕的现代化，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是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而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不是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而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构建新型共同体的过程——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通过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缩小城乡与区域差距；通过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国际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互联互通与全球性挑战，任何民族和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各民族国家已编织成一个紧密相连的全球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各国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建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多领域开展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这一理念批判了西方中心主义将自身特殊经验普遍化的做法，注重多元文明交流互鉴。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马克思所阐发的“自由人联合体”理想获得了当代实践的有力支撑。

　　真正的文明进步，不在于技术的先进或财富的积累，而在于人本身的发展与解放。只有在“自由人联合体”中，个人才能摆脱异化，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只有在真实共同体中，人类才能超越阶级、民族与国家的局限，跨越现代性的断裂，实现人的解放与文明的跃升。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08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