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走进昔日的抗日战场】

　　光明日报记者 陈品高 王忠耀 徐鑫雨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寇铁蹄下的平津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

　　瞧，7月29日凌晨至30日，日寇骑兵和满载煤油的汽车闯入南开校园，肆意纵火抢掠，秀山堂、芝琴楼、图书馆等化作灰烬。

　　再看北平，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图书、仪器、校舍皆遭日寇蹂躏……

　　欲亡其国，先亡其史，欲灭其族，先灭其文。东北沦陷后，日寇在当地学校施行的一系列奴化教育，足见其狼子野心。

位于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西南联大校区的西南联合大学仿制门。白凤翔摄/光明图片

　　为存文化血脉、保国之栋梁，1937年秋，在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等几位校长和教授的主持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开始了一段“绝徼移栽桢干质”的迁徙之路。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西南联合大学校歌这头两句，便是三校一路迁徙的真实写照。

　　1937年10月8日，《大公报》以《长沙临时大学定二十五日开学》为题，报道了长沙临大向三校师生发出的创校通告。此时正是日寇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时间节点。有人说，这则报道读来像是篇向侵略者发出的战斗檄文：你妄想毁掉中国的文化教育根基，便会有人不惧万难在战火中将中华文脉赓续！

　　长沙临大开学不过月余，前线即传来南京失守的噩耗，武汉、长沙也陷入岌岌可危的境地。全校师生被迫向西南重镇昆明进发。

　　虽是被战火追着跑，但学校师生对于胜利的信念和治学的劲头，从一支名叫湘黔滇旅行团的迁徙小分队身上，可见一斑。

　　这个旅行团由300余名师生组成，大名鼎鼎的学者闻一多便是其中之一。路途遥远、地形复杂、人烟稀少、经费有限，吃野菜、睡猪圈是常有的事。一行人行至湘西时，还曾遭遇过土匪的骚扰。

　　旅行团学生刘兆吉事后回忆，沿途所见到的贫瘠与落后，衣衫褴褛的难民，让师生们对于真实国情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更激发了他们振兴中华、读书报国、为抗战储备力量的强烈责任感。

　　历时68天、3500里的行程结束时，在昆明迎接旅行团的云南日报记者这样写道：“他们脸孔是一样的焦黑，服装是一样的颜色，头发和胡髭都长长了，而且还黏附着一些尘芥……态度是从容的，步伐是整齐的，充满在他们行伍之间的是战士的情调，是征人的作风！”

　　1938年4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刚毅坚卓”为校训，开始了“弦诵在山城”的近9年时光。

　　国家尚处战乱，经费极度拮据，西南联大的办学条件，只能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来形容。

　　对此，杨振宁记忆颇深：“那时联大的教室是铁皮顶的房子，下雨的时候，叮当之响不停。地面是泥土压成的。几年以后，满是泥坑。窗户没有玻璃。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

　　西南联大大食堂里提供的夹着稻糠、砂石、木屑，甚至老鼠屎的糙米饭，也给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被他们戏称作“八宝饭”。

　　但国家危殆、大敌当前，学校里没什么人去在意这些，大家心里，都铆着一股劲——

　　“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从西南联大教授、历史学家郑天挺的话中不难看出，师生们已将做好学问与学好本领，当作了与日寇斗争的子弹与投枪。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在这种氛围下，西南联大在教学与科研方面，须臾未曾放松要求、降低标准，真正做到了“战时如平时”。

　　一如平时，体现在对课业和考核的严格要求上。

　　所有学生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大一国文和大一英文；大考小考不断，基础课月考一次，工学院、理学院月考两次。数学、物理每年考试下来都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

　　北京大学原副校长、西南联大毕业生沈克琦曾回忆，当年学校对学分有严苛的规定，132个学分是毕业的硬指标，学生不及格的学分累积到一定数额便会被除名。

　　联大办学8年多，近8000名学生通过了入学考试，毕业的本专科生和研究生却还不足4000人，“严谨求实”和“一丝不苟”由此可见。

　　报国，一直是西南联大办学的主轴。

　　8年多时间，西南联大有明确记载的学生从军人数超过1100人，占到西南联大学生总人数的八分之一还多。他们有的做工程师和技术员，有的做战地服务官，还有的为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战友做翻译……为驱除敌寇尽心尽力，有14名联大学子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西南联大还增设了航空、无线电和金属等研究所、航空工程系和无线电电机修造部，并开设了军事卫生工程、兵器学、军用结构等课程，以期培养战场所需的人才。

　　水击石则鸣，人激志则宏。联大教师通过著书立说，以激发抗战斗志。在抗战防御阶段，由于国民政府抵抗不力，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有所扩散。联大教师展开了有力反击。钱穆所著的《国史大纲》即是其中代表作。书中对民族虚无主义严厉痛斥，恳请国人树立起基本的民族自信与尊严，保持对自身文化和历史的基本敬意。

　　此外，联大学者还积极利用报刊、广播等媒介，宣传抗战，报道战情，引导舆论，批评时弊，激励军民士气，批判侵略行径，彰扬爱国主义精神。

　　抗战终于胜利了！西南联大亦于1946年7月31日结束其历史使命，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相继迁回原址，“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的夙愿，得以实现！

　　令人惊叹的是，在这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西南联大创造了教育奇迹：培养出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0多位两院院士和一大批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政治家和科技工作者……无怪有人将西南联大誉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曾有人问杨振宁，西南联大为何能取得如此成功？杨振宁答，极强的爱国与救亡意识，是重要原因。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的确，那段岁月中，西南联大师生们身上那份去不掉、打不破、灭不了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展现出的将教育同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紧密联系起来的责任，永远值得赞扬、永远值得追随！

　　…………

　　“绝徼移栽桢干质。”沧海回望，西南联大师生怀着满腔的报国热忱，在偏远的西南一隅，树起了一座近代教育史上的丰碑，将前沿知识、先进理念播撒在了云岭大地，为此后云南经济社会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尽管早已“复神京、还燕碣”，但这几所名校，须臾未曾忘记“绝徼移栽桢干质”的传统，鼓励学子深入祖国最需要的领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甘肃平凉庄浪县，成片成片的丹参田在秋日下泛着油绿绿的光泽，一股清苦的药香弥散在空气中。

　　村里的中药材种植大户赵少平蹲在地头查看着丹参长势，一脸喜色。在他身边，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王春国和他的学生们。多年来，他带着学生们扎根庄浪，建立了“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工作站”。像这样的工作站，南开已经在全国建了102个。

　　服务边陲，昔日西南联大的几个兄弟，哪个都不甘落后：

　　2024年，北京大学有超过10%的毕业生选择前往西部和东北地区工作。让学子们坚定投身西部的，是学校的一系列引导与托举——设立“赴基层和西部地区就业奖励金”，为赴基层和西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提供专项奖励；对选择到边疆地区工作的学子开展“一对一”服务……

　　在清华，新闻学院毕业生仁增顿珠抱着“走出青藏高原是为了更好地回去”的信念，选择回到家乡做一名大学生村官；公管学院毕业生药宁扎根南疆喀什，在脱贫攻坚等急难险重任务中表现出色，获评“全国优秀县委书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前夕，光明日报“走进昔日的抗日战场”采访组分别走访了当年的西南联大旧址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这几个校园均立着一方古朴庄肃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在云南走访时，我们邂逅了清华大学毕业生、云南省墨江县竜宾村主任助理柳济琛。

　　“当年，先辈们千里南渡，为的是奋发读书以期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今天，我选择扎根西部，以所学为家乡建设和发展出力，是用行动传承西南联大的精神遗产。”小柳话语里透着豪迈。

　　《光明日报》（2025年09月28日 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