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国学，一国固有之学问。1925年，风雨飘摇的旧中国正处于民族命运与文明道路的深刻转折中，应对“国将不国”的时代冲击与价值崩解，清华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国学门（即国学研究院）。“本中国文化精神”“巩固新大学之根本”“寻出中国之国魂”的初心，伴随着中国近代学术逐渐走向独立的历史。

　　时代语境转移更迭，2009年复建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在全新的形势之下构建时措之宜，以“旧邦”之学术再续时代新篇，实现中国固有之学的主体性重建。以六艺之学为基本骨架的“国故之学”，借鉴世界不同文明形态及其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不同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基于新视域融合而重新鉴别出中国文化自身的主体结构及其核心理念，使“文明互鉴”过程中“中国主体”更为凸显。今天，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物质文明创造已经达到一个历史新阶段，这无疑是中国文化能够吸纳不同文明成果而实现自我创生之无限能力的实际证明，是“两个结合”所实现的物质文明创新成就的证明。

　　清华国学百年之际，本版聚焦中国古典学术在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观照中西古今之变和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作者：董 平（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

　　清华大学国学院走过风雨百年历程，我辈能躬逢其盛，内心踊跃，欢忭无已。一百年前的中国，正处于古今、中西、新旧观念交替之下所造成的多重向度的艰难险阻之中，可谓步履维艰。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德先生”“赛先生”已然深入人心，“打倒孔家店”已成为事实，与“旧文化”“旧传统”决裂成为时代进步的标志，以“革命”的姿态批判儒学成为一种时代性的价值权衡。正是在这样一种时代风潮之中，一批真正站在时代前沿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有以“六经”“四子”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丰沛学殖，又能站在时代前沿而睁眼看世界，接受良好的西方教育而富有西学的深厚功底，同时还怀抱着中国文化未来命运之深沉忧患与辉煌构想，从而以某种全新的历史使命感与文明价值观，重启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生命。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大先生”们，他们在批判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性变革的实践中深切体认到了保存中国古典文化的根本重要性与必要性，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流中获得了关于历史与文化、哲学与社会、价值与审美等不同面向的全新观审维度，于是又倡导整理国故，以承继中国固有学脉的方式重续中华文明，以实现其智慧生命之绵延。1925年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建立，在这一宏大历史文化背景的映衬之下，就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而且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个新路标，代表了特定历史空间—时间语境之下新学术风气之创辟，事实上成为中国学术现代性转变的新开端。

　　清华大学国学院的“四大导师”无一不是在具体的学术研究领域以及学术精神的传承上皆能真正做到“十字打开”的人物。陶冶古今，融贯中西，继人类文明之旧有成果，开中国文化之未来新命，是他们之所以能够站在时代前沿而开辟出学术新天地的共同特征。梁启超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新政治制度的尝试者，又是建立清华国学院的首倡者。亲身的文化实践使他充分意识到，对于历史不同维度的观审，是全然可能开显出不同的文明史价值及其之于人生之意义的，因此他倡导对于中国历史的重新研究，其继“旧邦”之固有生存命脉而开辟时代“新命”之担当的主体意识是清晰而显著的。王国维在政治上或许有保守的一面，但在文化意识与学术理念上，却是境界宏阔，气象洒落，博厚而高明，敦本以尚实。他是中国关于康德、叔本华哲学的最早研究者，其《人间词话》之撰著，尤其是“境界论”的提出，实为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美学”奠基，而“二重证据法”的提出，则又开风气之先，而为“新史学之开山”。赵元任是天才的语言学家，被誉为现代汉语言学之父，更以其宏大的跨学科视野及其卓越的音乐才能，在某种意义上成功实践了儒家“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文化理想。陈寅恪不只是以其超绝的学术成就彪炳史册，更以其“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垂范学林，成为将学术研究与人格完善融为一体的现代典式。正缘于“四大导师”跨越中西的学术境域、绵延国学的文明情怀、面向未来的开拓精神，在较短时间内，清华大学国学院就培养出了如王力、姜亮夫、陆侃如、姚名达等70多位著名学者，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研究与传承的中坚力量，为中国传统文化不同学术领域的当代绵延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本人也忝列于姜亮夫先生的弟子之列）。清华大学国学院也因此而成为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传奇，成为中国古典学问实现其学术视野、研究范式、价值内涵、实践意义之现代性转向的一座丰碑。

　　清华大学国学院因时代风潮而诞生，因时代风气之转移而暂停，又因时代新命之担当而重启。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院重建，聘请陈来教授为院长，重新担当起了在新时代条件之下传承国学、绵延学脉、重塑价值的文化新使命。“周虽旧邦，其命惟新”，以“六经”“四子”为基础文本而体现出来的文明之道及其价值内涵，是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悠久无疆的内在本源，其作为文化主体的核心价值总是能够随时代语境之转移、观审维度之转变而实现其价值还原，重新彰显中华文化自身的主体性，从而因应世界文明整体格局的结构性变动。清华大学国学院的文化使命固然随时代语境之转移而更迭，但实现中国固有之学的主体性重建，慎观天人之际，博通中西古今之变，在全新的“事态形式”之下构建时措之宜，以“旧邦”之学术重续时代之新篇，则是国学院百年来在不同发展阶段所始终坚持的基本原则。“中国主体，世界眼光”，陈来教授所提出的这一办院宗旨，不仅充分体现了对于清华大学国学院固有传统的继承，并且在当前的时代语境之下，尤为清晰地彰显了一种关于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情怀：以六艺之学为基本骨架的“国故之学”，需要被重置于“世界眼光”的全新观审之下，借鉴世界不同文明形态及其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不同知识体系与价值体系，基于新视域融合而重新鉴别出中国文化自身的主体结构及其核心理念，使之成为“文明互鉴”过程中“中国主体”的集中体现。陈来教授的《仁学本体论》本身就是这样一部“中国主体、世界眼光”的学术代表作。毫无疑问，面对时代现实之“事态形式”的历史性变动，随时撰述以体究大道，使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得以适时彰显而实现其价值的历史性绵延，正为中国学术界当前的共同使命。

　　道是中国文化的本根理念。作为原初的实在者，它既本原具足其自身实在之原质，又本原具足表达其实在的根本能力，性相圆具，德能浑沦，是为太一。正是基于道之为太一的本原性体认，中国的古典文化便从来都是开放的，它既展开为共时态上一多涵融、理一分殊之结构的整体性，又展开为历时态上多元一体之共相统一的历史性绵延。道自身存在的过程性展开，总是成己与成物的统一。它既以化成万物为其自身的存在方式，又在“和实生物”的过程中实现其自身存在形态的更新。“日新之谓盛德”，其此之谓欤！处在今天的时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物质文明成果的创造已经达到一个历史性的新阶段，这无疑是中国文化能够吸纳不同文明成果而实现自我创生之无限能力的实际证明，是“两个结合”所实现的物质文明创新成就的证明。同样的，以“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为基本理论原点与研究途径，以“文明互鉴”为基本学术视野，融液参贯，实现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古典学术在现代语境下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实在是为“旧邦”而开创“新命”的根本方式。我们可以期待，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根本指导之下，“六经责我开生面”，六艺之学作为中国古典文明核心理念及其根本价值体系的载体，经过新时代语境及其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诠释，必能在新时代焕发其独特华彩，必能在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当代建构中，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学术话语体系的创建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公共价值体系的阐明及其维持实践中，贡献出根源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内源性力量。

　　《光明日报》（2025年10月2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