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进 林存阳（分别系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清康熙年间，张文德受命任贵州按察使，想了解一下贵州的风土故实，但不可得，又取方舆诸书检阅，也寥落无几。及抵达任所后，也仅得到明代巡抚郭子章《黔记》抄本，惜残缺过半，不便阅览。客观而论，贵州并不是缺乏文献，而是这些文献散藏于各藏书机构和私家之手，不易见到。

　　《贵州文库》的出版，使这一情况大为改观。2016年3月《贵州文库》编纂工程正式启动，首次以省级文库的形式对分散的文献资源进行整合，实现了从“碎片化”到系统化的跨越，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贵州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贵州文库》所收录的文献，时间上自贵州人文发轫始，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并以丛书的形式加以汇聚。一期成果106种414册已于2020年底全部推出，二期将于2025年底出齐，目前已出版178种367册。两期将共计出版图书306种837册。

　　在古典思想中，“文献”既指典籍，又指贤人。《贵州文库》征文考献，不仅全面、具体地诠释了“文献”的古典含义，也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利和启发。

　　首先，搜罗宏富，可免读者搜寻之劳。《（道光）大定府志》是被梁启超誉为“经名儒精心结撰或参订商榷”的一代名志，同时又为林则徐唯一作序盛赞的地方志，故多为方志研究者所宝贵。从时任贵州巡抚乔用迁的序言中可知，倡导和主持该志的大定府知府黄宅中，此前还资助刊布过《黔风旧闻》《黔风鸣盛》《圣域过闻》等。恰好《贵州文库》中《黔风四种》即收录其中两种。《（光绪）畿辅通志》为梁启超表彰的名志，由李鸿章主修，黄彭年总纂。黄氏为贵阳人，虽然坊间多有其著作，但较为零散。《贵州文库》则将黄氏著作加以汇集，数量多达八种。凡此，读者皆可左右采获，免除搜寻之苦。

　　其次，史料丰富，可补正史之不足，丰富和深化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贵州文库》广泛收集各种史料，既有官修之方志，也有私人撰作之诗文、日记、游记等。其中不乏珍稀版本，如《黔南游宦诗文征》原抄本今藏于国家图书馆，为珍稀孤本，长期鲜有人见。如此丰富的史料，为研究正史中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人物提供了条件。如平播之战为明末三大征之一，不仅对明朝国运关系甚大，而且也是中国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明史》虽有诸多记载，但囿于国史体裁等诸多限制，始终让人颇感不足。仅仅是此役的关键人物李化龙和郭子章，《贵州文库》在《黔南丛书》所收李化龙《平播全书》、郭子章《黔记》的基础上，续以郭子章《蠙衣生黔草》等，从而为平播之战和对此两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其三，排比合观，可拓宽视野、深化见识。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其中有关苗族的两本书就让笔者多有感慨。1902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贵州进行历时“七个月零十三天”的民族调查，最终形成两本书：《苗族调查报告》《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大夏大学被迫西迁贵州贵阳，于1938年春季成立“社会经济调查室”，进行“有系统之调查与研究，以冀促成贵州社会建设之事业”，考察结果汇为丛书“贵州苗夷研究丛刊”。其中之一《贵州苗夷社会研究》的作者也注意到鸟居龙藏的《苗族调查报告》，但认为因其先天的不足和时过境迁，该书已“不足以餍科学上的要求”，“到了今日实已有明日黄花之慨”。今日学者如能将这前后关于苗族的书进行对照，则研究会更加深入。此外，《贵州文库》还全面展现了贵州有史以来的人物群体，与贵州耸峙的群山可谓交相辉映。

　　《贵州文库》遵照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出版贵州古代文献，不仅是对历史的敬畏，而且也能较为准确地反映贵州历史上的学术、文化风貌。四部分类法诚然为古代中国图书分类的典范方式，但也有不足，特别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不足愈发彰显。为此，《贵州文库》另辟蹊径，增补“少数民族文献”一类。如此一来，贵州的文献可谓大体具备。

　　尤为值得肯定的是，《贵州文库》始终不放弃整理、点校本的出版，不但为培养古籍人才和传播传统文化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和平台，而且使出版工作成为一项“以文化人”的文化事业。

　　张文德在为《（康熙）贵州通志》作序时强调：“国有史，郡有乘，考古镜今，政治之所从出也。”这虽然是就方志而言，但揆之地方历史文献丛书也未尝不可。《贵州文库》出版十年来，为贵州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文化资源、精神力量，随着文库二期出版的顺利推进，必将为贵州未来发展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我们相信，根深而叶茂，源远而流长，《贵州文库》一定能为“展现贵州新风采”做出新的贡献。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15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