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凯（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杭州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甲午战争之后，面对儒学衰微的局面，清朝官员与士绅侧重以儒家学说为纲常伦理，以中国经史之学为体，西方科学技术以及各种时务知识为用。然而，中国传统学术以通经致用为基础，一旦中学不能致用，儒学、经学的正统地位自然动摇。清末民初，以学派突破道统，以国学复兴古学，重塑学术传统，成为救亡图存、维持种性的有效途径。1902年，梁启超提出以“国学”之名存续固有学术，国粹学派以国粹激发种姓，到新文化运动之后，北大国学门引领整理国故运动，再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学术的整体视角中践行国学研究，围绕国学的论争见证与参与了近现代中国学术的新旧转型，科学与国学的关系贯穿中西新旧之争。

　　1911年，王国维为《国学丛刊》作序时，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此言恰恰反映古今中西新旧之争弥漫于国学研究各领域，以有用与无用类比古今中西学术的做法自当摒弃，但其背后除了学派与门户的意气之争外，其实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是否能用普遍主义来研究、定位中国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立场分歧折射出中国文化走向的多元路径。民国肇建，章门弟子在杭州发起“国会学”，拟请章太炎担任会长，讲授音韵训诂、文章流别、群经通义、诸子异义、典章制度、学术流别、释典等科目与课程。与此同时，廖平、吴之英、宋育仁、谢无量、曾学传等人在成都创办四川国学馆，廖平提重构道与六经的关系，倡孔圣制作，将六经置于“孔经哲学”的框架中重新解释，曾学传强调国学当以儒家伦理为宗旨，阐发宋明理学的义理。经今古文之争是清末民初政教与学术转型的枢纽，杭州国学会无疑是基于古文学立场，提倡国学以文字语言、历史文化与制度之学为主归。廖平在四川国学会讲学，则从今文学出发，强调圣人的微言大义。

　　新文化运动之后，反孔非儒成为思想潮流，整理国故运动旨在为新文化夯实学理基础，胡适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声称研究传统学术思想的方法就是整理国故，若要分别国粹与国渣，首先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开展整理国故的工作，以系统与比较的方法研究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新文化派以西方学术作为整理国故的参照物，以科学与分科的系统整理中国历史文化。国学不再被视为不可动摇的学术之本，学术分科、祛除经学义理、经学史学化甚至史料化成为国学研究乃至新学术建立的有机组成。与此同时，学衡派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与新文化派争论西学正宗和国学正途。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提出“以科学理董国故”或“以国故整理国故”。顾实认为国学对外指向世界，可视之为空间的对抗，对内面向固有的历史文化，可谓时间的包容。“以国故理董国故”，可以明澈中国人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特质，“以科学理董国故”侧重于探寻中国当下现实与未来，国人存在为外来文化同化的可能。梁启超也指出国学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文献的学问，属于知的范围，可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整理与研究；一是德性的学问，属修身与行的范围，当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考察与践行。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现代学术分科的建制日趋完备，国学难以整体纳入现代学术体系，“打倒国学”的呼声甚嚣尘上，各派学人主张以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科目研究中国学术。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研究等称谓开始取代“国学”，以更具包容和开放的方式建立中国现代学术范式。新文化派反思现代中国丧失重心，主张以现代学术打造学人社会。另一方面，有人质疑新文化运动与整理国故运动导致中国文化丧失本位，为挽救世道人心，应当复兴儒学，在精神信仰与道德修养层面发挥孔孟学说的凝聚力与约束力。川大国文系国学研究会指出治学当以进德为本，修业为末。中国文化当以体察义理、研究经史为本，博览诸子百家文集为末。陆懋德明确指出“内圣外王”之学是正统的国学的最高目的。“内圣”指修养，“外王”指致用，内圣外王即是“明体达用”，正统的国学既要注意修养，又要注意致用之学。

　　在学理层面，新文化派引入普遍性的现代学术系统，为中国学术注入新的活力。不过，新文化派虽然以中西文化相资为用，互相比较为目标，但其自始至终均侧重于以西方学理解释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文化有意无意之间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中国文化陷入博物馆化与美术化的境地。全面抗战时期，浙江大学文学院会聚一批学衡派与南高史地派学人，提出整理国故运动无形之中将中国比拟为埃及、巴比伦，以客观之名质疑中国学术的一脉相承，切断中国文化与现实社会的有机关联，用现代学术研究中国文化的部分细节或许有精确可取之处，但往往缺乏同情。对中国文化没有欣赏、体验与受用，更无意也无法发扬与光大。中国人不能以这种态度与方法研究中国学术。国人研究国学应当以科学时代人文主义为依归，首先要明本知类，通晓中国固有学术，文史哲正是经史子集；其次，吸收西方文化，取人之长，弥补我之不足；最后，辨明我之何以为我的原理，洞悉其他文明与文化的利弊得失，相互融通，确立能尊而有立的文化自主，探索民族前途的康庄大道。马一浮批评“今人讲国学者，以经学、史学、诸子学并列，而不知其皆统于六艺”，强调研究国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与陈旧呆板的物事，而是要活鲜鲜地体察国学的体系，国学不是勉强安排出来的理论，而是自心本具的道理。研究中国学术，应重体验，崇践履。针对中国学术的整体被西方学术分科所割裂，马一浮以知类观通为原则，以六艺之道为依据，以判教之法，主张六艺该摄一切学术，重新梳理与整合新旧中西学术。

　　1940年代初，罗忠恕、蒙文通、钱穆等学人组织中西文化学社，联络国内外知名学者，以客观的批判精神，检讨东西文化的价值，充分展开思想交流，共同致力于文化的交融与新文化的建设。蒙文通格外强调中国文化的一贯性，又特意转述翁文灏“以科学整理国故不如以国故整理科学”的主张，指出整理国故不是抄袭欧化，而是将中国文化的精义贡献于世界文明。蒙文通、李源澄认为以现代学术的方式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是中国文化转型的必由之路，不过，中国固有传统兼具历史与文化价值，师法西学之后，仍需以国故整理科学，在文化与义理层面，估量中西文明的特质，双方取长补短方是中西对话、创新文化的源头活水。蒙文通提出儒史相资，以源流互质的方式，贯通价值与经验，阐释中国历史演进、文化传承，揭示人民生活与制度设计、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揭示文化与社会之间的互动机制。以通贯的视野纵向考察历史文化的源流，横向注重思想与实践的关系，以资在源与流，人事与制度，人伦、政教、行为规范之间建立有机的关联系统，在历史语境中动态的把握文化演进与出路。

　　陈寅恪曾指出近代国学研究存在新旧两种立场与路径，旧派固守既有材料，但缺乏系统解释，流于拘泥，“失之滞”；新派以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作为解释中国历史文化的框架的材料，流于比附，“失之诬”。在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破除经学义理、以史代经成为新旧转承的关键环节。在新与旧、中与西之间，探寻适当的方式开拓中国文化研究的新路径：中国文化研究既不能空谈道理与永恒价值，文化精神的弘扬必须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又不能将中国文化视为普遍法则与现代理论的注脚，应当历时性探索中国历史文化演化的实情与内在机理，在科学与国学之间建立相辅相成的能动关联。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2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