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书者说】

　　在偶然与必然之间

重探唐代藩镇的历史叙事

——关于《藩镇与唐代政治》的缀语

作者：孟彦弘（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本书的出版，离不开几位师友的推动。2024年夏，老友朱玉麒约我与凤凰出版社吴葆勤社长小聚。席间谈起诸多“老博士”的论文尚未出版，朱玉麒提及我正在修改博论——起因是，前一年的冬天，我陪我爱人化疗时，她劝我说，退休在即，还是应该把书稿整理出版。吴葆勤社长闻言，当即约稿，两周后便寄来出版合同，全凭信任。这份机缘使我下定决心完成修订。交稿后两个半月，样书寄抵，我爱人得见扉页上那行致她的题字“献给孔伟”。两周后，她安然离世。

莫高窟第156窟河西节度使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局部） 资料图片

　　此书装帧精美、版式大方，我常觉自己的文字未必相配。后记中对吴葆勤社长、责任编辑张永堃的致谢词，被他们悉数删减，仅留一句对出版社的致谢。如今学术著作多需出版资助，而这部近50万字、700页的作品，未让我申请任何补贴。我但愿这本书销路稍好，令出版社少些亏损。

　　从章节来说，全书正文共六章，另附“馀谭”。此“馀谭”，既不是对全书的总结、归纳，也未能拔高、升华，而只是作了一些补充说明或辨析，故没有“论”，只有“谭”。

　　各章内容中，第一、第二、第四章以及第三章的一小节曾发表；第五、第六两章和第三章的大部分为首次面世。如果再加上第二章、第四章后面的“补论”（已发表部分基本未动；需要进一步说明，或针对学界此后的相关论著有所辨析，则在该章之后，写了“补论”），就字数而言，大约四分之三的篇幅是第一次发表。全书是当初博论的近五倍。

　　从前的研究，是着重于“关系”，即中央与地方（藩镇）的关系，如王寿南的书名就是《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指出并非所有时间、所有藩镇都割据，破除的是用“藩镇割据”来概括唐后期的藩镇问题。张国刚则对藩镇分区、分类，强调只有河朔才是割据，其他藩镇各有其功能和作用（防遏、防边、财赋）。我想，“关系”是表象，背后的实质是“控制”——能控制，则藩镇为中央所用；失控，则藩镇恃武跋扈。

　　自安史乱起到元和末平定淮西、淄青的六十五年间，存在所谓“藩镇问题”；此后至黄巢变起，在朝廷看来，已不存在这一“问题”了（这也是我重点讨论的是这六十五年，却指称“唐代”的原因）。本书着重探讨，朝廷如何恢复秩序、实现控制（河北除外），以及为什么最终没有能控制（河朔三镇）？为此，我又讨论了中央的藩镇政策的确定和实施，提炼出军队地方化、军人集团-军人政治（河朔化）等概念。另外，强调了河北没那么重要，河朔的“高度自治”也不是必然的。同时，对“胡化”说予以反驳，指出关键非关种族文化，而在权力与控制。

孟彦弘（右）和孔伟  插图：荣池

　　政治史的研究，应尽量避免就具体事件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这很容易求之过深，甚至“走火入魔”。孤立地看某一事件，其成因往往存在多种可能，可供推测的空间很大，但我们毕竟是“事后诸葛亮”，是从事后来反观历史；当我们把这些事串成线再来审视时，每件事的可能性便会减少，对其理解也就不再沦为各执一词的猜谜游戏。把串成线的这些事，再放在一定的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揭示它所能说明的问题。比如刘展之乱，其具体原因可以作多种猜测，但跟来瑱之事放一起看——朝廷都是明面上要调任他们高升，暗地里任命其手下接任，一俟他们奉调离任，继任者即下手除掉其原来的上级——此类手段实属拙劣。果然，来瑱、刘展皆一眼识破。我不再纠缠于具体动机之猜测，而是借此说明，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力大为降低，所以才会出此下策。再如永王璘之变，学界或视其为玄、肃父子权力斗争的体现，或强调人家父慈子孝，只是永王个人擅自行动。我认同前一种说法，但想进一步说，玄宗与肃宗对江淮控制权的争夺，客观上强化了中央在该地区的政治与军事存在，从而使江淮未能如中原那样趁安史之乱出现跋扈藩镇。

　　重大事件常具偶然性，李希烈起兵乃至称帝即为典型案例。泾师之变后，河朔三镇仅自称王，却共同推戴李希烈称帝。李希烈是通过兵变赶走前任而继任的，并非一上台，就处心积虑要反唐；是中央与河北战事陷入胶着，才刺激或激发了他的跋扈之心，而泾师之变、德宗出逃，加上河朔三镇的力拱，又进一步刺激了他的称帝之心，最终导致淮西长达四十年的割据局面。相比之下，其前任李忠臣控制淮西十六七年，在政治上始终“一心向唐”。这一对比更凸显了个人抉择与外部情势交织下历史的偶然性。

　　当然，这并非要否定必然性。比如魏博田弘正归顺、幽州刘总归顺，是偶然的，是他们个人的政治选择；河朔的军人政治并未因此而改变，所谓河朔“再叛”就是必然的。田弘正控制魏博那么多年，移镇成德即被杀，其子田布入魏博，亦无能为力。安史之乱后，河北的改变，只限于局部（内裂出了易定、横海），整体未变。

　　跟偶然性密切相关的，就是机遇或所谓“窗口期”。如江淮的游离，德宗用兵失利、出逃是个窗口期；江淮未能在这个窗口期实现割据，黄巢乱前即无机会。同时，江淮的游离，刺激了朝廷对江淮控制的加强，也正是在与淮西李希烈的对抗中，逐渐确立了点式分布、“强弱相间”的控制格局——强化徐州、寿州，遏制淮西和淄青；强化镇海、宣州、鄂岳、荆州，屏卫长江以南（但没有强化扬州）。比如田弘正的“一心向唐”，不能改变河朔，却为唐中央解决淄青问题提供了一个窗口期。如果拖到田弘正、田布父子去世后，朝廷再用兵淄青，结果恐怕就会不同，至少不会解决得那么快、那么具有戏剧性。

　　沈从文说自己写小说，是“贴着人物走”。我想，研究政治史，要“贴着史事走”，放在具体的情境下，作具体的分析。

　　我们应充分尊重和吸收已有成果。我花了相当功夫梳理学术史，与年轻学人对话。他们的新见丰满了本书的讨论。近日，研究室同仁与出版社为本书举办座谈会。作为即将退休的老人，我感激之余，唯望此书学术声誉稍佳，以致敬我一生从事的职业。

　　《光明日报》（2025年11月29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