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觉弘、石亚培（分别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

　　经子关系是中国古代学术体系中的重要内容，经学长期处于独尊地位，子学则不大受重视。到清代，章学诚等学者对经子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在尊经的同时，对诸子的看法较为包容开放。清末民初，章太炎等学者主张子学为哲学，独立于经学，具有经世致用的价值。在前人的基础上，现代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对经子关系继续探索，又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其主要贡献是客观地看待经子关系，尊经而不卑子，并将二者融会贯通，皆视为经国济民之略、立身处世之道。

　　尊经而不卑子的态度

　　经学对维系社会政治及伦理秩序具有重要的价值。20世纪40年代，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时，张先生试图从传统经学中谋求救国之道，反对“非孝废孔”说，肯定经学不可替代的当代意义。同时，又将目光投至较不受重视的周秦两汉诸子，通过对诸子著作的涵泳考辨，认为诸子百家同样具有救世之效。

　　关于经学的价值，张先生认为陶澍《沅江县尊经阁记》所言“经者，常也，所以纲纪人道之始终，而轨一世于和平者也”，“古之所谓经者，致治之理也”，卓有见识，必明于此，而后通经致用之效可睹。《四库提要》称“经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公理犹如算学中的定理公式，“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者也”。而学者的任务就是穷理，穷理的范围包括人理、事理、物理三个方面。研究物理，其中有一定的公理，足以执简驭繁。但人理、事理，“存诸古籍中者实大且多”，如欲知之，“则古代经传实有诵习之价值，而不容屏绝之”（《壮议轩日记》）。为此治经可分为两个途径，一则节取有关日用常行者，务令约俭，无使破碎；二则选录有关伦理政治之文，类编为书。在范围的选择上，不必囿于经子之畛域，百家之书皆可择其要者入录，达到不泥经名，为用宏大的效果。

　　对某些学者提出的“非孝废孔”之说，张先生则主张“尊孔议，以见尊孔为扶世立教之原”，“教孝议，以见教孝为强民保邦之本”。张先生承认孔子之说虽有宜于古而不适于今者，但是，立国于大地必有其所以维系人心于不敝的东西。孔子于既往二千年中为天下纲纪，足以济刑政之所不及者实大且多，如言废孔，自必先立一新伦理中心思想方可。至于孝道，张先生认为是教民之本，是华夏发展数千年的基础，其不仅关系人才消长，亦为国民忠愤之思的基础。

　　张先生在尊经的同时，同样重视子学的价值，认为周秦两汉诸子之言，虽百家异趣，皆务为治。他在日记中提到欲撰集《经子粹语》，对子部典籍不时温故，深有解会。如《吕氏春秋》，“余于先秦诸子，最喜读此书。尝谓百家争鸣，各有孤诣，论治莫如黄、老，论学莫如荀、董，论行莫如墨、晏，论术莫如管、韩。其在天壤，有若乔岳灵海，无以益其崇深。而吕子兼之，此其所以为大，宜与六经并垂不刊也”。如《论六家要旨》，“先秦政治之最高理想，汉人犹能得其真，可于此文见之。论政理而不窥道家精旨，则无可由之径。《吕览》、《淮南》实其渊薮。余之粗解其旨，自两书启之”。通过对先秦诸子之义的涵泳，张先生认为诸子之说，起于救时之急，“皆务为治，虽所操之术各异，而其言主术，同归于执本秉要”。于是，本着“救时之急”与“致治”的角度，认为先秦诸子有两大建树，一为道论，一为政论，并撰作《周秦道论发微》《周秦诸子政论类要》加以阐发。张先生曾从政论的角度比较儒法二家，“儒家的病根在虚，法家的长处在实”，徒儒不足以致治，而周秦法家重视耕战，乃是富国强民的纲领，“综观在长期封建社会的政治家，未有纯用儒术而能取得成功的。所以今天校论历史上政论的高下，自以周秦法家所提出的议论主张为最不可及”。

　　一个道论，一个政论，张先生认为是历代大政治家莫不精熟的理论，可与群经传记相互表里，“所以诸子百家之言，有时可与经传比重”（《讱庵学术讲论集》）。不仅先秦诸子，张先生对汉代子学著作亦多有考析，如说：“不详究《淮南王书》，则无以知道论之要；不通《论衡》，则不能广智。”（《汉书艺文志通释自序》）称《中论》一编“多言君道，敷陈德化，乃至审臣、慎从、赏罚、民数，举凡致治之要，循流溯源，穷极奥窔。当时有国家者，倘得举而措之，亦足以救一世之急也”（《旧学辑存》）。

　　不妄分轩轾的阐发

　　经过数十年对经学与子学的全面考察，随着20世纪80年代传统文化讨论的兴起，张先生对经子关系进行了融通，将经的概念阐释为“纲领性文字”，破除了经子藩篱，置于与子学同等的地位，并通过《经传诸子语选》一书进行熔铸阐发，以应对时代的变化。

　　张先生认为，古时六艺，本无经名，“经者纲领之谓，原非尊称。大抵古代纲领性文字，皆可名之为经。故诸子百家之书，亦多自名为经”。将“经”由专门的儒家经典之称转变为“纲领性文字”，这就大大不同于传统“自六经以外立说者，皆子书也”的观念，在思想上彻底打破经子在目录上的藩篱，将群经与诸子同等看待，并称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周秦诸子与群经传记互相表里，诸子所言，有合乎经义者；诸子中引用群经处既多，而诸子之文亦有采入群经者。故究绎周秦立言之书，自不能循昔人经子畛域而妄分轩轾也”（《爱晚庐随笔》）。既认定“诸子之学，为用甚广，本不亚于六经，不应妄分轩轾也”（《清人笔记条辨》），张先生便将群经诸子进行了汇聚综合，具体体现在遗著《经传诸子语选》一书中。

　　张先生认为：“古人立言垂世，不外修己、治人二者。修己，身内之事也；治人，身外之事也。”故《经传诸子语选》分修己、治人内外两编。在内容选择上无经子的畛域之见，能够平等地看待经学与子学的地位及关系，无高下轻重之别，唯思想精华是取。如《仪礼》《周礼》《公羊》《穀梁》《孝经》《尔雅》等书虽列于《十三经》，弃置不录；《逸周书》《国语》《大戴礼记》等书虽不列于《十三经》，却加以收录。这就使得群经诸子之间的壁垒融于无形，各家思想理路得以彰显共存，争鸣齐放。

　　《经传诸子语选》是古代先哲修己治人的经验总结，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智慧的结晶。其中修己部分，并非仅指提升个人自身修养，而是从人生角度出发来观照世情，论述笃学、尚志、立业、规范之类的观念与方法。笃学，如“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记·学记》），强调笃学的意义与价值。尚志，如“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表明做人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奋发有为，不为外物所惑。立业，如“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荀子·劝学》），说明建立功业要有长远的目光和专心致志的态度方能取得成功。规范，如“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左传》僖公九年），要求君子立身处事要以公忠和诚信为标准。

　　至于治人部分，主要以民本为核心，德治与法治相结合。民本，强调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宁，因此治理国家，必先富民裕民。如《管子·治国》：“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耶？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之，然后治之。”德治要求治国理政要以善政德政，老百姓才会归服。如《大戴礼记·小辨》：“政善则民说，民说则归之如流水，亲之如父母。”法治与国家强弱息息相关，唯有依法治国才能长治久安。如《韩非子·有度》：“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等等。

　　正是由于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中华民族才能够绵延不绝。因此张先生十分珍视“语选”，曾言道，“纂录既竟，置之案头以备观省。或拈出一言以检束身心，或综合群语以会通理道，悠然有得，益我良多。盖古人立言，不为一时，今人读之，亦有可资借鉴，取古语以为今用者，比比是也”，“如能奉是编为守约之书而常摩挲玩绎之，固进德修业之助矣”，启发人们在现代社会如何科学地对待传统文化，从中汲取精神养料，提升自身修养、立身处世乃至待人接物、治国安邦的能力。

　　作为一位精通传统文化、具有现代人文精神的大学者，张舜徽先生对经子关系的重构与阐释，学术上为正确处理各家关系提供了一种借鉴，在抉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方面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0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