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作者：方立、沈浩（均为苏州市考古研究所馆员）

　　2022年以来，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在苏州古城，特别是在古城核心区的金城新村一带发现了大量秦代遗物。专家学者通过合作研究，确定秦会稽郡治所就在苏州古城一带。

　　根据《史记》《汉书》等传统史料的记载，会稽郡是秦灭楚之后设置于吴越旧地的一个行政区，其治所即为春秋晚期吴国都城之所在。春秋末年，吴越争霸，越国灭吴，后来越又被楚排挤出长江下游地区。战国末年，著名政治家春申君“献淮北十二县，请封于江东，考烈王许之。春申君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文献记载显示，从吴都到春申君城，再到秦会稽郡城，沿革有序，脉络清晰。但由于无锡阖闾城、苏州木渎古城的相继发现，人们对吴都地望产生了新的认识。尽管在金城新村秦代地层之下发掘出了大量的先秦遗物，但因为缺乏确凿的文字证据，仍受到一些质疑。

陶量口沿拓片 作者供图

陶量器身 作者供图

　　一件带铭文的红陶量成为关键证据

　　根据春申君治吴墟的记载，要找到吴都，就必须找到春申君治理吴地的证据。非常幸运的是，在2025年配合基本建设时，在余天灯巷东遗址考古出土了一件带铭文的红陶量，为春申君治吴墟提供了关键性证据。

　　该遗址位于今余天灯巷以东，清代按察使署东北，共发现灰坑、水井、灰沟、柱洞等遗迹415处，其中水井179口，涉及东周、汉代、六朝、唐宋及明清时期，出土完整及可修复遗物2135件（组），东周、汉代地层保存完整且遗存最为丰富。

　　水井J63底部出土了一件战国晚期陶量，该陶量出土时已残损，仅保留两块泥质红陶残片。陶量为圆筒式，直壁，平底，腹身周圈饰三道凹弦纹，因局部残缺，无法判断是否有鋬。经测量，壁厚1.15厘米，外高9.2厘米，外底径15.7厘米，内底径为13.4厘米，内口径为13.9厘米，略微口大底小，内高约7.8厘米，容量约1141.43毫升。其口沿及底部刻有文字，口沿文字为“夨（吳）市量（?）”，底部文字为“苛（见下图）苛（见下图）之肖”。

　　随着赋税制的产生，具有法制性和统一性的专用量具逐步形成。东周时期，度量衡逐步健全。这件带铭文的红陶量是苏州古城区域首次出土带铭文的量器，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其上戳印的“吴市”陶文为苏州建城史提供了更新、更早的证据。这也是苏州古城考古首次发现楚国官方的度量衡工具，成为找到春申君治吴的关键证据。

　　楚国对江南经济实行制度性管控的证据

　　苏州古城先秦时期曾经被吴、越、楚三国统治过，为何我们判断这件陶量为楚国的遗物呢？

　　判断量器的时代和国别，一般可以依据自铭、容积和形制等因素。自铭量器，如很多齐、楚和秦等国量器的铭文里，往往包含明确的国别、官职和地理等信息，学者根据既往记载和发现即可判断其国属。这件陶量的底部有六个字，最后一字为“肖”，应该是该器的名称。“肖”是何种器物呢？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认为，楚国郢太府铜量铭文最后一字为从竹从少，应该是从竹从肖声的“筲”的异体，此字即《说文》之“箾”，原是一种饭器，因为有固定的容量，所以也可以作为量器的名称。

　　此前发现的楚国量器共9件，皆为铜制，形制包括敛口鼓腹型和直腹圆筒型两种，容积多在1140毫升左右。这件陶量容积约1141.43毫升，与寿县朱家集出土的两件大铜量，以及郢大府铜量、王铜量的容量接近，是楚国的五升（一箾）量器。

　　口沿铭文虽然残缺，但第一二字字形基本可辨。第一字和苏州混堂巷遗址发现“吴市”陶文的下半部接近，从字形上来说与“天” “夫”形极为相似；从出土地及辞例来说，应释为“吴市”之“吴”。此字形的“吴”，之前也曾在吴越金文题铭，特别是吴王光戈上出现过。著名古文字学家容庚先生首先指出此字即“工吴王”之“吴”，在这里作地名用。第二字从止从土，有一曲笔环抱土部。此字的写法和包山楚简“市”字的写法如出一辙。第三字残留上部“曰”，下部残损过重，无法识别，暂不论。因此结合器名、容积、文字等因素，可以确信这件陶量为楚国量器无疑。

　　为何楚国量器会出现在苏州地区？楚国对苏州地区的有效管理，始于公元前247年春申君黄歇治理吴地。作为税收、贸易和法律实施的重要工具，度量衡的规范化应用已深入国家行政体系。余天灯巷东遗址出土的带有“吴市”铭文的量器，正是楚国在吴地确立官方计量标准的重要物证，标志着楚国对江南经济实行制度性管控。

陶量底部 作者供图

陶量器底拓片 作者供图

　　“吴市”铭文见证从楚制到秦制的演变

　　据《越绝书》记载：“吴市者，春申君所造，阙两城以为市。”表明战国时期楚国在苏州城内设立“吴市”，作为官方交易场所。楚大府作为中央机构，主管财政税收及物资调度，地方市场则由“市令”负责管理交易和征收市税。量器作为官方市场管理的工具，证实该地区存在制度化的经济活动。余天灯巷遗址出土的战国楚量、秦代混堂巷北遗址及北园遗址陶文，均带有“吴市”铭文，构成了一条器物链，揭示出政权更迭过程中市场经济制度的延续，体现了国家在经济管控政策上的连贯性。三处遗址均位于苏州古城核心区，“吴市”铭文标识其官方市场功能，证实自楚至秦，吴地核心经济区持续稳定运作。

　　吴地民众对楚国量制的接受，反映出对楚国统治的认同。量器上的“吴市”铭文沿用了故吴地名，体现出楚人对地方传统的尊重，这一做法为秦汉推行郡县制奠定了社会基础。秦代混堂巷北遗址出土的“吴市”陶文仍保留六国文字，而秦代北园遗址同期陶文已改用秦篆，反映出“书同文”政策在当地的渐进推行。秦统一后，“吴市”被纳入秦会稽郡的“市亭”体系，标志着吴地由楚之江东郡城转型为秦代郡县，而“吴”地名的延续（如吴县）及市场管理机制的保留，则体现了秦对楚统治成果的吸收。

　　从楚国余天灯巷东遗址，到秦代混堂巷北遗址和北园遗址，三处出土的带“吴市”铭文的器物，在时空上形成从楚制到秦制的连续谱系，实证江南地区制度转型呈渐进特征，而非秦代骤然变革。一件陶量，不仅是测量粟米容积的标准，更是国家权力在江南地区的具象体现与宣示。从春申君营建吴城，到秦设置会稽郡，“吴市”从楚制演变为秦制，不仅印证了苏州由吴都至楚城、再至秦会稽郡城的历史进程，也浓缩了长江下游地区逐步融入华夏文明的历史轨迹，成为“大一统”国家形成过程的微观见证。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0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