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语言学文献中发掘“潜理论”

　　——以许慎、段玉裁为例
演讲人：王云路 演讲地点：浙江大学 演讲时间：2025年9月

　　王云路 浙江大学敦和讲席教授、浙江省特级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现任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训诂学研究会会长等。著有《中古汉语词汇史》《汉语词汇核心义研究》《中古诗歌语言论稿》等。

　　中国语言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正如美国语言学者马提索夫所说：“世界上没有别的语言像汉语这样研究得这么深，研究的时间那么长。”

　　中国语言学的起源与发展，与西方语言学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和学术动机，其源头并非出于对语言本质的哲学思辨，而是服务于解读经典文献的实用目的。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传统的中国语言学根据汉字汉语的特点形成了训诂学、文字学和音韵学三个学科，统称为“小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语言学思想传入中国，与传统语言学发生碰撞，有识之士开始对中国传统语言学进行总结与反思。章太炎先生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认为“小学”这一古称应当改为“语言文字之学”：“语言文字之学，古称小学……合此三种乃成语言文字之学……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塙切。”这种观念体现出当时学者对传统语言学现代化的向往，也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开始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当下，中国语言学一方面承载着绵延数千年的文字与训诂传统，另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全球化与人工智能时代的全新挑战。如何走出一条既扎根传统又面向未来的发展路径，构建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语言学知识体系，是亟须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许慎、段玉裁等的历史贡献

　　《说文解字注》书影。资料图片

　　在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文字中，汉字是唯一绵延数千年没有中断的，原因是什么？对此分析讨论众多。有从经济文化关系切入，有从地域角度着手，有从民族融合分析，还有从政权更替考虑……而我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汉语言文字学有着悠久而璀璨的发展历史。

　　东汉许慎花费二十余年完成的《说文解字》一书，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奠基之作。关于此书的缘起，要从许慎观察到的汉字发展情况说起。春秋时孔子有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在孔子活动的时代，已出现了载籍散佚的情况。到许慎所处的东汉时期，汉字书写形式与意义都出现了不少混乱甚至消失的情况。正是有感于“是非无正，巧说邪辞，使天下学者疑”的现状，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

　　从这段论述中，我们既可以清晰理解汉字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也得以一窥许慎的雄心与抱负。他对语言文字的社会价值理解清晰而深刻，希望通过阐释汉字的类型、揭示汉字的含义、呈现汉字意义演变的趋势，让汉字、汉语的形音义完整准确地保存下去。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性字典，构建了字典的范式，同时分析汉字结构，创建六书理论，构建了汉字学。《说文解字》虽不足14万字，却保留了大量的古音、古训和典章制度等材料。许慎以其宏大的学术视野、广博的内容涉猎，赋予了《说文解字》跨领域的影响力。《说文解字》堪称一部古代百科全书，后世诸如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等方方面面都可以从中汲取营养。

　　南北朝文学家颜之推评价《说文解字》：“大抵服其为书，隐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颜之推认为，如若没有许慎的说解，人们恐怕不会了解汉字的“一点一画有何意”。

　　中国传统语言学词义与字形不能分离。在汉字学方面，许慎关于“凡某之属皆从某”的部首理论，揭示了汉字以类相从的建构模式；“同意”理论揭示了古人造字的同一思维模式。许慎创建了汉字的整体理论框架，让后人知道如何仿造、如何类推，使汉字生生不息，对中国文字乃至东亚日本等国文字都有影响。诚如清代学者王鸣盛所说：“《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读遍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

　　现在研究汉语的学者依然不能离开《说文解字》，而且随着资料的丰富、手段的更新，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部著作的可贵与伟大。

　　《说文解字》诞生1700年后，接力棒交到了清代学者段玉裁手中。段玉裁最重要的学术贡献是对《说文解字》进行了注释工作，撰就了体大思精、约150万字的《说文解字注》。

　　段玉裁的这项工作贡献巨大。首先，他揭示《说文解字》的说解义理，归纳其体例，让后人了解许慎的用意；其次，在造字义的基础上，揭示其特征义，而特征义进一步诠释了先民用字的基因；再次是揭示东汉以来词语的演变轨迹，强调其意义发展的内在逻辑性。《说文解字注》构建了文字学和传统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其科学性和系统性远超同时代学者，堪称中国古代语言学理论化的里程碑，故清代学者王念孙赞叹“千七百年无此作矣”。

　　可以肯定的是，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在同时代世界语言学家中具有领先地位。这里试举两点：

　　首先，段玉裁明确阐释了语言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1791年，段玉裁在为王念孙《广雅疏证》所作序中就提出了研究汉语的理论主张：

　　小学有形，有音，有义，三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义、有今义，六者互相求，举一可得其五。古今者，不定之名也。三代为古，则汉为今；汉魏晋为古，则唐宋以下为今。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这里段玉裁谈到了他对语言文字形音义关系的认识。“三者互相求”属于共时，“六者互相求”属于历时。周全且辩证，简练而明晰，完全可以作为汉字研究的基本理论方法，这一理论比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共时历时理论”早一百多年。

　　其次，段玉裁对“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与现代语言学观念高度契合。现代语言学严格区分“语言”和“言语”。人们普遍认为是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最早提出区分“语言”和“言语”。而我们通过观察段注中的相关说法，可以看出段玉裁对“语言”和“言语”的使用范围是清楚的，已经具备了清晰的“语言”与“言语”的基本观念，但是未能产生明确的定义表述。凡此类型，属于古人的“潜理论”，需要我们去细心发掘、阐释并加以弘扬。

　　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家有丰富、独到的语言学见解，有适合汉语实际的研究方法，有系统的眼光以及融会贯通的思路，还有丰富的语言实践；但是由于种种局限，他们往往长于事实分析，将主张和观念融入或散于对具体词语的分析中，很少有专门的理论性著作。我认为，把古人语言学研究的“潜理论”充分地开掘出来并加以系统整理，应是当今语言学界的历史使命之一。

　　对古人“潜理论”的发掘与继承创新

　　如上所述，发掘、归纳古人行文中的“潜理论”，是中国语言学完整知识体系建构的当务之急。

　　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段玉裁的相关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些科学、系统、细致的语言理论。他对许慎学术的继承和发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比如“同意”是许慎对造字思路直接分析的标志性术语之一，《说文解字》中约有30余处，段注进行了补充阐释，大约有80余处。《说文解字》：“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段玉裁进而指出：“美与善同意。”即说明“美”与“善”的造字思路是相同的。

　　今年是段玉裁诞辰290周年，我们对段玉裁最好的纪念，就是进一步在他的论述中挖掘并整理其语言学理论。浙江大学前辈学人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等都十分看重传统语言学，郭在贻老师曾通读《说文解字注》多遍并进行深入研究。当今学者中，王宁先生的词源理论，蒋绍愚先生的词义演变理论，冯胜利先生的“理必”理论，都是典型范例。

　　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系统提出了汉语词汇“核心义”的理论主张，认为汉语的一个词有很多义项，居于其核心主导地位的是本义提取出的抽象特征，这个特征义就是核心义。我们的根据就源于许慎、段玉裁的研究结论。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就精准地提取了词语的抽象特征义：

　　故凡彼此交接皆曰相。（目部“相”注）

　　故凡高举曰翘。（羽部“翘”注）

　　凡出声皆曰鸣。（鸟部“鸣”注）

　　这些“凡……皆曰”就是词的特征义，这个特征义能够用于许多方面，产生了词语内部丰富的义项，是我们所说的核心义的理论基础。

　　先民造字，还用已有独体字的特征义作为偏旁创造新字，也就是其特征义施用于其他事物，从而产生同源字。这是比喻的更高层级，是古人经济而又高度概括的造字法和用字法。段玉裁对此有很多分析。

　　从文字发展史角度观之，古人认识事物的辩证精神令人叹服，一个字含义的发展往往能够体现这一点。比如“保”字是一个人手抱婴儿，从母亲看，是保护义；从婴儿看，是凭靠、依托义。所以“保”的这个核心义在同源词“（襁）褓”“（城）堡”中都有体现。段玉裁常有“其义一也”的论述，揭示了词义间的辩证关系。我们也认为核心义体现出很强的解释力。

　　运用段玉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我们还提出了汉语“同步构词”的结构规律。

　　所谓“同步构词”，就是指一组词在构词形态和表义上完全一致。某些双音词产生时代不同，但是表义相同，结构方式相同，语素含义相近，我们称之为一组同步构词。

　　这里试举一例阐释“同步构词”理论的功用。孙常叙先生的《汉语词汇》（1959年，392页）解释“侵早”一词为“清早”，认为“侵早”是“清早”的音变，这一结论似乎从音理上也能够找出一点规律。但如果我们从同步构词的角度分析，就可以看出，“侵早”就是“侵晨”，与“凌晨”等一样属于常见的构词方式。这里我们举与“侵早”密切相关的“侵晨”一词为例。“侵晨”大约产生于魏晋时期：晋陶渊明《归园田居》之三：“侵晨理荒秽，戴月荷锄归。”《三国志·吴书·吕蒙传》：“蒙乃荐甘宁为升城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锐继之，侵晨进攻。”“侵晨”就是清晨，一大早。唐代诗人使用更多，例略。

　　“侵晨”类时间词在中古和近代文献中还有不少。

　　有“侵晓”。《北齐书·崔暹传》：“侵晓则与兄弟问母之起居，暮则尝食视寝，然后至外斋对亲宾。”唐杜牧《旅宿》：“远梦归侵晓，家书到隔年。”

　　有“侵旦”。唐鲍溶《山中冬思二首》其一：“巢鸟侵旦出，饥猿无声啼。”宋刘敞《奉同邻几咏雪》：“侵旦满城雪，从天万里风。”

　　有“侵夜”。《宋书·沈邵传》：“时上多行幸，还或侵夜，邵启事陈论，即为简出。”唐薛用弱《集异记·邓元佐》：“今已侵夜，更向前道。”

　　有“侵晚”。《前汉书平话》卷下：“吕胥与太后，侵晚至于未央宫，二人定计。”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卷下《论汉晋碑》：“同舍出省后，予尝侵晚而归。”

　　有“侵暮”。宋陆佃《赠王君仪》：“读书侵暮即然烛，为文夜坐常达晨。”元辛钧《訾州烟雨》：“渔翁披蓑侵暮归，家家买鱼趁晚炊。”

　　有“侵黑”。唐白居易《马上晚吟》：“出早冒寒衣挍薄，归迟侵黑酒全消。”唐李廓《杂曲歌辞·长安少年行》其四：“还携新市酒，远醉曲江花。几度归侵黑，金吾送到家。”

　　综上分析可知，“侵早”“侵晨”“侵晓”“侵旦”指早晨，“侵夜”“侵晚”“侵暮”“侵黑”指傍晚，这些由“侵”与时间语素构成的双音词都可以证明：“侵晨”类复音词是迫近类动宾式时间词的一种，与“清晨”在结构和读音上实际是没有关系的。

　　据《说文·人部》，“侵”本义是持帚，持帚打扫有渐渐靠近的意思。所以“侵”有迫近义，与“薄”“逼”“迫”“凌”同义，故均与时间语素组成动宾式时间词。根据同步构词的规则，可以证明孙常叙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由此可见，同步构词可以验证一个词是否符合规律，即是否成词、是否有存在的合理性。

　　再比如，近些年来颇为流行用西方的“转喻”“隐喻”理论来解释汉语词义的应用与变化。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和“转喻”不仅是语言手段，更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思维方式；语法化过程主要是以“隐喻”和“转喻”方式演化的，“隐喻”和“转喻”是推进语言演化的两种重要机制。

　　诚然“转喻”“隐喻”是人类普遍的认知思维方式，也正因如此，“隐喻”“转喻”在历史上的汉语词义演变中是十分普遍的。隐喻，事实上就是古人的比喻（比拟）。战国时期的《荀子·正名》就说：

　　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

　　荀子认为，人类情感相同，人们五官接触万物也相同，抽象出的特征自然也相同，那么以物比物、特征相似的也都相通，于是相约形成共同的概念用于相互交流。这不正是认知的相似相通吗？两千多年前的荀子已经有了“比方之疑似而通”的比拟认知，其实就是比喻、比拟。

　　王念孙也曾说“凡事理之相近者，其名即相同”“凡物之异类而同名者，其命名之意皆相近”。相近之“事理”和“命名之意”，就是今天更为常用的“隐喻”。

　　“转喻”，事实上就是“体用同称”。对此，许慎、段玉裁已有许多相关论述。比如：

　　《说文·贝部》：“买，市也。”段注：“市者，买物之所。因之买物亦言市。”

　　《说文·冂部》：“市，买卖所之也。”

　　在市场上进行的货物交易都是“市”，无论“买”还是“卖”。而且交易货物的地点也是“市”。这与“转喻”常举的“编辑”是动词也可以指编辑者的例子，是一致的。

　　再如段玉裁注“司”曰：“凡司其事者皆得曰有司。”“司令”即发号施令，也指发号令的人；“司仪”就是掌管仪式，进而指主持仪式的人。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体用同称”来源于段玉裁，在古代汉语中用于解释这种动词与动作者关系。例如：《说文·木部》：“梳，理发也。”段注：“器曰梳，用之理发，因亦曰梳。凡字之体用同称如此。”“梳”是名称，表示梳头的工具，而梳头这个动作也称为“梳”。类似的，还有《说文·金部》：“钻，所以穿也。”段注：“本是器名。因之谓穿亦曰钻。”以及《说文·革部》：“鞭，驱也。”段注：“鞭所以殴人之物，以之殴人亦曰鞭。”

　　动名相因是古汉语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以上例子中，段玉裁采用“体用同称”理论对此作了精要准确的概括。

　　在实际汉语应用中，还有许多语义现象，无法用“隐喻”“转喻”准确概括。

　　例如，“靠”字的古义中有“相违”和“相依”两个相反的义项，如果只用“隐喻”“转喻”是无法解释清楚这种同字反义情况的。其实，“靠”字指两人相背，因此有相违、背向义；但是两人相背又有互相支持、支撑的作用，因此又有了依赖、凭借义。我们常用的“靠背”“依靠”皆为此义。

　　还有主动与被动的关系、施事与受事的关系，古人认为这是一个事物的两端。

　　例如“谕”字，《说文·言部》：“谕，告也。”段注：“晓之曰谕，其人因言而晓亦曰谕。”段注告诉我们，“谕”既有告知义，也有明白、领会义。“谕”在施事方是“告知”，在受事方则是“知晓”。

　　段玉裁的精辟分析，本质上都是从事物的不同角度来阐释字义，隐含了朴素的辩证精神，为后来概括为“相因生义”“施受同辞”的理论提供了依据与范例。

　　简言之，西方流行的“隐喻”“转喻”可以使用，但不应是唯一的。许慎、段玉裁等人的论述已涵盖了“隐喻”与“转喻”。

　　语言学的本土化与科学化

　　语言学的本土化与科学化是重要的文化议题之一。观今鉴古，外来文化和本国固有文化通过交流而相互融合，继之而来的常是一番新的气象。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研究语言不能一味追随域外，因为语言本来就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尤其像汉语这样形音义兼具的语言文字。在思想上学科上自成系统，需要我们立足于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同时积极吸收、借鉴外来的学说。

　　我们有得天独厚的语言学资源：汉语作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语言，给我们展示了逐渐演变的线索，汗牛充栋的书籍为我们提供了无比巨大的语料库；我们有学养深厚的先哲，提供了深刻的见识和细致入微的分析样本。

　　一个成熟的中国语言学知识体系，扎根于中国语言事实，同时吸收人类语言学的优秀理论和方法，是能够回应中国和世界面临的重大语言相关问题的、充满活力的开放系统。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充分吸收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成果，在研究上坚持创新性、在教学上坚持主体性、在组织上坚持引领性、在技术上坚持前沿性，同时要积极与国际语言学界交流互鉴，积极建构中国语言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深刻揭示汉语言学科的发展逻辑和内在规律，从而为世界语言学的创新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与会人员在山东青岛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上拍摄的“甲骨文百家姓”。新华社发

　　在湖南省博物馆拍摄的部分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新华社发

　　参观者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互动区学写《永乐大典》中的字体。新华社发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3日 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