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研究员）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乃是发扬中国学术的世界意义，而非单纯强调其本土价值。从中国历史与现实，及其丰富的文献材料中提炼出具有普适性、标识性的概念，建构出一整套以之为基础的方法、学术和思想体系，不仅呈现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和巨大理论潜力，也可为其他文明研究者贡献方法和理论工具，为重新认识人类文明的历史、现实和未来提供新的范式，这是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价值和意义所在，也应是我们充分拥有的文化自信。故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除了需要突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外，还需要兼顾其普适性，使之能够进入全球学术的交流与对话之中。仅有主体性而缺乏普适性，知识体系容易陷于封闭；而普适性的实现，则有赖于跨文化的沟通与翻译。在这一点上，将“世界汉学与中国学”作为学科来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涵盖了海外汉学在多语言、多学科环境中所推动的中国研究成果，更强调将中国学者与海外学者共同置于全球学术网络之中，推动对中国的理解进入多元、互动的对话空间。因此，“世界汉学与中国学”对于中国人文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不只是外在助力，而是其走向开放与普遍的必要条件。

　　然而，中国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仍面临结构性局限。除比较文学、世界史、西方哲学等少数学科外，多数学科尚处于全球学术网络的边缘或尚未进入这一网络。以文明研究为例，在当今世界几大重要文明体的研究中，只有中国文明的研究保持着独特的语言封闭性：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希腊、古波斯、古印度等文明研究的主要工作语言多为英语（并辅以其他西方语言），因此形成了较为开放的国际学术交流格局；中国文明的研究则主要依赖中文，其研究成果受此限制，很难在全球学术共同体中得到充分的对话与回应。人文学科虽然不能直接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却是构成文明形态和文化特征的重要知识体系，因此，研究体系和研究方式的封闭，不仅限制了中国文明研究的发展潜力，也成为文明交流互鉴道路上的掣肘之一。

　　不仅如此，在中国人文学科各专业相对独立的学术体系内部，学者们因为拥有共同的知识背景与学术语言，能够顺畅交流；一旦跨越专业边界，学者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人文学术对话或深度互动。若外语能力不足，研究者便难以及时把握国际学术前沿动态，也无法充分参与国际人文学术交流；若中文功底薄弱，研究者又不易与专攻中国文学、历史或哲学的同行展开实质性对话。相较而言，海外高校及研究机构中的汉学研究虽仅占人文学科或东亚研究的一小部分，但其整体学术环境强调多语言与多文化研究，对语言能力与文化视野较为倚重。海外汉学家大多掌握中文及英、法、德、荷等主要欧洲语言，甚至涉猎欧亚或近东的宗教语言及少数民族语言，还可通过研究助手深入研读中国经典或开展田野调查。他们既能与不同语言文化区域的研究者进行对话，又可跨越学科壁垒推动知识融合，在中西学术交流中扮演桥梁角色。尽管新一代学者外语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技术也在逐步消解语言障碍，但中国学界在跨专业对话与国际交流方面仍面临诸多现实局限。因此，海外汉学的经验与方法，对中国人文知识体系更好地融入全球学术共同体，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理解海外汉学的价值，需要回顾其历史与概念渊源。“汉学”广义上涵盖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哲学、宗教及艺术等人文知识领域的学术研究；狭义上则专指基于语文学方法、聚焦中国古代经典文本的专门研究。东亚地区对中国古典的研究也常被纳入“汉学”范畴，如日本的相关研究常被称为“日本汉学”。由于日本、韩国和越南在历史上长期处于中华文化圈之内，这些地区与中国本土的研究共享相近的学术范式，并一直保持密切交流。进入20世纪后，日本的中国古代研究逐渐引入西方理论与视角，但绝大多数研究者仍深受中国经史传统与诗赋教养的熏陶，他们研究的问题也多以文献释读和考证为起点，实际上仍然延续了古典学术传统。因此，严格来说，英文的“Sinology”一词宜专指欧美学术界的中国人文研究。

　　欧洲汉学最早可追溯至16世纪欧洲传教士的相关活动，至19世纪逐步发展为成熟的学术体系。自20世纪以来，欧美汉学越来越倾向于摆脱单纯的语文学和译介模式，转向更具问题意识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欧洲汉学家（尤其是德国学者）迁往美国，美国又因国家战略的需要大力发展重点高校的汉学和中国学机构，由此全球汉学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美国逐渐取代欧洲成为汉学重镇。其研究对象也跨越文本释读，广泛涵盖中国文化、宗教、社会与思想等多个层面。作为西方学术体系内的一个分支学科，海外汉学以西学范式来究中国材料，其预期读者主要是西方学者，在此层面上，海外汉学不仅是中外文明交流与互鉴的桥梁，也是沟通中外学术和知识体系的重要渠道。

　　当然，近几十年来欧美的汉学研究，特别是北美汉学渐渐远离古典语文学传统，其实际学术价值越来越引起国内学界的怀疑，已经不是年青一代学者所追慕或取法的对象。但海外汉学的价值主要不在于学术层面的贡献，而是其处于中外学术体系交叉区域的“区位价值”。它就像是一个展现中国材料和中国问题特殊性与理论潜力的试验场，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哪些问题是中国特有的，哪些问题有普适性，哪些问题只关涉具体现象，哪些问题具备理论统摄力量。简言之，海外汉学研究体现了从多个角度理解中国传统的可能。

　　换言之，海外汉学提供的研究路径，不仅让我们看到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多种可能，也揭示了固有人文学科知识体系的局限。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的学科体系奠基于20世纪初，伴随现代大学制度建立而形成，以欧美学科划分为基础、以教学和研究为主要内容。这一体系为中国学术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但其结构和范式延续19世纪西方学术模式，对学科发展形成一定制约。这一知识体系可溯源至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启蒙主义和浪漫主义，内核主要来自18世纪中晚期兴起的浪漫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影响了中国现代人文学科的概念、范式和问题意识，甚至还影响到了我们对“自主性”的理解。

　　以“文学”为例，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者所理解的“中国文学史”至少包括以下主要特征：诗歌是主流且有着独特的抒情传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学之原初形态多为民间文学，文学发展的历史是文学不断由俗而雅的过程；评价作家以创造性为核心标准等。这些判断的观念框架均来自浪漫主义。事实上，如果我们回溯到1900年前，中国学者最重视的文学形式并非诗歌，而是文章；研究对象也不是民间文学，而是经史著作。除了强调独创性外，他们同样高度重视对经典的模仿。翻阅张之洞的《奏定大学堂章程》即可发现，在当时的“中国文学”课程设置中，我们甚至难以看到诗歌或唐宋以后的作品。学者们今天所宣扬的中国文学特征，其实是源于欧洲浪漫主义视野下的中国文学，而非完全承袭中国本土传统。

　　从这一角度来看，中国人文学科的现代化进程与拉美学者所揭示的“依附性发展”存在某种相似。安德烈·冈德·弗兰克曾指出，外围国家的现代化并非自主生成，而是在不平等的依附关系中被动塑造，其结果是“依赖的发展导致不发展”。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则进一步强调，即便在依附条件下也可能出现发展，但这种发展必然受制于结构性约束。若套用到人文学科的场域，可以说，中国自20世纪初虽在西方浪漫主义传统与学科范式的影响下开始了学科建制与体系化，但这种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依附性现代化”，它既推动了人文学科的发展，也限制了我们对自主性的理解与实践。但也恰恰是海外汉学所开启的中外对话，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中外差异，同时促使我们思考现有知识体系中可能存在的陈旧观念。当然，本文并非否定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是意在指出这些成就与“依附性现代化”知识框架之间的可能关联。

　　近十年来，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海外汉学和中国研究的力量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衰退。除了欧美顶尖大学，许多高校的汉学教职岗位和研究经费都在减少。美国华盛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长期拥有较强汉学传统的高校近年来在汉学领域已呈明显衰落之势。而海外学者和普通公众对中华传统文化及经典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汉学家的研究成果。因此，汉学地位的下降，很可能影响中华文明在国际学术界和公众视野中的关注度，也可能减弱中外文明交流的活跃程度。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学界提出了“世界中国学”（Global China Studies/World Sinology）概念，希望借此突破海外汉学与中国本土研究之间的壁垒，不再完全沿用“海外汉学”的路径，中国学者可以参与并主导知识生产和话语权，从而构建一种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的全球性中国研究学术共同体。不少学者认为这标志着中国研究从以西方学者为主导的“他塑”模式，转向中外学者共同参与的“互塑”模式。尽管这一进程需要不断调整概念、创新理论，但它为中国人文学科摆脱历史困境、实现成熟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路径。

　　当前，海外汉学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四百多年来，海外汉学积累的研究经验、方法和成果——如文献整理、翻译和跨文化比较，不仅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也为“世界中国学”发展提供了借鉴。在此基础上，世界中国学跳出“西方—中国”的单向视角，强调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互动，将有关中国的研究置于全球知识体系之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仅是研究对象，也逐步成为知识生产的主体和理论创新的源泉。海外汉学作为桥梁，帮助中国学者吸收研究方法、拓展学术视野，为构建自主的人文学科体系提供方法论和制度经验；“世界汉学与中国学”则进一步整合经验，使中国学者能够更自信地参与全球学术对话，实现学术自主与话语权提升，并推动跨学科知识有效融合。最终，通过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世界文明成果并持续开展跨文明对话，中国学者有望建构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全球价值的自主知识体系。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13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