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严晓星（苏州城市学院古籍整理研究所副研究员）

　　一

　　《张謇未刊手札》赵鹏 张裕伟 整理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近世以降，名人手札的价值日益受到重视。这些手札，比正史记载更显性情，较编纂的文集更能留存历史本真。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张謇未刊手札》，三册共一千三百余页，搜罗宏富，史料价值颇高。

　　张謇（1853—1926）是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任事繁，交际广，毕生写信数量惊人。以上海辞书出版社曾出版过的八册本《张謇全集》为例，其中“函电”约三千通。有珠玉在前，《张謇未刊手札》所录仍可称数量可观：它以上海图书馆藏品为主体，同时广搜博采，纳入国家图书馆、上海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天津博物馆、黑龙江省博物馆等多家公藏单位藏品，又多方联系南通、合肥、深圳等地的私人藏家，形成了七百二十八通的规模。其中，正编五百九十三通，几乎全是第一次披露，副编一百三十多通，虽多已见于《张謇全集》，但不仅刊出了原件图片，文字整理与考订之精审亦超以往。

　　这批手札最鲜明的特色，在于收受人集中——仅写给周家禄、蒋书箴二人的就有三百三十七通，接近正编总数的六成。此二人，一为张謇“文字道义切劘”的早年挚友，另一为其创业早期的核心伙伴。故手札中于个人生活、事业擘画、时事观察等，皆能畅所欲言，不仅填补张謇研究之多处空白，更生动还原诸多历史场景，价值弥足珍贵。如张謇青年时期东渡朝鲜之经历，《张謇全集》所载寥寥，而此批手札则可据细节还原其全程并窥见当时时局。再如光绪二十年（1894年）九月张謇父亲逝世，其后三个多月，其日记及函电付之阙如，本书所收致蒋书箴两通手札，正可填补此段空白。

　　二

　　《张謇未刊手札》之史料价值，可自多方窥得，兹略举数例以明之：

　　于近代史层面，可提供来自时人的一手观察资料。如戊戌变法期间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其缘由学界聚讼不已。书中致周家禄第十九通云：“虞山此次颇有奋袂而起之意，上忤坤宁，下不谅于群口，忽然斥去。（去之故甚多，特此时忽发耳，主之者荣禄、刚毅）。”虞山即翁同龢。此札言其去职缘由多，主因在于上下失和。以张謇与翁同龢之交谊及其所处地位观之，此说当属可信。

　　于实业研究层面，可提供不一样的视角。在张謇创业之初，通海垦牧公司颇为重要，历来研究者多关注其开创的初衷是为大生纱厂供应原料，但张謇在致周家禄的函件中披露：“此利甚厚，五年后可收回成本，而得倍利……弟令家中妇女鬻首饰、停他务，合入五十股……”说明其成立也有商业获利的考量，其中既可见实业家的敏锐，也让研究者对彼时“实业救国”的宏大叙事多了不一样的观察视角。

　　于学术思想史层面，可观张謇对志书编纂体例之深思。张謇在致周家禄第一通中，就《海门厅图志》的编写体例和框架发表了意见，论述了“详图略志”及篇目分类的方法，且多被采纳，是研究近代书籍编纂方式的极佳史料。在致周家禄第一一七通中，张謇写道“比欲博考中外盐法，搜求各志，仍阙长芦、山西两《盐法志》”，表明他在盐业改革和实业创办过程中，注重利用志书，可见典籍曾于近代实业有所增益。

　　于社会风貌层面，这批手札提供了了解近代社会实况的窗口。在致周家禄的多通手札中，“外间觅馆，难于上天，槖笔者多，位置愈窘”“今之处馆与古不同……止合比诸佣鬻求活”等描述，反映了当时读书人的生存境况。

　　要之，《张謇未刊手札》不仅为读者呈现了立体多维的张謇形象，也为研究者洞悉晚清民国社会之变迁，开启了一扇重要窗口。

　　三

　　《张謇未刊手札》不仅是关于张謇史料整理的成果，也为手札类资料的深度整理提供了新的范例，可于三方面见其优胜。

　　一曰体例精严。全书以是否见于《张謇全集》为标准，将信札分为正副二编，每一编以受信人出生年月为序，未详者居后。凡附属于原札的他人手札、题跋、文件等，均作为附件统一编号，置于原札之后。对个别自成系统之文献，不因体例而强行拆散，如《南通保坍会文牍》。所附《受信人小传》考订精审，诸多声名不显、湮没于史之人物，其生平梗概亦得钩沉索隐，尤见编纂者之功力。另附《文献来源表》，为后世追踪文献流传踪迹提供依据。全书于存真基础上，兼顾科学性与实用性，系统展示了个人手札整理之范则。

　　二曰识读精审。该书采用高清精印原札图片与释文同页对照的方式刊出，只有极少数情况另作处理，可谓不辞辛劳。释文以繁体方式刊出，尽量保留了原札中的异体字与当时通行的文字，展示了清末民初的文字使用细节。两位整理者长期从事张謇研究，不仅懂研究对象，也通书法，擅长鉴别文字，精校细勘，保证了文献整理的质量。

　　三曰考订深入。原札之侧，多有“整理者按”，小至用字规范，大至受信者身份、信函系年等，均尽可能给出准确说明。如一通张謇致南通县知事卢鸿钧的短札，仅“白手打官司，亦无此事。公既不可，减为五十如何？其二十则令助残废院如何”数语，整理者通过追溯1918年彭吴氏田产纠纷的前因后果，厘清了札中内容与三天前另一通手札的衔接关系，确定了手札的年份。又如一通关于石柱刻字的便条，受信人“厚之”身份难以落实，整理者考证出实为“垕滋”的别写，确定为湖南平江镌刻名手方贞吉。而对张謇赠吴湖帆相关诗文的系年考订，更是针对诗稿中“万年裁二十一耳”可能导致的误解，结合张謇行踪及媒体报道等，确定其作于1920年。此类按语，考据扎实，推理严密，虽片言只语，背后往往蕴涵数千字考证之功夫，弥足珍贵。

　　该书整理者之一赵鹏从事张謇研究已近半世纪，是2012年版《张謇全集》编纂工作的参与者，其中“日记”部分即出自其手。另一位整理者张裕伟则是从事张謇研究的新秀。二人戮力同心，耗时四载有余，孜孜矻矻，终使此批珍贵史料得以及早公之于世。我曾亲见他们为一通手札的年份商讨数日，翻检多种文献佐证；为一个疑难字的辨识，废寝忘食，反复辨析。面对这批手札，我既叹服张謇“强毅力行”的精神力量，也感佩史料整理者的细致与执着。愿学界能善用这批“骊珠”，推动张謇研究乃至近代史研究在扎实史料的基础上取得更多成果。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25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