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心语】

　　作者：张新洲（嘉兴大学浙江省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中心副教授）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壮阔征程中，无数革命志士以笔墨为媒，在烽火岁月里定格信仰、传递理想，留下了大量珍贵的书信文献。这些文字或为临刑前的绝笔遗书，或为投身革命途中的家书私信，抑或是与同志探讨真理的论学信函。作为第一手史料，它们真实记录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轨迹、革命实践与精神世界，填补了一些史料空白，既呈现了历史的动人细节，又蕴含着穿越时空的精神力量，不仅为党史研究提供了文献支撑，更成为新时代传承红色文化的深厚滋养，值得深入挖掘与系统阐释。

　　革命志士书信的史料特征

　　革命志士书信作为特殊历史语境下的文本遗存，具有真实性、私密性等鲜明特质，使其成为党史研究中不可替代的文献类型。

　　真实性是革命志士书信的首要特点。这些书信或写给至亲至爱，或致予党组织与战友，未经后期修饰与刻意建构，得以真实记录革命斗争的特定场景、党内生活的具体细节以及个人的思想轨迹和情感体验。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职、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冷少农1930年写给母亲的家书，直白回应家人对其“不忠不孝”的误解，坦言自己“是把我的孝移去孝顺大多数痛苦的人类”，展现了革命者的家国抉择、作出的巨大牺牲。中共奉化县委首任书记董子兴在遗书中，详细记录了被捕后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经过、狱中同志的表现以及自己内心的煎熬与反思，他自责道：“最使我痛心的，是F（奉化）县革命党全部的工作给我‘破坏’了，因为什么证据、名单都被搜去了！”这种未经加工的原始记录，为考证党史中的具体史实、还原历史场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一手材料。

　　与公开宣言、官方文件不同，书信的私密属性使其成为革命者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清晰呈现了其在生死关头的所思所想和情感状态。中共湖北省军委秘书杜永瘦被捕后坚贞不屈，在面对死亡之际，含泪给临产住院的妻子写下遗书：“我不是时常对你说过吗？这就是乐园，是我最后的归宿，光荣的死。我含笑，我更望你含笑。我快乐，我愿你比我更快乐……我觉得我现在已是一个很清闲的人，身上千斤的担子，已经卸了！”字里行间，洋溢着一种为信仰而献身的光荣与幸福。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徐玮在狱中给家人写信，详细交代了身后事，并嘱托“我以天下为家，我的遗骸随处可放，由它腐败”。寥寥数语，折射出革命者淡泊物质、魂归自然的生死观。上海闸北区团委书记郭纲琳不幸被捕后，其兄郭纲伦心急如焚、四处设法营救，最后国民党当局同意释放郭纲琳，但条件是她必须签署悔过书。郭纲琳在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给兄长写了一封回信，信中写道：“我不希望什么，更不为失望而悲叹……现在我的中心是：‘让造成我的命运来完结我的命运，让我能得着的时日求些我愿求的知识，一直到最后一日。’”这些革命者真挚的情感表达，展现了他们作为子女、夫妻、朋友、同志的多重角色与丰富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加强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关注。这些情感表达与其理想信念水乳交融，共同塑造了有血有肉、可亲可敬的共产党人形象，使历史研究更具人文温度与感染力。

　　书信文献中的中共党史叙事

　　革命志士书信的内容涵盖信仰表达、工作汇报、亲情牵挂、理论探讨等多重维度，呈现了革命史叙事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从地域分布看，既有革命根据地之间同志的通信往来，也有白区地下工作者的秘密信函；从作者身份而言，既有党的重要干部，也有大量基层党员、青年学生、普通战士乃至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多元的文本类型共同构建了立体丰满的中共党史叙事图景。

　　爬梳革命志士书信，可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史及早期组织活动研究进行补白。党的创建与早期发展，是在秘密、分散状态下进行的，正式档案留存极少。早期党员之间的通信，成为重构地方党组织网络、活动方式与成员心态的关键史料。例如，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之间的信件，揭示了小组内部关于建党方针、工人运动策略的讨论细节；旅欧党团组织成员寄回国内的报告与私信，详细记录了他们在欧洲的学习、斗争情况以及对国内革命的建议，是研究党的海外组织建设与思想来源的重要一环。这些看似零碎的书信如同拼图，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勾勒出党在初创时期多层次、跨地域的组织图景。

　　对革命志士书信的历史考察，还可深化对革命动员与当时社会心态的研究。革命如何赢得人心？除了纲领政策，个体的说服、情感动员至关重要。革命者写给家人、同乡、同学的信，就是微观层面考察革命意识形态如何传播、如何打动不同社会阶层的有力证据。1930年，中共云南省委书记王德三在狱中给父亲写信，深情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详细叙说自己从事革命斗争遭遇的艰难困苦和秉持的坚定信念。原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成员吴振鹏就义前夕对大哥作了最后嘱托：“亲爱的大哥，期望有一天孩子在您教育下懂得父亲投身革命的经历和意义，让他（她）坚信共产党旗帜的伟大本质，坚信旗帜的勇敢和坚强。”这些文本直接反映了革命话语如何融入日常生活伦理，如何将阶级解放与个人翻身、家庭幸福与民族解放联系起来，从而揭示革命得以获得广泛社会支持的心理与文化机制。

　　对革命志士书信进行研究，还可增进对当时党内政治文化与组织生态的认识。书信往来反映了党内同志关系、上下级沟通方式以及对纪律、困难、挫折等的态度。例如，重庆解放前夕，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的300多名革命志士，在遇害前总结党内存在的问题，向党提出防止领导成员腐化、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严格进行整党整风等八条建议。这不仅是革命历史的记录，更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优良作风的生动体现。在极端困难时期，党员之间的通信往往充满了相互鼓励、坚定信念的内容，是研究党的韧性文化与精神力量的直观材料。例如，“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竞西身陷囹圄，他写信勉励同志，“现在的革命，进一算半，退一算十，不革命的，就在这时淘汰了”，希望同志们“继续前进，万勿灰心”。同时，革命志士书信中对腐败现象、官僚习气的批评，也为研究党在不同时期的自我净化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史料线索。

　　书信史料在党史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革命志士书信作为特殊的文献类型，在党史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功能，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史料补充上，更在于为研究方法创新与学术视角拓展提供了可能。

　　首先，它能弥补档案缺失，丰富历史细节。革命志士书信聚焦个体经历与具体场景，能够填补档案文献的叙事空白。如胡孟晋烈士在抗战期间的十多封家书，记载了安徽抗战时期抗日救亡运动的大量细节，为研究淮南、皖江地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有力史料支撑。此外，书信中对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的记录，使历史人物更加立体真实，也为党史人物研究提供了新的维度。例如，刘伯坚在书信中对儿子的牵挂、李白对妻子的嘱托、王孝锡在给父母的遗书中表达的未能膝前尽孝的遗憾，都使革命者作为“普通人”的形象与情感展露更加全面。

　　其次，它能拓展研究视角，创新阐释路径。革命志士书信为党史研究提供了从个体到群体、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视角。通过对不同地域、不同身份、不同时期革命志士书信的文本分析，可以考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区域差异、不同群体革命者的思想特征、革命实践的地域特色等问题。例如，对比留苏学子与国内革命者的书信，可以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不同路径及其对革命实践的影响；分析白区与根据地革命者的通信，可以揭示不同环境下党的工作策略的调整。因此，系统发掘与研究革命者的书信，能进一步拓展党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

　　最后，书信文献的文本特性还推动了党史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文献学方法对书信进行校勘、编年、注释，能够还原其历史语境；采用话语分析方法解读书信中的关键表达方式，可以考察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建构过程；通过对书信写作对象、内容关键词的提取分析与量化研究，能够从社会史、心态史、生活史等角度，把握不同时期革命者关注重心的变化与精神诉求的共性，还原更加立体多元的革命历史场景。这些研究方法的运用，进一步丰富了党史研究的学术范式、推动了研究创新。

　　当前，充分挖掘革命志士书信这类微观史料的研究潜力，可从多方面着力：首先，目前这类史料分布零散，多见于地方文史资料、纪念馆藏品或家族保存。亟须开展全国性、系统性的普查、征集、整理与数字化归档工作。在整理中，需注重保持文本原貌，并详细考订写作时间、地点、背景、收信人信息以及文本流转过程，附以严谨的注释与说明，为后续研究奠定可靠的文献基础。其次，对书信史料的研究应引入文献学、社会学、情感史、概念史等多元视角。例如，运用计量文本分析法，对大量书信中的高频词、情感倾向进行量化研究，以探索革命话语的演变规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通过书信往来关系，考察早期革命者的交际网络与信息传播路径。再次，拓展比较研究的视野。如将中共革命者的书信，与同一时期其他政治力量的相关私人文献进行比较，分析不同政治选择背后的思想动因、情感结构及其对革命道路选择的影响。也可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如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革命者书信在关注焦点、表达方式与情感特质等方面的变迁，从而深刻理解革命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及其对个体的影响。最后，解读每一封书信，都须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政治、社会语境之中，与其他史料进行比对互证，避免断章取义或过度诠释。相关研究成果应积极与中共党史、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等领域既有学术成果进行呼应与对话，并用扎实的微观个案研究深化关于革命动力、组织机制等重大宏观历史问题的讨论。

　　《光明日报》（2025年12月3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