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继才（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常常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大学生活，那五年时光打磨着我的青春，凝结出一枚色泽温润的珍珠，散发着持久的光华。

　　1959年，我考入辽宁大学中文系，那年是这所学校成立后首次招生。虽然辽宁大学不是当时我心目中最理想的大学，然而当我走进中文系那栋建筑风格独特的大白楼时，也颇为兴奋。

　　那时，国家刚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学校因此调整了教学计划。为保存体力，体育课只学太极拳，比赛项目暂停，但各种文化课有所增加。除了计划内的课程保质保量上好外，还增开了许多讲座课，如《诗经》选讲、古代散文选讲、唐诗宋词选析以及外国文学名著讲读等。由于开课的都是名师，加之老师们认真备课，探幽钩沉，旁征博引，内容生动有趣，受到学生的欢迎。

　　为活跃学术氛围，系领导邀请校外学者来讲学，如东北师范大学的杨公骥教授、武汉大学的李格非教授等，又请作曲家刘炽、作家蔡天心等开设讲座。记得戏剧家、翻译家李健吾曾来为我们讲授《戏剧理论》，引起热烈反响，让我们大开眼界。

　　那时，同学们“空乏其身”，但大家的学习积极性并未受影响。图书馆阅览室的座位，仍是同学们的“必争之地”。我用椅垫、书本占座，但常被人移开。那时，为丰富学生的文娱生活，系里组织大家学跳交际舞，开展“扫舞盲”活动。我为了逃避跳舞，躲进图书馆的书库，如此一举两得——从这里上二楼，能迅速地占座。后来，别人见我总在固定的位子看书，也就不与我争座位了。

　　在课余时间，我和同学一起开展课外阅读，成立了“一二·九”学社。取这个名字是为了铭记抗日战争，让大家珍惜而今能安放一张张“平静的书桌”的读书生活。同学们利用每周日一起研读《诗经》《文赋》《文心雕龙》等，每人讲一篇，一周讲一次。凡是研习过的篇章，同学们都能背下来。

　　每天清晨，我从校门前出发，沿着北陵大街背诵陆机的《文赋》。初春，路旁的紫丁香已盛放，花香袭人，充满衣袖。当我背诵到“喜柔条于芳春”时，仿佛看到了莺飞燕舞、万紫千红的美景。

　　记忆中，1961年的冬天常常大雪纷飞，格外寒冷，然而刺骨的寒风并没有冷却我们火热的理想，我们以充实而丰富的精神生活，战胜了天气的严寒和物质的匮乏。校园内时常回荡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的歌声，鼓舞着我们的斗志。

　　为了锻炼文笔，我和同学一起写文章，一起修改。三人合作的《于长夜中见晨曦》，评析革命烈士黄诚的七言律诗《亡命》，发表在《辽宁日报》。在我们研读杜甫诗时，恰逢杜甫诞辰1250周年，于是我和一个同学合写了历史小说《杜甫在夔州》，讲述杜甫在困境中仍关心仆人的婚事和“堂前扑枣任西邻”的故事，意在鼓舞大家同甘共苦、战胜暂时的困难。这篇小说发表后受到关注，刊发此作的《长春》杂志发表了书评，小说还被收入由吉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优秀短篇小说选集《丹凤朝阳》。

　　在校期间，种种成果激发了我们的创作积极性，提高了我们的学习能力、科研能力，毕业后，同学们不断取得新的成绩。创办“一二·九”学社的五个同学中，两人成为大学教授，两人成为报刊的高级记者，一人成为作家。在耄耋之年，有些同学仍笔耕不辍，不断有新著问世。

　　我们常常回忆起大学的学习时光，深深地感激母校的培育之恩、老师的教诲之功。大白楼三楼的圆厅留下了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忆，我们仿佛还能听到老师的讲课声：从北京大学调来的阎简弼老师讲《春江花月夜》，那发自内心的赞叹萦绕耳际；仲维纲老师讲《安娜·卡列尼娜》，那犀利的评说和生动的描绘极富感染力……虽然60多年过去了，学习的情景历历在目，拂拂衣裳，似乎还能闻到紫丁香的花香。

　　在那个国家面临困难、物质匮乏的年代，大学校园让我感受到了春天的温暖，使我收获了人生中最珍贵的礼物。这里也是我学术生涯的起点——获取知识，自我探索，认识美，创造美，而后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02日 0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