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卞毓方（系散文家）

　　那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采访。1972年4月，湖南黔阳安江农校，对象袁隆平。

　　彼时他寂寂无闻，但我直觉他终将成名——恰如途经的张家界（时称“大庸”），虽荒寂，其鬼斧神工的大美，迟早会惊艳人寰。

　　午后抵校，一名学生帮我去田里唤袁老师。他远远走来，黑，瘦，高颧骨，深眼窝，衣袖、裤腿挽得老高，光着脚，乍一看，宛似山野的农夫，唯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气，眼底有星光闪烁。

　　我只背一个挎包，别无行囊。袁隆平搓着手，领我去他的住处——四十出头，竟还住单身宿舍？见我疑惑，他笑着解释：“爱人带孩子住在别处。”

　　墙上挂着伟人画像，旁侧是图表、草帽、雨伞，还有一把颇为“出格”的小提琴。

　　他为我沏茶，隔着木桌坐下，问道：“你是南京人？”

　　“苏北人，口音和南京近似。”

　　“怎么来湖南了？”

　　“北大毕业，分配来的。”

　　“北大哪个系？”他问，倒像在采访我。

　　“东语系，日语专业。”

　　“嗯，专业不对口啊。”他替我惋惜。

　　“在西洞庭农场劳动两年，后分配到省生产指挥组。想专业对口，去了科委情报所。所里也用不上，搁在农业组。”

　　“为什么搁在农业组？”

　　“只有两个组，非工即农。”

　　“怎么想到找我？”

　　“北大分配前，工宣队师傅私下透露：‘你去了个好地方，湖南，有大米吃。’实话实说，我就是冲着大米来找你的。”

　　袁隆平露出一丝浅笑，半是苦涩，半是甘甜。他太清楚，自己搞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走得有多难。世人道“一波三折”，他经历的挫折，何止九曲回肠——所幸，总有识才者鼎力相助。

　　轮到我提问，直奔核心：“40年代能读大学，家境不差，为何学农？”

　　“两个原因。”他坦言，“小学一年级时在汉口参观一个园艺场，那世外桃源般的景致，点燃了当农艺师的梦；再一个，我数学不好，至今搞不懂‘负负得正’，学农用不着高深数理。”

　　童年的梦想往往指引一生，我低头疾记。

　　“命运也曾有岔路。”他继续说，“大学时参加西南区游泳比赛，预赛、复赛顺风顺水，却因贪嘴成都美食，吃坏肚子，决赛后半程越游越慢，最终第四，错失进入国家队资格。”

　　他的跑道不在泳池。

　　我插问：“怎么学会游泳的？”

　　“抗战期间逃难，渡洞庭湖时不慎落水，差点淹死，出于求生本能，练出了‘浪里白条’的本事。”

　　这，太袁隆平了！

　　“还有一次机会。”他说，“空军来学院招飞行员，八百多人里选八个，我在其中。光荣榜贴了，欢送会也开了，突然通知说大学生是稀缺人才，一律退回，只招高中生。”

　　天意如此——他落选泳池，错失蓝天，注定要扎根大地。

　　那晚的饭菜早已模糊，只记得谈话远比饭菜香。他递给我一沓试验资料，安排我住进农校招待所。

　　次日，袁隆平忙完试验田，陪我到沅江边散步。途中，他说起最爱的四句唐诗：“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鸡一声天下白。少年心事当拿云，谁念幽寒坐呜呃。”李贺的《致酒行》，诗句见落寞，更见抱负。

　　我一时兴起：“唐诗是我的强项，《长恨歌》《琵琶行》，都能一字不差背下来。”

　　他问：“《离骚》呢？这里可是屈原流放地。”

　　不觉行至沅江边，他指着江流扬眉：“人得有项运动爱好。在汉口有嘉陵江，在这儿有沅江。我一入水，就像安泰足踏大地，浑身是劲。”

　　话题转回杂交水稻。他说：“给你的资料上都写了。1964年起步，偶然发现一株雄性不育株，第二年又筛查出五株。真正的突破，是前年在三亚找到‘野败’，野生天然不育株。国家科委高度重视，项目已收归省农科院，这儿和海南都有试验田，海南一年能种三季。”

　　“你屡经危难，却总能起死回生。”我感叹，“所谓贵人，不是某个人，是国运，是八亿人要吃饱饭的刚需。”

　　袁隆平深表赞同，转而问起我的出身。

　　我告诉他，祖父是乡村知识分子，家道中落成了贫农。

　　“不想回老家？”

　　“回去更无从施展。”

　　他定定瞧着我，仿佛瞧到骨子里。“英雄不问出处，江湖自有容人之道。”他说，“但农业不是你的方向，你应朝文史哲发展。”

　　谈话间我发现，他英文流利，俄语也娴熟。“母亲从小启蒙英文，大学修过俄文。初来农校时，还代教过半年俄文课。”他说。

　　是啊，上天造就大才，总须千锤百炼、融会贯通。

　　我此番出差，是作农业调研，在益阳、常德、大庸、吉首，各待一两天，唯独在安江逗留了三日。我深知，袁隆平的科研项目，是媲美上古神农种五谷的大业，是将人生光热发挥到极致的攻坚。

　　第三天中午，在他家用餐——食堂买的钵饭，盖着一层红辣椒。饭后，他拿出一袋橙子，说是学校头年种的，让我带回长沙。他剥开一个递给我，我分他一半，他摆手：“老胃病，怕酸。”

　　我指着墙上的小提琴，说想欣赏一下他的琴艺。他取下琴盒，拂去灰尘，试了试音，犹豫片刻，又挂回去，歉然道：“现在不太适宜。”

　　四年后，我调入省委理论刊物《新湘评论》编辑部。一次会上再见袁隆平，他已声名鹊起。匆匆寒暄后，他祝贺我“步入正轨”。我见他是更黑、更瘦了。

　　1979年秋初，我赴京读研，行前特意去农科院与袁隆平告别。他在家中接待我，咧嘴绽出那标志性的“刚果布式笑容”——黝黑而瘦削的脸庞，露出八颗闪闪发亮的白牙——这谑称在他是自嘲，在公众却成了美誉，仿佛“当代神农”就该是这模样。

　　听闻他曾累晕在田头，我提醒他保重身体。他拍拍胸脯：“放心，我这身体没问题！”

　　“我会看相。”我顺着他的话笑道，“你至少能活到九十八九。”

　　没说一百岁，怕太满太俗。

　　他笑得灿烂：“谢谢你吉言！”

　　我补了一句：“等你‘九五之尊’，我一定精心著文，为你暖寿。”

　　临别，应我之请，他取出小提琴，拉了一首舒曼的《梦幻曲》。

　　自那以后，袁隆平迅速成为公众人物。他的名气愈来愈大，大如日月经天——有一颗编号8117的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大如江河行地——凡有水稻处，皆有他的身影。

　　袁隆平没能活到九十八九。2021年，他在三亚杂交稻研究基地摔了一跤，与世长辞，享年九十一岁。

　　谁都明白，九十一岁高龄，本不必再亲赴三亚；若不去，便不会有这一摔，活到九十八九并非难事。

　　但我更明白，以他的秉性，只要还能走动，又岂肯不去基地——世人熟知他的口头禅：“我不在家，就在试验田；不在试验田，就在去试验田的路上。”

　　好在，他以一生换来了永生。正如屈原在《涉江》中所咏：“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

　　2025年是袁公诞辰九五之秋，我当年承诺的“暖寿之文”，终究要践约。年初，我便着手筹划重访安江农校。奈何天南地北，山遥路远，何况我也已是“牛老行苦迟”。谢天谢地，承文友大力协助，终于在10月如愿以偿。

插图：郭红松

　　斜阳脉脉，秋水盈盈。缓步校园，处处弥漫着袁隆平的气息——旧居、办公室、柑橘园、试验田、游泳池、乒乓球台、校训碑。心中一颤，觉得步步都踩在袁隆平的脚印上。没错，他正是从这方福地走出，携带着一粒“超级稻”，春风化雨、水到渠成地改变了世界。

　　在杂交水稻发源地纪念馆前，矗立着袁隆平的塑像：他手捧稻穗，含情远望。我绕着塑像转了三圈，而后站远些，再次打量那熟悉的面容，只觉颧骨愈发高挺，眼窝愈发深陷。心头一热，不禁喟然长叹：“你啊，到老还是这么瘦！”

　　他，完全可以活得滋润，却把一身筋骨，熬进金黄的稻穗；他，本可以安享岁月静好，却将毕生热忱，倾注于黢黑的泥土。他以骨为杖，叩遍荒芜、饥馑；他以血为泉，滋养每一寸土地。他瘦得如田垄间的稻秆，却稳稳地撑起了亿万人的饭碗；他瘦得似夜空中的新月，却照亮了五大洲渴望丰收的畎亩。

　　塑像手中的禾稻，穗头轻轻低垂，令人想到他躬耕不辍、俯首弯腰的身影。那姿势，不是落幕时的告别，而是与大地签下不朽盟约——春种秋收，生生不息。谁能料到，那清癯的躯体，竟藏着世间最丰饶的魂灵？他把自己种进时光深处。于是，每一个稻浪翻滚的丰收季，他都穿越回人间，与这片土地又一次相逢。

　　此刻，沅水汤汤，自远方奔涌而来，仿佛又传来他中流击水的浪音——这浪音穿越半个世纪的烟雨风云，凝成一支新的《梦幻曲》，也凝成那朴素而浪漫的生命誓言：

　　人间无饥馑，禾下可乘凉。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09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