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 冉（郑州大学哲学学院讲师、洛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四德论”为理学研究的要点。所谓“四德”，在宋儒这里既是《周易》中的乾之四德“元亨利贞”，同时也对应着《孟子》中的人之四德“仁义礼智”。在这四德之中，仁、智作为四德的首尾、始终，最为重要。朱熹为理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从其论说的重心来看，由于他承继并深入了程颐“专言之仁、仁包四德”的说法，挖掘出仁更为统摄性、普遍性的意义，朱熹的“四德论”常被收摄在“仁包四德”的框架之中，“偏言”“专言”似乎也成为独属于“仁”的概念，用来区分作为“四德目之一”的仁，和专门性的“统贯四德整体”的仁。四德中的“智”好像尚未得到与“仁”同等的重视，也没有“专言”的意义。然而，朱熹晚年不仅屡次表达过“智藏”的思想，也明确在“专言”的意义上，提出过“贞包四德”的说法，这就是朱熹的“智藏四德”论。朱熹的智之“藏”义可以总结为“收藏”与“包藏”，分别对应智之“偏言”与“专言”，这两者可以统一于“乾智”之中，而“专言”的智与仁也可在朱熹理论的整体中同时安放。

　　“仁包四德”的理论背景

　　理学家建立起乾之“元亨利贞”与人之“仁义礼智”的贯通联系。程颐尤其提出“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在元、仁上阐发了“偏言”“专言”的概念。所谓“偏言”，在元亨利贞这里可以理解为，元亨利贞分别描绘生物过程中生、长、收、藏的不同环节，在仁义礼智这里可以理解为，仁义礼智分别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自然流露的情感之根底。那么元、仁作为四者其中一事，是循环无端、生生不息的四环节之一，也是独属于恻隐之心的根本之处，这是“偏言则一事”。所谓“专言”，即元、仁“专言则包四者”。如朱熹说“万物生理皆始于此，众善百行皆统于此”，“元无不统……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仁无不包……恻隐之心无所不贯”。元作为生意最彰明处，是生物之先、众善之长，通贯周流于四德之中，同样地，仁也包四德，羞恶、辞让、是非都是恻隐在不同阶段的表达，为仁之生生的转化。而专言与偏言之仁并不是两个仁，本质上都是生意、恻隐的体现。

　　专言之仁展现的仁包四德说，自程朱以来便占据着四德说的主流，这是有其理论背景的。第一、专言之仁的统贯强调的是生生流行的通贯，侧重以“生”言仁。如陈来在《仁学本体论》中讲到：“自《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以来，在儒家哲学中生与仁建立了不可分的同一性联系，宇宙的生生不息即是仁，这种哲学理解至少宋代以来是根深蒂固的。”第二、向世陵曾言“有别于程颐的只重乾元，朱熹关联乾元、坤元去阐释生生”（《仁的“偏言”与“专言”——程朱仁说的专门话题》），这恰好说明无论单独在乾元还是在乾元、坤元上同时理解生生，都不妨碍立足于“元、仁”来阐释专言的意义，以仁论四德具有普遍性，阐释上也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但是此处的程朱之异也提醒我们，朱熹可能会更加关注乾坤两者的共同作用。

　　“智藏四德”的根源——乾智

　　仁包四德最为常见也极为重大，然而可以补充的是，在乾之贞与智的对应下，智在朱熹也有“专言”的意义。朱熹的“专言之智”源自“乾智”。其实就乾坤两卦的卦辞来看，会发现乾有“元亨利贞”，坤有“元亨，利牝马之贞”，乾坤都有元、亨、利，但坤之贞加了限定语，所以乾的特殊性相比于坤，在于贞而不在元，可见以贞、智为乾的本位之德，有经典的依据。朱熹在解释《周易·系辞传》“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一段时，以知为智，就指出“天地之道，知仁而已”，依据清浊将“智”而不是“仁”归属于乾与天，这与今本《系辞传》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系辞传》中“乐天知命”“安土（地）敦仁”中天与知、地与仁的对应相一致。朱熹在解释“乾以易知、坤以简能”“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等处也都阐发出乾智的至高意义：乾之至健、清明保证其智性瞬时的灵觉通透与截然的是非明判，这使得乾作为生生的创生主导者，保障着天的无心成化而生物无迹、行若无知而无所用智。此时“乾智坤仁”的对应，可以清楚看出两者的分工与合力：乾在始物中直遂破发，坤在成物中开通无阻。这里的坤之仁更多在“作成物”的显露上讲，而不只在生意的“贯通流行”上讲，突出坤作为乾之辅佐顺承者的意义，乾之智则代表着造化之迹尚未显露之时，智之“藏”义即在其中。

　　也有学者将“智藏说”的起源追溯到“坤卦”之藏，并以成物的坤之阴静与智对应。虽然在“仁礼义智”与“乾坤”的对应结构中，也可以将“仁礼”对应乾，“义智”对应坤，那么智、坤都有敛藏意味，由此引出坤智之藏不无理由。但是智只有在乾之“始物”而不是坤之“成物”的意义上，才可以挖掘出根源于天德的至高意义，这种至高意义下的专言之智，才有统摄四德的可能。

　　“智藏四德”的提出——“贞包四德”

　　在以上“乾智”的根基下理解“专言之智”，才可以把握朱熹的“智藏四德”说。吴震、黄莹暖、钟彩钧、江俊亿、藤井伦明、冈田武彦等学者都对朱熹的“智藏说”有过深入阐发，并总结出“分别是非、终始、贞固、敛藏、包藏、无作用形迹”等智藏说内涵，而这些意义可以整合在“包藏、收藏”这两种“专言、偏言”的概念下理解。“智藏四德”一词中的藏为“包藏”，与“仁包四德”的“包”意义相近，这个意思朱熹晚年在“智本来是藏仁义礼……如元亨利贞，贞是智，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里面”等多处都已说明。而且，朱熹晚年明确在“专言”意义上，提出过“贞包四德”，此即“智藏四德”说：

　　“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此段只于《易》“元者善之长”与《论语》言仁处看。若“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则贞又包四者……

　　“元者善之长”这句话来自《周易·文言传》，各代注家重视阐发元与善仁的关联以及重要性，很大程度上与这句话有关。至于《论语》言仁处，朱熹晚年总结“孔子只言仁，以其专言者言之也”。以上这些是“仁包四德”言说的论域。但“贞包四德”亦有经典的支撑，《系辞传》中讲“吉凶者，贞胜者也；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日月之道，贞明者也；天下之动，贞夫一者也”。朱熹训“贞”为“常”，同时强调贞的“正固”义：吉凶有常胜，天地有常示，日月有常明，天下之动虽不齐，其中却有一定不易的正固一理。由于贞“正而能固”，“知正之所在”的同时“固守而不去”，所以能赋予事物骨干，同样地，专言之智不仅“知是非之正”，同时“紧固确守不可移易”，将“是非之正”扩充贯彻到“天下之动”中。这里“贞夫一”讲的是智贞定“天下之动”的意义，这是在“动中之静”角度言说。但静中也有动，《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说“盖四端之未发也，虽寂然不动，而其中自有条理、自有间架，不是儱侗都无一物，所以外边才感，中间便应……所以四端之发各有面貌之不同……使知浑然全体之中而粲然有条若此”，这里讲寂然未发的浑然全体中藏有粲然条理，这是感应得以灵敏即时，以及已发之后四端面貌不同的原因，更侧重静中有知觉、藏众理的“动”来讲。而藏有众理的“条脉”，根本还是在于藏有众理的“是非”，所谓“条脉”即是众理“是非之是”的一面，对“是”的判定越笃定，众理之界分便越明晰。“静中之动”与“动中之静”不仅简单分属未发已发，前者是后者的深层原因：寂然不动中藏有万理是非、四端条脉，这是感得以应的条件，也是已发运行有条不紊，不断从是非两面鉴别出一面的“是”，进而行出去的保障，所以别是非之智是贯穿动静、未发已发的明觉，不仅贞定万化之静，也贞定万化之动，为万化的生发运行提供支持。

　　所以，智藏四德可以表达为：专言之智藏有四德之“是非”，所以未动之先四德条脉分明，接物之时当即判断，分判过后交付给四德各自理路使其呈露，进而在万化运作中疏通条脉、宰制万物，保障着万化的稳固运行。如此，智藏的“分别是非、贞固”的意义，都可以收摄在“包藏”下来理解。

　　而偏言之智处于四德中的“收藏”阶段，是天运流行敛藏阶段的彰显，有着敛藏无痕迹的特性，所以和“敛藏、无作用形迹”的意义相关。但偏言智不可轻看，它于仁智交际的机轴处，清楚透显出万化翕聚而发散的凝结点，这对于理解“终始”义有重大作用。“收藏”与“包藏”，是同一个清明乾智的应有之意，智正是以潜藏、收敛于四德之内的方式来包四德的。

　　“智藏”与“仁包”可以共存

　　“智藏四德”不会冲击“仁包四德”的传统框架，“智藏”与“仁包”在意义上可以并存。不同于仁在生生根源上统领四德，智在骨干处贞定四德，只是分别是非进而疏通交付，是四德运行不息的底色。乾智始万物并不是说智本身提供了任何“动力”，四德之中智的力量最为微弱，但是若没有智的分判疏通，那么生意流行、四德显露都将不可能。专言之仁与智有着“滋养”万物与“疏通”万物的不同作用，并不相冲突。

　　“智藏”与“仁包”必须统一起来，才更能理解生生之完整过程，《周易·系辞传》讲“显诸仁，藏诸用”，即是典型的同时说专言之智仁的文本。朱熹认为“显诸仁”是造化功成处，是自内而外、由隐至显的可见之迹，是德之发用的显现，这其实与生意彰显流行的专言之仁并不违背；“藏诸用”则指潜藏不见所为、神妙不测的一面，是发用背后的根据。并且，二者“本只是一事”，那么在内外显藏的循环中，智是藏其所显的，仁是显其所藏的，于是仁智被统一到一个贯通的生生过程中：生生的内在脉络为智，即为“藏”；生生的显现迹象为仁，即为“显”。如此，“智藏”与“仁包”同时共存于生生之中。而当直接以仁智对说时，藏而显、显而藏的过程，就是智而仁、仁而智的生生不息的过程。可见“终始”之义在专言之智仁处也可看出。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0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