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鹰（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朱熹说：“渊明所说者庄、老，然辞却简古。”（《朱子语类》）朱熹以大儒之识，见陶渊明以庄、老为源，是为卓鉴。然而，庄子与老子实有深刻不同，老子讲玄，庄子求真。陶渊明很少直接引述庄子，但他的心灵和诗思是被庄子深刻浸润的。得之于庄子的“真意”才是陶诗的神髓。“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后称《涂口》）晚年居游于园林的陶渊明践行他的平生志，亦是坚守和创进他的人生的自然境界——“真”。这自然之“真”的实现，也就是他的“善”。

　　在《庄子·大宗师》中，庄子虚构了一系列“古之真人”。他们生活的情态是“喜怒通四时，与物有宜而莫知其极”，而面临死亡时，“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陶渊明正是这样一位“古之真人”。面对现实的困厄，念及生命的短暂，他同样不能免去激愤和忧伤。但他又与庄子塑造的古之真人一样，淡然面对死亡，“鸿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自祭文》）。

　　明人许学夷说：“晋人作达，未必能达。靖节悲欢忧喜，出于自然，所以为达。”（《诗源辩体》）“出于自然”，即出于人生性情、胸臆之“真”，而“为达”，是成就东篱见南山、归鸟翔佳夕的真淳世界。这世界以庄子大哲的喻象，则是真意无言、深味悠悠的“浑沌”之境。

清代石涛《陶渊明诗意图册》之“悠然见南山”

　　衰荣无定在

　　死去何所知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

　　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

　　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

　　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

　　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饮酒·十一》）

　　衰荣无定在，彼此更共之。

　　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

　　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

　　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

　　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饮酒·一》）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然而，陶渊明终生之忧，不在于贫，亦不在于道，而是人居于世的脆弱生命。在陶渊明传世的诗歌中，有数以十计的诗篇哀叹人生的短促、无常和死亡后的空幻。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

　　岁月相催逼，鬓边早已白。（《饮酒·十五》）

　　陶渊明喜用“千载”一词，在其传世124首诗篇中该词约出现12次，如“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己酉岁九月九日》，后称《己酉》），“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游斜川》）。而《饮酒》20首中，该词出现两次。“千载”与“百年”相对，“百年”指人生命的寿限（“大限”），而“千载”则泛指个体生命无限企望却又绝不能匹配的宇宙历史。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

　　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

　　愚者爱惜费，但为后世嗤。

　　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古诗十九首》）

　　陶渊明与《古诗十九首》的吟诵者都因秉承道家无神论的自然哲学而具有生命悲忧的共情。无神论拒绝了人生未来的终极归宿。因为“千载非所知”，因此“明日非所求”。“为乐当及时，何能待来兹？”如这位佚名的《古诗》作者，“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陶渊明也拒绝乘化飞仙的迷信。“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归去来兮辞》）百年是自我生而为人的“大限”，而千载则是自我生命终归空无的“封印”。“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归园田居》）自我生命的沉痛正在于生存的短暂和宇宙历史的无限对比。在中国古人的文化心灵中，亦如陶渊明的诗篇，“千载”承载着自我生命的深沉悲忧。

　　从对生命有限性的悲忧中解脱出来，是陶渊明生命哲学思想的核心。他在写于归田初年的《形影神三首并序》中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形”惑于身体消亡而不惜纵欲行乐，“影”惑于身后名不传而徒然悲观。“神释”则以自然之义消解精神的忧虑。“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三首·神释》）承认生死自然，将自我生命投入自然的大化运行中，安生顺死，以自然解除生命之忧——这就是“辨自然以释之”。

明代董其昌《陶渊明饮酒诗四首卷》（局部）

　　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常季曰：“何谓也？”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庄子·德充符》）

　　在庄子的大化哲学中，自我生命的死亡与幻化，归根结底是“万物皆一”的同化。超越生命之忧的办法，就是“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以这样的观念和态度，就会体认到死亡不是个体的消亡（“所丧”），而是回归自然（造化）的“还真”。庄子说：“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庄子·大宗师》）陶渊明正是以形化为同化，在精神上对于自我生命的死亡归宿最终持着慷慨的领受。“识命知运，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拟挽歌辞三首》）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身后名，一生亦枯槁。”大化的生命观，使陶渊明对自然主张无神论，对个体主张神灭论。这是他明确否定颜回和荣启期的“身后名”的哲学基础。“百年归丘垄，用此空名道！”（《杂诗·四》）“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后称《怨诗》）陶渊明对“身后名”的否定，亦如他对“世间名”的否定，是明确而坚决的。《拟古诗·四》说：“迢迢百尺楼，分明望四荒。暮作归云宅，朝为飞鸟堂。山海满目中，平原独茫茫。古时功名士，慷慨争此场。一旦百岁后，相与还北邙。”这首诗直接否定历史功名，对名教的“三不朽”理念构成了非常强烈的冲击。

　　在儒家名教体制中，“葬之以礼”是一个维护和体现名教原则的重要制度。汉代杨王孙临终前告诉其子：“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则为布囊盛尸，入地七尺，既下，从足引脱其囊，以身亲土。”（《汉书·杨王孙传》）孟子丧母，与其弟子谈做棺椁的准则时说：“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于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后尽于人心……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于人心独无恔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孟子·公孙丑下》）杨王孙的裸葬亲土的遗令与孟子厚葬其母、“无使土亲肤”相反，是违背儒家礼制的。这是以“自然”（归真）反名教。

　　“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说文》说：“客，寄也。”客养，即寄养。道家以天地为逆旅，个体生存于其中，即旅客。个人在天地中寄养的千金身躯，死亡之后将化为泥土。“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自祭文》）基于这个生前“客养”、死后“消化”的身体观，陶渊明希望世人理解：“裸葬”的真义是“反真”，即顺应死者的身体化归自然——“永归于本宅”。陶渊明以庄子的“形化”自然观念论生死，赞同不孝违礼的裸葬，可谓对名教的公然挑战。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读山海经·十》）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大化无常，生死万变，固执成念，则无安心悦意之时。庄子说：“夫随其成心而师之，谁独且无师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庄子·齐物论》）“昔心”就是“成心”。“徒设在昔心”就是“随其成心而师之”。天地迁变，形骸随化，而固执“昔心”，则是“今日适越而昔至”的妄念，是“以无有为有”，因此岂能有安心悦意之时——“良辰讵可待”。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这两句诗显然是从庄子“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庄子·大宗师》）之说化出的。“无好”，则“无虑”；“无常”，则“不悔”。陶渊明以同化无常的观念诠释精卫和刑天的故事，揭示精卫、刑天经历生死之变而不失于我，在无常命运中成就衔木填海和干戚搏帝的壮烈。这是超越形骸和生死，亦即“无人之情”而成就的“独成其天”的气魄——“猛志固常在”。

　　生命的沉痛，亦如生命的放达，精卫、刑天无可主宰肉身的命运，但却在大化无常中博取生命的威猛意志。拒绝名教不朽观念的生命精神没有归于沉沦与幻灭，而是在冲决名礼樊篱之后才获得解放和还归。“衰荣无定在”“寒暑有代谢”。不定或无常，自然与人道同样如此。“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这是任自然而反名教的陶渊明的生命达观。

　　远我遗世情

　　酒中有深味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

　　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

　　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

　　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十四》）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饮酒·五》）

　　陶渊明自述，“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并序》），“性刚才拙”（《与子俨等疏》），“性嗜酒”（《五柳先生传》）。他性情中的这三个品质，在他的诗篇中是充分表现的。饮酒之于陶渊明，如读书、吟诗，是他不可或缺的基本人生需要。颜延之如此描述陶渊明的生活情状：“陈书缀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陶征士诔》）。陶渊明嗜酒本于天性，不唯以其《饮酒序》所言“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为证，他临终前的绝笔自挽诗更示衷肠：“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陶渊明曾写过《止酒》诗，但他说的却是“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喜”。他读《山海经》，无意于神仙妖怪的养生、飞升术，却想借三青鸟向西王母祈祷：“在世无所须，惟酒与长年。”（《读山海经·五》）诗中“长年”通释为“长寿”。但“长年”还有“常年”之义。南朝王籍《入若耶溪》中有“长年悲倦游”。“人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拟挽歌辞三首》）；“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三首·神释》）。陶渊明岂求长生？“日醉或能忘，将非促龄具？”（《形影神三首·神释》）若求长生又岂能嗜酒不止？“惟酒与长年”，陶渊明所祈求是常年有酒，酒与生俱。这就不只是“嗜酒如命”，而是“酒则性命”。

　　“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饮酒·二十》）据传，陶渊明用头巾滤酒，不快饮之，就辜负了他的头巾。他这样的行为，在那些虚荣假饰的道学家们看来，当然是鲁率不拘的乡野行径。“酒以成礼，不继以淫，义也。”（《左传》）据儒家礼教，饮酒作为礼制活动，不能过量，更不得醉（“淫”），否则就是“违礼”“不义”。陶渊明“性嗜酒”“期在必醉”，当然是不守礼教、“不义”的。所以他要自嘲说：“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陶渊明对酒的态度，与奔竞于仕途的入世士人是截然相反的。“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饮酒·三》）他以饮酒为真、为直，甚至为道，那些不敢饮酒的人则被视为虚和假，是“道丧”的病态表现，把饮酒与否提升到“道”的存亡高度。

　　“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故人与我同有饮酒之趣，携酒相会。乡邻应邀来聚，在松树下摆放荆条就座共饮。酒过数巡，纷纷进入陶醉状态。《礼记·乡饮酒义》章，对乡饮酒礼（乡射）做了详尽的规定，“教之乡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立矣。”“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这个“杂乱言”“失行次”的状态，破除了日常谨言慎行的拘束，打破了长幼尊卑的礼序，是完全违背乡饮之礼的。然而，这是一个暂时卸掉名教礼仪束缚的场景。“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在这个场景中，忘我而忘物，物我两忘而物我同一。不知物为贵，就是不再有贵贱分别、隔阂的境界。“我唱尔言得，酒中适何多！”（《蜡日》）“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拟古·一》）这乡野会饮的场景，酿造的却是陶渊明与乡亲们之间怡然相悦的淳朴乐趣。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这是一个物我交融、自然天放而令人无限沉迷的境界，酒中的“深味”正在于“不知”的沉醉。在《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所描绘的“桃花源”中，“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正是这样一个“不知”的世界吗？“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这个“不知”的真淳世界，陶渊明托之于远古，实在是一个唯醉乡才可一见的梦境。

　　“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七》）陶渊明的“遗世情”不是腾化成仙，而是在现实的田园乡居中舒展自然的心灵，开拓自由的生活世界。“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还阻·二》）“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涂口》）陶渊明的“园林”是与“人间”相对的。前者意味着“自然”，后者意味着“世情”。“远”是对尘事和世情的隔绝，在林园的自然境界中以诗书陶冶性情。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自归田至辞世，陶渊明在浔阳曾居三处。他的诗中三言“穷巷”：“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归园田居·二》）“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读山海经·一》）可见他的居所在狭窄的深巷，其林园也不会宽阔。居于乡里，而隔喧闹，当然有物理屏障。但是下两句说“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则是申明“心”的作用。“车马喧”是声音效果，“地自偏”是物理位置，两者是不同类的知觉。这由声音向位置的转换，实际是由知觉向心意转换，将“穷巷”之隔，由物理至心灵。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中“见”字，传本有异文“望”字。苏轼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题陶渊明饮酒诗后》）王叔岷指出，“盖见字极自然，作望则执着”；“望南山”是有我之境，“见南山”是无我之境。（《陶渊明诗笺证稿》）这两句诗的妙处，以“见”为诗眼，将有形的“采菊”和无形的“见山”、眼前手中的菊花和远处天下的南山化入到一个悠然空灵的世界中。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以孤鸟自喻，以贞松为尚，是陶诗的重要意象。在《饮酒》20首中有6首言“鸟”，足见陶渊明于飞鸟的认同之深。他归田不久写的《归鸟》，四吟“翼翼归鸟”，实为其从官场返故园的心境自况。由采菊而见南山，是由近及远。夕阳下的山朗气清迎来回归的飞鸟，这是从远返近。老子说：“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在往还远近的灵动中，采菊、见山、山气与归鸟，展示的是一片深幽静谧中的浩渺生机——浩浩空寂中的天地灵气。“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十五》）那偏陋的小林园原本是荒芜、穷寂的。“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饮酒·七》）归鸟趋林也可能引发孤寂的诗人的傲啸。然而，对飞鸟还归的认同，亦如对穷庐与远空交会的感识，都在诗人的心中运化出悠然恬适的深味和真意。“日夕佳”与“相与还”将土地上的小小林园唤醒到清越的苍穹。“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牡丹亭》）汤显祖借闺中少女杜丽娘道出的这曲春情，实在是对陶公诗思的千载回响。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既往评者多以玄学“得意忘言”评此两句，以为陶渊明是沾染玄风之吟。这是误解。庄子说：“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庄子·齐物论》）“忘言”即“不言之辩”，“真意”即“不道之道”。不言，是不可言；不道，是不可道。拒绝言辩，不是空蹈玄虚，而是自我冥合于真淳的天然世界。“不知其所由来”，却又真趣无限，“此之谓葆光”。

　　据《饮酒·自序》，陶渊明作这20首诗都是“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饮酒·十四》直接言“酒”并数言饮中状态，而《饮酒·五》无一字涉及酒与饮酒。《十四》称“酒中有深味”，《五》称“此中有真意”。“有深味”与“有真意”可作同义解。前者称“不觉知有我”，后者称“欲辨已忘言”，“不觉”和“忘言”都是陶醉。《十四》所写是陶渊明与乡亲会饮同欢的沉迷状态，着意于“忘我”的浑然融合。《五》所写是他在夕阳林园中的采菊见山、人鸟相照，着意于“悠然”的自我超越。《十四》意在于酒，《五》意出于酒。《五》不言酒，而酒在超越的不言中。

　　晋人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世说新语·任诞》）在陶渊明饮酒诗的最高境界中，“远”不仅是对尘俗的超越，而且是瞬间无限的自由感。“远”，实在是在酒的兴发中的生之自由和无限的梦。“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子桑户、孟子反、子琴张三人相与友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穷终！”三人相视而笑，莫逆于心，遂相与友。（《庄子·大宗师》）

　　陶渊明在现实中没有知己，他的知己应当在庄子的梦幻中。应当说，在沉痛孤寂的穷困人生中，深切、真淳，以自然为性的诗人陶渊明，也是一个天真的梦者。他因这天真的梦而高洁和坚卓。“慷慨独悲歌”（《怨诗》），“浊酒且自陶”（《己酉》），“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一》）。他的“真”正在这浊酒悲歌的宇宙慷慨中。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