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伟章（四川省作协副主席）

　　我的故乡在川东北，现名达州，古名通州，唐代诗人元稹曾流放至此，做通州司马。元稹在酬答友人白居易的诗里说：“雨滑危梁性命愁，差池一步一生休。黄泉便是通州郡，渐入深泥渐到州。”比起前辈诗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浪漫感叹，更有切肤之痛，加之地僻人稀，蛇虫横行，其困顿与不安，可以想见。而元稹虽是贬官，也毕竟是官，普通百姓的景况，不言而喻。千余年后，到我辈出生时，自然不至如此，但还是穷，群山奔涌，河谷幽深，想不穷也难。我大学刚毕业的那几年，写过一本小说，叫《饥饿百年》，将人置于自然与尘世之绝境，申明人的生存意志和不屈精神。

　　这本小说写完没多久，故乡就发生了变化。

　　在我的出生地——达州市宣汉县普光镇，更具体地说，是普光镇西侧那个位于半山名叫罗家坡的村子，一个村民穿过村中的小路，默默地走下山去，多年后归来时，成了老板。他再次离开时，带走了若干亲友。这些人春节回家，不再自己推豆腐、熏腊肉，而是从镇上买，还买来糖果花生，见人就递一把过去，并陆陆续续重修住宅。许多年来，罗家坡只有土墙房和木板房，现在添了砖瓦房。在他们的带动下，村里人成群结队，背着硕大的帆布包，从镇上坐汽车，再坐火车南下或北上，东去或西往，在异地打拼。他们心若浮萍，在他乡扎不下根，回故乡又看不到前景，只好在无根之地送走白天黑夜，把辛劳、委屈和思念，深埋心底。我的一系列中篇小说，《我们的路》《大嫂谣》《故乡在远方》等，正是书写这种“出走与归根的疼痛”（雷达语）。

　　先是男人走了，然后女人也走了，先是年轻人走了，然后中年人也走了，村里只剩下老人和孩子。人们挣钱回来，不再在自家屋基上建房，而是去镇上买房，孩子到镇上读书，老人跟着去照管，祖屋便空在那里，许多田地也荒芜了。但也有例外，某些人仍住在老屋，默默地守护着村庄。在小说《声音史》中，我就写了这样一个人。这人天赋异禀，能从声音里听出寂静，也能从寂静里听出声音，并能惟妙惟肖地模仿村庄里出现过的各种声音。那些消逝在时间深巷的笑语歌哭、鸡鸣牛哞，时时从他嘴里响起。他以这种方式，让村庄复活。

　　城镇化势不可挡，无论是普光镇还是别处。迁到镇上或县城的乡民，起初还念着旧居，念着猪羊和庄稼。日子一天天过去，他们逐渐融入城镇，彻底放下了对土地的眷恋。新的观念产生了，对未来的规划有了变化，由外而内的变革，如风走林梢、雨打平畴。小说《谁在敲门》，就以“大河小说”的结构，讲述这段故事。书中的人物，惊惶而失措，回望而保守，他们要面对巨澜的冲击，也被雨露所滋养。《谁在敲门》与《饥饿百年》有深度的互文关系，两部小说都有一个父亲的形象，《饥饿百年》写出了“父亲”的一生，《谁在敲门》里的“父亲”，出场即是暮年，在十余天的时间里，生命就被疾病夺走——那是一个时代的谢幕，也是一个时代的开启。

　　我曾以为，自己对故乡的书写，应该画上句号了，因为觉得故乡已不能为我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但这个冬天，当我再次踏上那片土地，却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故乡。

　　自古以来，达州都是农业形态，宣汉县尤其如此。1999年，普光镇罗家坝遗址的发现，使这一区域的人类史，上溯至新石器时代。那是古代巴人的遗址，巴人本以渔猎为生，以弓弩为图腾。在罗家坝半岛上的膏腴之地，他们渐次由渔猎过渡到种植，稻、粟、黍，都能在出土农作物中找到。千百年来，人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认为生活就是如此，也只能如此，似乎从未想到，这里会成为一个热火朝天的工业区。

　　想象未能抵达的，而今成了现实。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普光气田的开采。普光气田是我国已经投产的规模最大、丰度最高的特大型海相整装气田，为长江经济带六省二市供气，服务人口超2亿。因其含硫量极高，在普光镇和县城之间的平旷地带，建起了亚洲最大的脱硫厂，由此形成的下游产业，吸引了众多商家。目前，达州市超百亿的十家企业，普光镇就占了四家，宣汉县由国家级贫困县，一跃成为全国百强县。

　　面对这样的故乡，我再去书写，不知该如何下笔。我是在农业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也是农业社会造就的，这并不因为我在城市里生活了多年而有很大改变。我想，我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回避现实，去谱写农耕时代的挽歌；二是自我革命，去描述当代故乡的新变。从文学的层面，两条路都能走通，但自我梳理之后，我发现，自己一直在书写故乡的持守与变迁——从物质到精神，这或许已构成我的生命观和文学观，因而第一条路并不适合我。要走第二条路，则须以纯朴的天真、饱满的激情、谦逊的态度、无畏的勇气，去更新和锻造自己。巴尔扎克把自己比作“法国社会的书记员”，磅礴的《人间喜剧》，为其自喻作了注脚。我希望自己的写作，也能以富有力量的审美品格，去捕捉和镌刻故乡的时代之变。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6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