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对于一个当代文学观察者来说，2025年无疑是令人“眼花缭乱”的年度。这一年中关于“新大众文艺”及其凸显出来的“素人写作”现象、“大文学观”及其挑动的文学观念变革，以及各种以“新”为名的文学讨论层出不穷。然而无论话语如何喧嚣，最终还是要落在具体的作品之上，就个人印象而言，这一年确实称得上是文学的“大年”。无论是长篇小说，还是非虚构、散文及文学评论都可圈可点，它们从题材与主题上可以归结为三个趋向或者说取向。

　　一、在文化主体性的自觉中赋写20世纪中国史。作家们从交通、迁徙、戍边、城市、心灵等不同角度切入，共同谱写了复杂厚重的历史进程。范稳《青云梯》通过云南建水地方的家族史来书写从晚清到“新时代”的西南交通史。范小青《江山故宅》以苏州古城为背景，融合园林、刺绣、评弹等文化符号，展现了言、余两个家族跨越百年的兴衰变迁，书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诚信与忠义。刘亮程《长命》以新疆戈壁深处的“碗底泉村”为起点，通过双重视角，追溯郭氏家族百年迁徙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背景下，王尧的《桃花坞》从苏州沦陷的历史创伤入手，侧写了地域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成长史。胡学文《龙凤歌》则回避了宏大叙事，拓展出一种感官化的历史书写，以一个北方家庭半个世纪的变迁，举重若轻地导向于对生命意义的追寻。

　　延及当代中国，毕淑敏《昆仑约定》回望半个世纪来路，以本人在西藏阿里高原服役的亲身经历为背景，讲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高原戍边战士在极端环境中守卫边防、淬炼生命的故事。苏童《好天气》以江南城郊接合部“咸水塘”为背景，描绘了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国社会的时代变迁与人性挣扎，细腻绵密地深描着工业文明与农耕文明交汇时期的社会图景。朱辉《万川归》则从20世纪80年代延伸至2000年之后，追踪了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及其步入中年后对生命的回望。陈建功《请在我脏的时候爱我们》带有自叙传色彩，以其1968年至1978年在京西煤矿的矿工生活为主线，融合了个人成长史、一代人心灵史与京味文化的观察，接续反思文学传统，探讨友爱、坚韧以及对精神自由的渴望。

　　瞩目于社会、心理与情感的现实变革，也可以视为当代史的书写。陈彦《人间广厦》融合戏曲元素与章回体结构，以西京文化艺术研究院的福利分房事件为核心，探讨资源分配与精神栖居主题。刘震云《咸的笑话》则在荒诞幽默与市井烟火中，展示咸中回甘的生活哲学，承载着中国普通人的集体记忆。石一枫《一日顶流》在碎片化、弹性工作和流量社会中探察身份的流动性。梁鸿的非虚构《要有光》关注青少年成长中的心理与精神问题，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对于功绩社会和教育的反思。

　　二、带有博物志与人类学意味的“物”的叙述。器物与风物关联着制度与人心，人类学视野与民族志深描则赋予了书写以情感与认知的厚度。徐风《江南器物志》打破散文与小说的文体界限，将器物从博物馆的静态陈列中解放，重新嵌入生活现场，以物质文化研究为基，回应现代性冲击下精神原乡的失落问题，融合参与式观察与文学想象的努力，开创了一种“器物志文学”。半夏《在集市：昆明篆新农贸市场的博物日常》通过农贸市场的食材这一中介展示了云南的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融合民族志式记录、社会分析与文学描述，夹杂个人经验与感触，让市场成为观察社会变迁与平民生存智慧的窗口，引导我们重返充满在地性与人情味的生活现场。

　　行走与体验让世间万物与人之间交流的感受升华为体悟。阿来《大河源》是地理与人文的纪实，以空间为基础，对附着在黄河源头这块土地上的人群往来和历史传承做出了颇具个人性的梳理，体现出一种由自然文学到生态文学的反思意识。傅菲的《人间珍贵》通过田野考察式的凝视，对日常事物与微末生命进行一场现象学式的还原，通过克制而素朴的语言冷静地映现万物，内核涌动着对消逝的哀矜、对坚韧的礼赞，将地方性知识上升为一种普遍的生命美学，为“新散文”提供了重要的面向。

　　三、不同文类体裁都体现出赓续文脉、传承诗心的自觉意识。本土传统如同源头活水，滋润着当下的创造，老树新芽，奇花初胎，接续起未曾断裂的心灵谱系。贾平凹《消息》再次回到了自己擅长的笔记体叙述，对黄河两岸、晋陕峡谷山河本味与人间消息的漫漶书写，从心所欲不逾矩，任由天机蔓衍的美学自然流淌，这让乡土民间的精神渊薮重新获得别开生面的表述，既有正大光明，也有猥琐邪僻，泥沙俱下而和光同尘。李修文《夜雨寄北》既延续中国古典志怪传统，又融合现代叙事技巧，是对精神漂泊与自我救赎母题的进一步深掘。

　　2025年，文学评论与研究类新书显示出知识分子史、学术史与文学史的交汇。吴真《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聚焦1937至1945年上海沦陷期间，学者郑振铎联合“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抢救珍贵古籍的历史。知识分子的“书生报国”与文化抗战，凸显出文化传承之于民族存续的意义。霍俊明《九叶传》以九位诗人的离世时间为序，形成“九叶凋零”的合传叙事，整合书信、日记、口述史等史料，既呈现个体命运，又通过交叉叙事揭示群体关联，并分析他们的诗学渊源和代际影响。易彬《幻想底尽头：穆旦传》是史料考辨与历史还原的典例，不仅是文学史研究，更是精神史的勘探。

　　叙史、博物与传灯，这些文本普遍显示出文体杂糅、文化融合的特征，可以说是新时代文学进程中的一枚切片，呼应着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发展，昭示着未来的走向。源头既清，波澜自阔，守正出奇，根深叶茂。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7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