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作者：张闻捷、马念怡（分别系厦门大学历史与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和博士研究生）

　　近年来，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楚墓的考古发掘取得重大突破，综合墓葬规模、铭文、器物组合及历史文献比对，学界已基本确认其墓主为战国晚期楚国君主——考烈王（公元前290年－公元前238年）。该墓的发现，为研究战国末年至秦汉之际的礼乐制度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资料。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楚考烈王于公元前241年率众“东徙寿春”，将楚国政治中心从江汉故地迁至淮河流域，在强秦压境的危局中艰难维系。在此背景下，武王墩墓所出成套音乐文物，不仅系统揭示了楚王等级音乐组合形态，首次确证战国时期“乐府”机构的存在与“内乐”“外乐”之名实，更以鲜明的传承性与变革性特征，折射出中国早期音乐在礼崩乐坏与制度重建之间的转型。

武王墩墓出土的编钟 光明日报记者李韵摄/光明图片

　　楚国对礼乐的坚守与损益

　　武王墩墓的规模与结构，是我们理解楚国晚期礼乐走向的关键。该墓由主椁室及环绕其周围的八个分室组成，外观轮廓呈“亞”字形，布局严整，功能分明，体现出高度制度化的丧葬礼仪空间布局。墓中出土的“九鼎八簋”青铜礼器组合，以及编钟、编磬等成套金石乐器，明确标识了墓主为楚国最高统治者——楚王。

　　自春秋中期起，楚国便公开称王，与周室分庭抗礼，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一套融合中原礼制与南方传统的独特礼乐体系。这并非对周礼的简单模仿或抛弃，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化创制，体现出楚人独特的政治理念：王权不必依附于周室册命，而可自立为正统；礼乐亦非僵化仪轨，而是可随王权意志与地域文化加以重构的制度实践。

　　楚国东迁寿春之后，疆域大幅收缩，军事屡遭挫败，却并未放弃对礼乐正统性的宣示。武王墩墓正是这一政治意志的物质表达：其九室结构可能是对楚王宫室或祭祀空间的象征性复刻；乐器专储于北室、祭器集中于东室的分区安排，反映出楚国王室在这一时期仍竭力维系礼乐秩序的完整性。这种对既有礼乐框架的顽强坚守，彰显了楚人“虽处南陲，不忘王制”的文化理念。

　　但楚国对礼乐制度的坚守之中亦有显著损益。与战国早期曾侯乙墓相比，武王墩墓编钟编磬虽保存完好，但组合数量与铸造精度已明显下降。与此同时，丝竹类乐器数量激增，武王墩墓出土约50张瑟、20余件笙竽及多种鼓类，远超金石之器。这并非简单的器物偏好变化，而是体现了礼乐功能从宗庙祭祀向宫廷宴飨的转移。

　　墓中北一室、北二室所出编钮钟的虎形钟架底座上分别刻有“外乐”“内乐”字样，而椁盖板墨书则对应记为“乐府”与“中乐府”。结合墓葬布局可知，“内乐”（即“中乐府”）所在的北二室更靠近主椁室，象征与墓主日常生活关系更密切；而“外乐”（即“乐府”）所在的北一室位置稍远。这种区分并非指向宗庙乐与宫廷乐等不同乐种性质，而应理解为宫城或居所空间上的内外之别——“内”指贴近王居的核心区域，“外”指相对外围的附属空间。正如西一室以车马出行俑为主、西二室以乐舞俑和侍从俑为主，所反映的同样是与墓主生活距离的远近，而非礼仪等级或功能性质的根本差异。

　　墓中首次出现“乐府”“中乐府”铭文，表明楚国已建立类似后世宫廷音乐机构的管理体系，其“内乐”“外乐”的空间区划，或许还吸收了战国晚期列国都城规划的新理念。凡此种种，说明楚国晚期礼乐制度在坚守传统形制的同时，也在主动融入新的元素与实用需求，呈现出一种“守正出新”的转型态势。

　　填补乐钟技术演进的关键缺环

　　武王墩墓音乐文物的另一重大价值，在于其填补了从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乐钟技术演进的关键缺环。要理解这一点，需回溯青铜乐钟技术的发展脉络。

　　自西周起，青铜乐钟便以“合瓦形”腔体实现“一钟双音”的声学奇迹。先秦编钟敲击钟的正中和两侧，能发出两个不同音高的乐音。这便是得益于其“合瓦形”结构——钟的形状像两片合在一起的瓦片。这种特别的构造，使得在敲击钟体不同部位时，振动的方式和范围存在差异，进而导致振动频率不同，实现了一钟双音的效果。

　　为使音准精确，古代工匠还常通过调整钟腔内壁结构来进一步调音。音梁是指钟腔内壁凸起的脊状结构，多位于侧鼓部下方，能增强局部厚度与刚度，使音高更精确与稳定。音槽（或称“隧”）则指在内壁开凿的沟槽，通过削薄特定区域的钟体厚度来调整音高。这两种“加”与“减”的手法，体现了古人对编钟材料、结构与声音关系的精妙掌控。早期调音主要采用“挖隧法”，至春秋时期，音梁技术开始出现，山西闻喜上郭村211号墓出土的编钮钟已见音梁雏形。此后，音梁形态不断演化，从低平短小的凸起，发展为长条状“音脊”，再到战国初期曾侯乙编钟所代表的宽厚“音塬”，标志着音梁技术的成熟。

　　青铜乐钟的调音方法亦随之演进。战国中期以前，主要依赖“锉磨法”——通过打磨钟口内唇与腔体内壁来微调音高，表面光洁平滑。而到了战国中晚期，一种全新的调音方式——刻凿法悄然兴起。武王墩墓出土的两套14件编钮钟，正是迄今所见最早的刻凿调音实例。其钟体呈圆鼓、矮胖造型，四侧鼓部设有楔形音梁，三面起棱，且音梁与钟口内唇上留有明显凿痕，应为使用金属凿具反复刻凿所致。这一发现将刻凿调音法的出现时间提前至战国末期，并揭示其与铁器普及密切相关——唯有坚硬锋利的铁制工具，方能高效完成此类精细作业。

　　武王墩出土的钮钟正处于承前启后的阶段：其楔形音梁与刻凿痕迹，上承临淄商王墓（战国中期）的锉磨传统，下启洛庄汉墓（西汉早期）的刻凿实践，构成战汉之际乐钟工艺演进的完整链条。秦统一后设立“乐府”，搜罗六国乐器，秦乐府钟即继承了此类楔形音梁设计。西汉初年“四王墓”（南越王墓、洛庄汉墓、大云山汉墓、海昏侯墓）所出编钟，亦多沿用14件钮钟搭配5件甬钟的组合，以及高度一致的音列结构，显示出制度层面的连续性。

　　但技术传承并非一帆风顺。尽管形制相似，汉初各墓编钟的调音水平却参差不齐：洛庄汉墓双音性能优良，南越王墓调音混乱，大云山汉墓甚至尝试用“焊补”修正音高，却效果甚微。至汉武帝以后，一钟双音技术几近失传，钟体再度趋向圆形，彻底丧失合瓦结构的声学优势。东汉中晚期，编钟沦为礼仪摆设，丝竹管弦全面主导音乐生活——先秦钟磬乐的辉煌就此落幕。武王墩墓恰处在这一转折前夕，其技术细节因此具有承前启后的标本意义。

　　中国早期音乐史的整体转型

　　武王墩墓并非孤立个案，它与同时期及稍晚的大墓共同勾勒出中国早期音乐史的整体转型图景。

　　以战国晚期为例，河北平山中山王墓（约公元前300年）出土的14件编钮钟，与武王墩钟在编列与音律上高度一致，说明这种“14件制”已成为列国高等级贵族的通用礼乐规范。“四王墓”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制度在西汉初期的延续。四座墓均出土14件钮钟组合，音律关系相近，表明汉初虽无明文礼典，却存在事实上的礼乐共识。

　　然而，形式上虽延续，礼乐功能上却发生了巨变。曾侯乙墓（战国早期）以65件编钟、32件编磬为核心，配合建鼓、琴瑟等，构成恢宏的“钟磬乐舞”体系，服务于宗庙祭祀；而武王墩墓虽仍有完整编钟编磬，但丝竹乐器数量占压倒性优势，暗示音乐重心已转向宫廷宴飨。至海昏侯墓，这一趋势更为明显。海昏侯墓除编钟外，还出土大量用于宴饮娱乐的乐器，如琴、瑟、排箫、笙、竽及錞于、建鼓等，且墓中设有专门的“乐车库”，存放乐俑与乐器模型，生动再现了汉代诸侯王“钟鸣鼎食、歌舞相随”的生活场景。

　　《汉书·礼乐志》记载：“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汉高祖刘邦出身楚地，偏好楚地音乐，使得源自楚地的音乐审美成为汉初宫廷雅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选择，不仅使楚地丝竹之乐（如瑟、竽等）获得官方认可，更标志着音乐的功能从周代“敬神事祖”的庄严仪式，正式转向“娱人悦己”的现实享乐。武王墩墓中丝竹乐器的空前繁荣，恰可视为这一历史潮流的先声。

　　武王墩墓的音乐遗存，既是楚考烈王东迁寿春后礼乐制度顽强延续的见证，也是战国至秦汉时期音乐文化深刻转型的缩影。它以14件编钮钟的规制承袭先秦礼乐之“体”，又以丝竹乐器的勃兴开启汉代俗乐之“用”；其楔形音梁与刻凿调音法，填补了乐钟技术演进的关键空白；而“乐府”“中乐府”等铭文的发现，则将这一重要音乐管理机构的历史前推百年，重塑我们对先秦乐官制度的认知。

　　中国是唯一拥有连续三千年礼乐文明传统的古国。武王墩墓的发现告诉我们，礼乐之变，非一朝崩塌，而是在坚守中渐变，在损益中新生。正是这种“变而不失其宗”的韧性，使得中华礼乐文明得以穿越王朝更迭，绵延至今。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18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