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 力（北京电影学院美术学院讲师）

　　人口膨胀、空间紧张、环境恶化……众多超大城市正遭遇极速城市化扩张带来的“大城市病”。荷兰国际港口鹿特丹市区的大部分区域海拔低于海平面约1米，作为历史悠久的现代都市，该市以“实验性都市”的姿态主动适配社会经济变革，通过系统性规划与创新设计突破发展困局。

　　作为欧洲第一大港，鹿特丹的优势与挑战同样突出。高度工业化的经济结构造就繁荣的同时，产生了沉重的污染与排放压力；极高的移民比例塑造了开放包容的城市文化，也给社会融合带来严峻考验；持续增长的人口，让本就紧张的城市空间更显局促。而这些棘手难题，恰恰激发了鹿特丹的城市创造力，使其将生存压力转化为转型动力，摸索出一系列令人瞩目的解决方案。

　　扩容安居——住房与城市更新

　　在鹿特丹，一场持续半个世纪的“城市再生实验”，为深陷人口膨胀与空间紧张困局的大都市，提供了兼具韧性与温度的答案。

　　这里没有大拆大建，而是以“针灸式”的精准更新实现社区复苏与扩容。自20世纪70年代起，鹿特丹启动“为社区建造”计划：政府回购私有老旧住宅，转化为非营利住房协会管理的保障性住房，并牢牢掌控土地所有权。这一举措不仅有效遏制了地产投机，更让数万低收入家庭得以留在熟悉的街巷，在租金可控、邻里依旧的环境中实现“留人留根”的有机更新。

鹿特丹街区 王昕然摄/光明图片

　　鹿特丹将城市“死角”转化为活力“引擎”的创造力也同样令人惊叹。曾经机器轰鸣、船舶如织的港口与工业区，随着产业转型逐渐沉寂，被鹿特丹人视作城市再生的珍贵空间资源。默兹河畔的M4H港区便是转型典范，昔日废弃的码头仓库如今变为创意办公集群与小型造船工坊；凯尔海文片区建起与潮汐共生的景观公园，水位随自然韵律涨落，成为市民亲水、休闲、践行生态理念的独特场所。更具温度的是，一片曾经堆满集装箱的土地上，“鹿特丹食物花园”社区农场悄然兴起，市民亲手种植蔬菜，既滋养了社区，也重建了人与人、人与土地的情感联结。这些项目并非孤立的景观改造，而是系统性的城市功能重组，办公、制造、生态、农业、居住被精巧编织进同一空间画卷，实现了土地高效复合利用，有效缓解了中心城区的人口与空间压力。

　　鹿特丹的空间扩容始终与社会结构加固紧密同步。市政府在每个更新片区设立“社区办公室”，赋予居民实实在在的规划决策权，专业人士与普通市民同桌议事，政府代表甚至比居民代表少一席——这一制度设计确保更新计划真正响应社区需求。此外，针对移民家庭和失业者的语言培训、职业技能课程，以及对辖区内近9000家小微企业的精准扶持，共同构成了城市更新的“软件基石”，让更新不止于筑屋修路，更在于赋能于人、振兴社区经济。

　　鹿特丹数十年的实践证明，对抗“空间紧张”并非只有向外扩张一条路。通过向内挖掘存量空间、推动土地功能混合、坚守住房保障底线、激活社区自治力量，城市能够在不牺牲社会公平与历史文脉的前提下，实现有温度的“扩容”与“安居”。

　　畅行减排——交通与出行转型

　　面对气候变化、交通拥堵和城市空间再分配的挑战，鹿特丹将“自行车第一”从口号转化为贯穿城市结构的现实。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现代主义城市布局、宽阔的道路及战后汽车导向的城市重建历史，都曾是转型阻碍，但也正因如此，其系统经验更具借鉴价值。

　　鹿特丹规划者深知，要引导市民从四轮回归两轮，必须构建安全、连续且高效的骑行环境，核心策略是打造多层次、互联互通的骑行网络。针对长距离通勤，重点建设连接市中心与周边卫星城的自行车高速路，提供笔直、平坦且与机动车流分离的专属路权，配合全天候照明与维护，使骑行成为比汽车更可靠的通勤选择；在城内，对“西运河”等主要道路进行“路权再分配”，通过压缩机动车道，为双向保护的自行车道腾出空间，以阻车柱明确自行车优先的政策信号；在居住区推行“生活化街道”设计，抬升路面、设置弯道，让自行车与行人在共享空间中拥有绝对优先权，营造安全宁静的社区环境。

鹿特丹的骑行者。王昕然摄/光明图片

　　这一庞大骑行网络通过与公共交通无缝衔接发挥最大效能。鹿特丹中央火车站区域配备了可容纳超过5000辆车的全球最大室内自行车停车场之一，结合覆盖全国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系统，让市民能轻松实现“火车+自行车”的门到门出行，极大扩展了绿色出行的辐射范围。

　　除硬件投入外，鹿特丹还辅以坚定的政策引导。通过缩减市中心停车位、提高停车收费、规划低速限行区，将115条街道限速从50公里/小时降至30公里/小时；开辟自行车公园、增设自行车架，间接提升骑行吸引力；交通信号灯安装在较低位置，避免骑行者频繁抬头；部分路口的智能交通信号灯会优先识别自行车队并给予“绿灯波”，延长绿灯时间，有效提升骑行体验。此外，市政府携手鹿特丹自行车联盟及50余个合作伙伴，培育社区自行车文化，通过鼓励亲子骑行上学、提供免费骑行课程、向低收入家庭赠送二手自行车等务实举措，让骑行更安全、更普及、更具吸引力，使其深植于城市日常生活。

　　鹿特丹自行车优先策略的本质，是一场深刻的城市空间权利再分配。它并非简单排斥汽车，而是通过精细化规划重新平衡不同交通方式的关系，不仅减少了碳排放与拥堵，还创造了更健康、更具活力且更公平的城市环境。

　　治水增绿——绿色与蓝色基础设施

　　更为独特的是，这座低于海平面的“洼地之城”，自诞生起便与水抗争。随着城市发展和气候变化，鹿特丹面临海平面上升、极端降水和高温热浪等气候挑战，其创新性地将水资源管理、生态修复与公共空间提升深度融合，实践出一系列系统性气候适应策略，将危机转化为城市再生的机遇。

　　作为水城，鹿特丹有着与水对抗和共存的悠久历史，治理理念从过去的“堵水”（建设防洪堤、地下蓄水排水管网）逐渐发展为“弹性共存”的“海绵城市”智慧。在强化传统水利工程的同时，鹿特丹积极推进“适应性建设”，其《气候适应策略》设定目标：全面实现“气候防护”，并通过“多层级安全策略”将洪水风险管理系统化。

　　2006至2007年，市政府提出“鹿特丹水城2035”官方政策计划，试图通过合理且可持续的方式利用水资源，提升城市吸引力，明确三项战略目标：改善城市水系统基础设施、提升城市公共空间质量、实施创新性水处理替代解决方案。随着“水计划”发布，鹿特丹以水处理为契机，通过安全管理策略改善城市景观，鼓励公民参与水资源管理，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众多景观事务所和专业机构积极响应，德·瑞班斯滕事务所设计的本特姆水广场，通过3个下沉式蓄水池实现1700立方米雨水调蓄能力，暴雨时可分流周边区域40%的排水压力，平日则作为社区活动中心，每年举办超200场公共活动，实现了基础设施与社交功能的有机结合。在艾瑟尔蒙德等区域推广适应性建筑，要求新建建筑底层标高超出历史最高水位1.5米，鼓励采用浮动建筑技术；同时推动市民参与绿色屋顶建设与维护，探索改造蓝色屋顶，通过改良防水设计收集储存雨水。在M4H港口更新区，旧仓库被改造为配备绿色屋顶的创客空间，其雨水收集系统每年可回收利用约3000立方米非饮用水，用于创客空间运营和社区菜园生产，惠及更多人群。

　　生态网络构建是鹿特丹提升气候韧性的另一核心策略。通过“蓝色走廊”计划，修复12公里生态驳岸，种植芦苇、香蒲等本土湿地植物，使鱼类种群数量五年内增长25%，鸟类多样性提升15%；城市林带建设成效显著，东南片区种植的5万余棵乔木形成明显“冷岛效应”，夏季地表温度降低3至5℃；夏季庭院区通过巷道绿化改造，植被覆盖率从18%提升至41%。此外，市政府通过补贴推动30万平方米绿色屋顶建设，达克公园项目将高架公路顶部转化为2.5公里长的线性公园，每年吸收约1.6亿升雨水，同时为市民提供社区农园和休闲步道。

　　“城市热岛效应”日益加剧，在市中心和老城区尤为明显，成为鹿特丹迫切需要应对的气候挑战。为此，鹿特丹通过一系列景观策略为城市降温，核心举措是系统性增加“凉爽场所”——即面积超过200平方米、炎热时体感温度能维持在38℃以下的公共空间。市政府与迪弗科托景观事务所共同绘制“凉爽场所地图”与“距离地图”，评估现有凉爽空间分布，识别距离居民区超过300米（即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标准）的服务盲区，重点关注市中心、老城区及部分新建社区。为实现降温目标，鹿特丹采用综合性景观干预方案：增种树木和设置遮阳篷提供荫凉；利用喷泉与植被增强蒸发冷却效应；采用浅色铺装及增加绿化减少地表热量吸收；结合水体景观直接降温；增设街道家具、提升步行空间品质，激活未被充分利用的区域。这些措施被整合进覆盖全市38个街区的“凉爽公共空间机会地图”，将降温策略与城市更新项目紧密结合，优先改善服务不足的区域。

　　共同创造——政策与社会融合

　　作为欧洲最具文化多样性的港口城市，鹿特丹长期面临移民众多、社区割裂等典型“大城市病”挑战。为缓解日益加深的社会隔阂，这座城市积极探索以公共空间为载体的社会融合路径，摒弃单一“自上而下”的规划模式，转向“共同创造”，让居民成为重塑城市空间的主体。

　　马斯河畔旧港区的“鹿特丹食物花园”社区农场，正悄然改变着城市的社会肌理。这片由市民亲手打理的土地上，聚集了退休教师、康复中的青年、企业白领以及领取食物救济的市民，他们并肩劳作，在播种与收获之间，打破了现代都市中无形的社会壁垒。

　　这一项目集中体现了鹿特丹的治理智慧。市政府将废弃港口的临时使用权赋予社区，专业设计团队通过环形种植床、共享工具房等精细化设计，让这片土地不仅产出有机蔬菜，更孕育出珍贵的社会资本。正如项目经理范德伯格所言：“我们种下的不只是蔬菜，更是人与人之间的连接。”

　　社会农业的创新之处，在于其参与式设计对空间社会属性的充分挖掘。LOLA景观事务所的规划中，每块菜畦都兼顾生态功能与社交属性：三条标准化种植带降低参与门槛，环形路径自然引导人们在行走中交谈。这些设计巧思，让不同背景的市民在协作中拉近距离。“在这里，我找回了被需要的感觉。”曾患抑郁症的斯文在农场康复后选择留下担任协调员；志愿者劳拉也感慨：“从大学生到退休老人，种植让我们结缘，成为周末相约的挚友。”

　　市政支持同样展现出远见卓识。弹性土地租赁政策既保障项目可持续运营，又规避了地产开发可能引发的“绅士化危机”。区域发展专员范赫尔特强调：“我们追求的不仅是城市绿化，更是社会结构的活化。”更富创新性的是资源循环模式的构建：附近企业员工午休时前来劳作，公司送来厨余垃圾堆肥，农场产出的蔬菜则回馈社区食物银行。这一闭环不仅实现了物质循环，更建立起跨越社会层级的互助网络。埃拉斯姆斯大学社会学教授德容评价道：“食物花园让公共空间真正成为社会融合的孵化器。当不同群众在阳光下共同收获土豆时，那种打破偏见的真实接触，比任何社会宣传都更具说服力。”

　　在这里，公共空间不再是政府单方面提供的设施，而是通过政策赋能、专业引导与社区活力的多重协同，成为居民编织社会纽带、重塑城市生活的舞台。

　　鹿特丹的探索实践，为全球饱受“大城市病”困扰的大都市提供了宝贵借鉴。鹿特丹的城市与社会实践表明，缓解“大城市病”不仅是一套城市更新的技术方案，更是一种城市治理的哲学——城市终归是为“人”而建。鹿特丹的探索彰显了规划、设计与政策合力的价值，唯有让每一位居民都能安居、乐业、参与、共生，城市才能真正跳出“膨胀－紧张”的恶性循环，走向可持续的未来。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2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