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军利（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教授）

　　“城市的魂魄，终究要落在文字褶皱里。”自古以来，城市的沧桑变迁，为文学注入永不枯竭的母题与灵感，孕育出许多名篇佳作。文学以细腻的触角，捕捉着城市的呼吸与心跳，沉淀为城市的气质与文化。城市，是无数脚印的交汇点，是万千炊烟的升腾处。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多少曾经喧嚣的城市，或已换了人间，或已归于尘土。古城，作为时光的幸运儿，像一个个被精心保存的时间宝盒，穿越烽烟与尘埃，依然传递着不可复制的文化基因，静静诉说着岁月的悠长。

　　历史

　　翻开历史典籍，在先贤笔下，描绘城市景象的名篇名句，俯拾即是。有的书写帝都整体气象，有的描绘街巷日常生活。从西晋左思的“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蜀都赋》），到唐代白居易的“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登观音台望城》）、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再到宋代孟元老的“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东京梦华录·序》）……其中，吴自牧的《梦粱录》和周密的《武林旧事》，均活色生香地还原了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的城市风貌。

绍兴咸亨酒店孔乙己塑像 资料图片

　　“都城市肆，自五间楼北，至官巷南街，两行多是上户，金银钞引交易铺，数百余家，门列金银及见钱，谓之‘看垛钱’。”金银现钱堆积如山，显示了临安强大的商业资本，金融中心的画面跃然纸上。“至于故楮、羽毛、灯笼、磁器、桶器、木桶、什物之类，无不毕集……而珠子殿（市）孩儿巷、销金行、冠子行、纱行……谓之‘团行’。”根据吴自牧的记录，当时临安城中不同的街道形成了专业的“行”“团”，如“冠子行”“纱行”，手工业分工之细和商品经济之繁荣，堪比今天的专业批发市场。“而粥饭、点心、酒馔之类，侵晨行贩，谓之‘早市’。以至夜晚，亦有夜市，如顶盘担架卖市食，至三更不绝。冬月虽大雨雪，亦有夜市盘卖。”（《梦粱录》）“早市”与“夜市”的存在，说明城市活力昼夜不息，即使是寒冬雨雪，夜市的叫卖声也至三更不止，生动地刻画了临安城的商业脉搏和烟火气。

　　杭州因武林山旧称“武林”，宋末诗人周密，作为南宋遗民，入元不仕，遂以笔墨追忆繁华，寄托故国之思。《武林旧事》详细描绘了临安的街市、酒楼、园林等繁华景象，被誉为“南宋都市生活百科全书”。

　　《武林旧事》描述了皇家与民众在西湖游幸的盛况：“都城自过收灯，贵游巨室，皆争先出郊，谓之‘探春’……画舫尽开，苏堤游人，来往如蚁。”贵胄名士与“来往如蚁”的普通游人共同构成了一幅全民游春图，反映了南宋社会浓厚的游乐风气和开放的城市空间。“湖上屋宇，如刘园、史园、环碧、杨园等，皆台榭亭阁，妆点精巧。”一座座精巧华美的私家园林，点缀在西湖山水之间，形成了“园中有湖，湖中有园”的独特景致。“至于吹弹、舞拍、杂剧、杂扮、撮弄、胜花、泥丸、鼓板、投壶、花弹、蹴鞠、分茶、弄水……不可指数，总谓之‘赶趁人’，盖耳目不暇给焉。”湖上船中还有提供各种娱乐服务的“赶趁人”穿梭其间，表演吹拉弹唱。整个西湖从静态的山水，成为一个流动的城市娱乐文化空间，令人目不暇接。

　　通过《武林旧事》，周密为我们复活了一座有温度、有声音、有气味的南宋临安城，它是《清明上河图》般的二维画卷，更是一部可以走入其中的可沉浸式体验的立体历史影像，让我们得以窥见八百年前那座“世界上最美丽华贵之天城”繁华喧嚣的生活图景。

　　形象

　　时光流转到近现代，经过历史和社会洗礼，文学中的古城形象也随之变得复杂多样。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在近现代的文学形象，是跟老舍这个名字分不开的。老舍采用温情的视角，忠实地记录了北京的集体记忆，文字中充满了地道的京味儿。

　　在老舍的眼里，土生土长的北京是他魂牵梦萦的乡土，是“家”与“母亲”。20世纪30年代，在游历了欧洲几大历史都城后，老舍写下了《想北平》，将北平置入全球性的比较视野中。他认为，和伦敦、巴黎、罗马等世界名城相比，北平“既复杂又有个边际”“动中有静”“北平在人为之中显出自然，几乎是什么地方既不挤得慌，又不太僻静，最小的胡同里的房子也有院子与树，最空旷的地方也离买卖街与住宅区不远”“处处有空儿，可以使人自由地喘气”。因此，在文末，老舍动情地写下：

　　北平是个都城，而能有好多自己产生的花、菜、水果，这就使人更接近了自然。从它里面说，它没有像伦敦的那些成天冒烟的工厂；从外面说，它紧连着园林，菜圃与农村。采菊东篱下，在这里，确是可以悠然见南山的；大概把“南”字变个“西”或“北”，也没有多少了不得的吧。像我这样的一个贫寒的人，或者只有在北平能享受一点清福了。

　　好，不再说了吧；要落泪了，真想念北平呀！

　　老舍道出的，正是北京这座古都留存的乡土特征：一是安闲自在，二是接近自然，散发着田园牧歌般的文化底蕴。

　　而在小说创作中，老舍对北京有着更为复杂而深入的刻画。老舍对北京城胡同、四合院、茶馆等空间的细致描写，为《骆驼祥子》提供了鲜活的现实质感。祥子拉着人力车穿行于曲折逼仄的胡同，展现出一幅流动的生活景象。胡同作为邻里闲聊的场所，呈现出底层生活的细节，不仅是地理空间，更是一种社会空间，暗示祥子的困境，也折射出底层人群的封闭与局促。而刘四爷住的“深宅大院”，“台阶高，院子深”，还带有门房、二进院落，是旧社会中殷实人家的生活样貌。闲人消磨时光的茶馆，并非文人雅集之所，而是劳动者的生存中转站，充满车夫的交谈，零散买卖人的吆喝……浓缩了市民阶层的浮沉与生计焦虑，洋溢着浓郁的京味儿。

　　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一书中写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城市形象中，北京形象无疑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最完整的、被修饰得最为光洁的城市。从老舍开始，郁达夫、周作人、林语堂、张恨水、林海音等现代作家，对北京城的体验惊人地相似。郁达夫把北京描述为“具城市之外形，而又富有乡村的景象之田园都市”（《住所的话》）；张恨水笔下的北平驼铃意象，“在那每半分钟响一次的情形上，可以知道那必是有骆驼在胡同里走着，我俨然身居北平了”（《八十一梦·北平之冬》）；这也印证了老舍在《骆驼祥子》中的描述，成群的骆驼进北京，的确是老北京一景。不同于上海的摩登与混杂，北京自然安闲的乡土背景，在都市文明的逼近中，依然可以支撑文人们的心灵家园。

　　记忆

　　古城的真实，是建筑的真实、环境的真实、材料技术的真实，更是生活方式的真实。古城是一个鲜活的文化生态，兼具物质和精神属性，形成人们对古城的记忆。这种记忆，在作家笔下表达得最为真切生动：老舍笔下自然安闲、具有乡土背景的北京，张爱玲笔下摩登与混杂的上海，茅盾笔下的灵秀富庶、文风昌盛的乌镇……当然，还有沈从文笔下古老神秘、民风淳朴的湘西凤凰。这座被新西兰著名作家路易·艾黎誉为“中国最美的小城”的古城，名家辈出，走出了熊希龄、沈从文、黄永玉等名人。沈从文年少时便离开凤凰外出闯荡，却成为这座古城最亮眼的一张“文化名片”。对他而言，故乡就是一个曾经逃离，而又终身牵挂的地方。“凤凰的一切景象全仿佛是诗，说不出的和谐，说不尽的美。”

　　沈从文生于湘西，血脉中流淌着多民族基因。交融共生的文化，滋养他创作出一个充满自然美、人性美的“湘西世界”。在沈从文笔下，自然景观、人物、风土人情、语言，无不带有湘西的标记和浓郁的乡土气息：清澈见底的沱江、苍翠的竹林、依山傍水的小城、河街上的吊脚楼、两头高高翘起的龙船、婉转的鸟鸣……湘西边城特有的清丽的自然风光，不需浓妆艳抹。沈从文是描绘风土人情的高手，他画出一幅幅风俗长卷，婚嫁、习俗、服饰、神话、传说、信仰、礼节……无所不有，无所不奇。他作品中的人物，有湘西农村的“愚夫俗子”，也有土生土长的“乡下人”。

　　沈从文作品的空间背景，往往设在依山而建、临水而设的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村镇，如《边城》中的山城茶峒、《长河》中的口岸小村吕家坪等。这些地方并非特指凤凰，却无不闪现着凤凰的影子。由于他的缘故，人们会将这些地方感知为凤凰，赋予凤凰浓厚的文化意义。于是，古城成了奇妙的剧场，在这里，虚拟的文字与真实的生活彼此填充、相互印证，游客既是在游览一座古城，更是在步入可触摸的文学文本：这里的石板路是否就是傩送走过的那条？那河边的浣衣女，可有翠翠的影子？这便是文学最温柔的复活术，它赋予一座古城以灵魂与记忆，既有清晰的骨骼，也有丰腴的血肉。

　　1939年，汪曾祺在昆明参加大学联合招生，在报名书上填写“志愿”时，提笔写下了“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他自称“是和读了《沈从文小说选》有关系的”，入学后他成为沈从文的学生。

　　汪曾祺在昆明住了7年。7年间，他吃米线，逛篆塘，泡茶馆，写小说。昆明是汪曾祺的第二故乡，他对昆明的记忆，氤氲出他文学创作的淡泊美学。这座城市的温润气候、闲适生活、市井烟火，都滋养了他。

　　昆明是座高原之城，却有着与江南水乡相似的闲散——在翠湖畔看鱼，在篆塘听戏，在茶馆里听人慢慢说话。昆明的从容质朴，成为汪曾祺散文化小说的重要底色。汪曾祺写茶馆，不写雅士品茗，而写乡人闲话；不写茶道精深，而写生活常态。“茶馆里卖的有炒米、焦屑、蓑衣饼、麻团、糍粑。”细节之具体，仿佛能闻到香气，听到茶客们的谈笑声。关于集市，他写道：“圩上热闹得很，卖鱼的、卖鸡的、卖布的，都吆喝着。”这种“闲适的热闹”，在他的昆明书写中得到呼应。写夜市，他不写繁华奢靡，而写人间喜乐；不写买卖算计，而写生活情趣。

　　滇中慢生活，赋予汪曾祺“慢下来”的文学风格。他的文字不事雕琢，却精准传神；不加评判，却自有温度；独特的“汪氏白话”，初品平淡，回味却绵长。这种不刻意的写作姿态，恰是最难达到的文学境界。“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在他笔下，一切都是静静的，明净的，快乐的。这般文字的气质，何尝不是昆明这座城市的气质呢？

　　气味

　　提到绍兴，人们会不由自主地想到咸亨酒店。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地方，不仅是鲁迅小说《孔乙己》的发生场地，而且已然成为绍兴的文化地标。咸亨酒店在绍兴是真实存在的，它创建于清光绪年间。咸亨酒店的格局和别处不同。鲁迅先生写得明白：“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曲尺形的柜台，像一把折尺，把旧社会的等级量得清清楚楚。短衣帮靠柜外站着，花几文铜钱，热热地喝了便走；穿长衫的，才踱进隔壁的“雅座”，要酒要菜，慢慢坐着喝。孔乙己夹在中间——“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他的尴尬与矛盾，在咸亨酒店这个舞台上，被照得通明。小小柜台，在鲁迅的笔下成了窥见世相的窗口，那曲尺形的柜台，称得上是一道无形而森严的阶级藩篱。

　　茴香豆这一寻常小食，在咸亨酒店也获得了不寻常的意义。孔乙己给孩子们分豆子时那“多乎哉？不多也”的感叹，夹杂着文言与白话，恰如他这个人——既放不下读书人的架子，又谋不到读书人的出路。茴香豆的香味，飘散在咸亨酒店的空气中，与酒香混合，成了绍兴文化的一种特殊气味——混杂着文人的酸腐气和市井的烟火气。

　　这家在绍兴极负盛名的百年老店，如今仍在绍兴的鲁迅中路上。捏着一枚茴香豆的“孔乙己”，成为游客争相合影的“明星”。游客纷至沓来，品尝茴香豆、温一壶黄酒，体验鲁迅笔下的风情。黄酒的香气弥漫在小巷深处，乌篷船依旧在桥洞下穿行，那个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人和他的“多乎哉？不多也”，永远地留在了作品里。鲁迅的笔，使咸亨酒店永远定格在文学中，成为解读绍兴文化的一把钥匙。

　　苏州与绍兴，同为江南地区历史悠久的古城，均有超过2500年的建城史，并曾作为吴、越两国的都城。当代作家陆文夫以文字为灶火，在小说《美食家》中烹制出苏州城的味觉基因。他笔下的朱鸿兴面馆和观前街，不仅是地理空间，还是城市文化记忆的发酵场。

　　朱鸿兴的面，之所以出名，是严格保持‘头汤面’的传统。所谓头汤，是指煮面的水，一天一换，清晨启用，清澈见底……真正的吃客，必定赶早，为的就是这碗头汤面。面的软硬、汤的宽紧、浇头的搭配，都极有讲究。跑堂的嗓音嘹亮，拖着长长的尾音，在灶间的雾气与店堂的喧闹中穿梭，报着诸如‘鳝糊面，硬面，宽汤，重青，免鲜’之类的行话。这不仅仅是一碗面，这是一天伊始的仪式，是苏州人精致到骨子里的生活美学。

　　陆文夫并未急于描绘面的色香，而是从“头汤面”切入。这“清澈见底”的一锅水，是苏州饮食文化的一个象征，暗示着当地人对品质的敬畏。而更生动的，是那“拖着长长的尾音”的报菜声，这是跑堂与厨师之间无须言传的密码。“硬面，宽汤，重青，免鲜”，短短8个字，却精确地勾勒出食客个性化的味觉地图：“硬”是面条的风骨，“宽”是汤水的胸怀，“重”是对香料的眷顾，“免”则是对个人禁忌的尊重。生活可以匆忙，但吃面的规矩不能乱；日子可以平淡，但味觉的体验必须精细。这碗“头汤面”，吃的是一天的精气神，是对有序、精致生活的一种坚守。

　　如果说朱鸿兴面馆是舞台，那么观前街就是苏州饮食大戏的广阔剧场：

　　观前街上，从早到晚都弥漫着一种食物混合的、暖洋洋的香气。卖糖粥的担子，敲着竹梆，“笃、笃、笃”，声音沉闷而悠远，像岁月的更漏；卖卤汁豆腐干的，锅子里“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那酱色的方块在浓汁里翻滚，吸饱了滋味；茶食店里飘出猪油年糕的甜香和瓜子花生的焦香……这些声音与气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观前街的呼吸，一种缓慢的、富足的、诱人馋涎的呼吸。

　　陆文夫在这里调动了读者的全部感官，他写的气味是“暖洋洋的香气”，这不是某种单一的味道，而是糖粥的甜、卤汁的咸、年糕的油润混合成的复合型“市井香氛”，温暖、包容，具有抚慰人心的力量。卖糖粥的“笃、笃、笃”，被比喻为“岁月的更漏”，瞬间将市井的叫卖声提升到了哲学高度，与“咕嘟咕嘟”的沸腾声一起，一静一动，一远一近，构成观前街的呼吸，谱写了一曲流动的城市饮食交响乐。苏州，不仅是一个地理名词，而且成为一个有体温、有气味、有声音、有记忆的情感容器。

　　味觉，是通往城市记忆的密道。朱鸿兴与观前街，不仅喂饱了一代代人的肠胃，也滋养了苏州的文化根系与历史记忆。

　　守护

　　让我们将目光继续停留在苏州这座千年古城。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守护古城，是个重要命题，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智慧。《家在古城》一书中，范小青以重返故里的深情和纪实文学的笔触，细致描摹了苏州古城的肌理，记录了当地“修旧如旧”的实践，揭示了苏州城市更新的核心：以民生为基点，在改善城市整体生态的同时，帮助传统文化再生，并最终留住城市记忆。

　　范小青笔下的苏式老宅是这样的：“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它们统一于粉墙黛瓦、临街枕河的苏宅的总体风貌，却又参差出各家各户的根据各自的经济条件、生活要求、审美眼光等等不同的原因再因地制宜而独立出来的别致住宅，无数的大宅小宅、深宅浅宅，组成了苏宅的总体样貌。”

　　重访幼年旧居同德里6号时，范小青对一扇门进行了细致的刻画：

　　暗红色不是木门本身的颜色，它是一层漆皮，漆皮包裹着木门。大门下端的漆皮有一点点剥落，露出了里边的已经非常陈旧的土灰色的木头……门的中间，有两个铜色的门环……在这普通的昏暗之中，正绽放着时光的年轮打磨出来的光彩，你能听到它在历经风雨后发出的无声之声，你拍打它，它或许不再清脆不再响亮，但那是一种沉闷的厚重的力量——这就是老宅的力量。

　　这种“以物载情”的书写策略，将“门”这一物象转化为时间与记忆的容器，体现了苏州人对待历史建筑的谨慎态度：不是将其打造为光鲜的景点，而是尊重历史，保留“老宅的力量”，这本身就是对城市记忆最深情的挽留。

　　苏州的古城更新，始终将改善原住民的生活条件放在首要位置。范小青在书中特别记录了关乎民生的“改厕工程”，这也说明旧城改造深入到了居民生活的神经末梢，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体。

　　古城是不可再生的文化标本，一旦损毁，便永难复现。保护古城，不仅仅是修缮砖瓦、保存旧物，而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是在一片具体的土地上，守护人类曾经生活过的证据，也为我们未来的栖居，提供另一种可能。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3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