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家光（温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阿加莎·克里斯蒂是迄今最负盛名的侦探小说家之一。今年正值阿加莎·克里斯蒂辞世50周年。前不久，阿加莎的曾外孙詹姆斯·普理查德来到中国上海，启动了话剧《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全国巡演。

　　这位被人亲切称为“阿婆”的推理女王一生创作了80多部侦探小说，她的作品一再出版，也一再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或搬上戏剧舞台，影响深远。

神探波洛的银幕形象 资料图片

　　Ⅰ 推理女王

　　1890年9月15日，阿加莎生于英国德文郡托基的阿什菲尔德宅邸，和当时英国大部分女性一样，她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但在热爱文学的母亲影响下，阿加莎具有很好的文学素养，尤其钟爱狄更斯等小说家，“我是用狄更斯小说哺育长大的”。狄更斯也写过一些可以归入侦探小说的作品，《荒凉山庄》中的巴克特探长身上已出现后世侦探的许多萌芽，《德鲁德疑案》也是一部准侦探小说。同时，阿加莎接续了笛福、狄更斯等作家雅俗共赏的文学传统。1914年，阿加莎嫁作人妇，后来一战爆发，她赴战场做了志愿者，了解了许多与医药相关的知识。1920年她出版了自己第一部长篇小说《斯泰尔庄园奇案》，后世将之看作是长篇侦探小说黄金时代的序幕之作，但这部作品当时影响有限。真正把阿加莎推上推理女王宝座的是《罗杰疑案》（1926），从此一直到《帷幕》（1975），她始终是活跃在创作一线的侦探小说家，她的创作黄金期之长令人惊叹。1976年1月12日，她在英国牛津郡的沃灵福德家中离世，享年85岁。

　　在她终于确立推理女王地位的同一年，发生了著名的“静塘事件”——她的丈夫出轨，而她驾车至静塘附近弃车失踪，引起英国社会广泛关注，直到12天后她被发现于两百英里外的一个水疗宾馆。对此事的前因后果，阿加莎一直缄默，仿佛一个谜案。此事不久，阿加莎就离婚了。1930年她再婚，嫁给了一位年轻的考古学家马洛万，并随其赴中东等地考古，这些经历后来成为不少作品的故事背景。

　　她除了是一个侦探小说家，还是一个著名的戏剧家。1947年，应BBC之邀，她为英国皇太后玛丽的八十寿辰创作了广播剧《三只瞎老鼠》，后经反复修改扩充为舞台剧《捕鼠器》，该剧成为迄今为止全球连续上演时间最长的剧目。阿加莎还有另一个身份经常被人遗忘——情感小说作家，只不过她是以另一个名字“玛丽·维斯特麦考特”发表这些作品的。当然她的最大成就依然是侦探小说，就像柯南·道尔虽然写历史小说，但他只以福尔摩斯的创造者闻名。

年轻时的阿加莎·克里斯蒂 资料图片

　　Ⅱ “罪与罚”

　　德国文化批评家克拉考尔在评述早期侦探小说时，说它是“全盘理性化的文明社会的理念，对这个社会，它们极端片面地进行把握，风格化地将之体现在审美折射当中”。所以侦探小说从其开端起便有重真理而轻伦理的倾向。现代侦探小说的起点——美国作家爱伦·坡《莫格街谋杀案》中的神探杜宾就痴迷理智的愉悦，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延续了这一精神。但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侦探小说的内核发生了变化。美国诗人奥登提醒我们“侦探小说的兴趣在于无辜与罪行之间的辩证法”，伦理成为侦探小说的核心主题之一，在这一方面阿加莎占据着重要地位，她始终关注“罪与罚”中的人性与善，认为“人性和个人因素是永远不能忽略的”，并在她最著名的一批作品中为此提供了范本。阿加莎对人性的浪漫主义式简化，就像是科学实验中的控制变量——她刻意寻求相对单纯的环境，以便对人性展开显微镜般的观察。

　　相较于其他文学类型，对“罪与罚”的讨论是侦探小说的优长。侦探小说有两个核心要素，一个是谜团，一个是侦探用推理去解谜。谜团包括是谁（罪犯）、为什么（动机）、怎么做（作案手法）。侦探小说天然具有两条时间线：一条是罪犯犯罪的时间线，另一条是侦探破案的时间线。两条线往往相互交织，最后汇聚于一点，即侦探最后的推理演讲，这同时是理性对人性进行烛照的过程。当推理过程更重视怎么做时，它更多指向侦探性，当推理过程更重视为什么时，它更多与人性相关。实际上，在推理中，阿加莎也钟爱心证推理超过物证推理。两条时间线之间的错位和对位，为人性的展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让我们以阿加莎最具代表性的几部作品为例，分析她对人性中“罪与罚”的书写。在《无人生还》中，阿加莎讲述了十个曾经犯过罪的人，被一个神秘人设局引到一座孤岛（士兵岛）上丧生的故事。案件发生在一个孤绝的地方，与外部失去联系，侦探无其他助力，只能依托理性推理，所有人都处在孤岛中，以此构成了一个相对纯净的“人性实验室”，当然也是推理实验室。在此书中，没有一个人完全扮演侦探的角色，或者说所有人都部分扮演着侦探同时也是受害者的角色。犯罪动机是“替天行道”，因为所有人都是逃脱了法律惩罚的罪人，如果法律无法惩罚这些人，“天道”之“善”就无法安放。但是，“替天行道者”却以非法行法，这本身就是个悖论。

　　《东方快车谋杀案》讲述了一个相同的故事：这起案件缘起于一桩发生在美国的命案，罪犯身负血债却逃避了美国法律的惩罚，于是，一群与受害者相关的人周密设局，合力在西亚通往欧洲的列车上进行复仇，“社会给他定了罪，我们只是执行判决”。这样的主题也在《帷幕》等作品中出现。执行法外正义可以说最深刻地揭示了人性中对于恶的沉迷与对于善的执着这一矛盾组合。此时，法与非法、人之善与恶的辩证关系，通过侦探故事被生动地呈现出来。阿加莎以“罪与罚”为主线——同时包含着其他支线——编织出了一个迷人的侦探世界。它同时是猎奇的，也是具有人性解剖深度的。阿加莎并不满足于对人性的揭示，在最后，她指向了自然正义，即所谓公道自在人心。这是她一以贯之的立场，只不过在不同的作品中表现不同。《东方快车谋杀案》中，在迫停在荒野雪地、象征自然状态的东方快车上，面对如何处置复仇者们，波洛最后把正义交托给“人心”而非美国法律。在《帷幕》中，波洛则以自我献身的方式，完成了对自然正义的确认。而《无人生还》本身就应该被视为一部忏悔录，它是罪犯对自己所犯罪行坦诚的独白。

比利时街头的波洛雕像 资料图片

　　Ⅲ 侦探世界

　　阿加莎创作的诸多侦探小说，可分为波洛系列、马普尔小姐系列和非系列，每个系列里皆有经典之作，也塑造了波洛、马普尔小姐这样脍炙人口的侦探形象。

　　波洛最早在《斯泰尔庄园奇案》出场，是个讲着一口法语的比利时退休警官，小个子，有着鸡蛋形脑袋、标志性八字胡，衣着考究，有洁癖，喜欢动脑袋里“小小的灰色脑细胞”，为人严谨、正直，最后在《帷幕》中为正义献出了生命。他参与的许多案子都“名留侦探史”，如《罗杰疑案》《东方快车谋杀案》《ABC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等。这个虚构人物在《帷幕》中去世时登上了《纽约时报》，也可见其影响力之深远。他的形象一再被改编为影视剧，西德尼·吕美特导演的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1974）、约翰·吉勒明导演的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1978）等都是口碑之作。

　　阿加莎塑造的另一个令人难忘的侦探形象是马普尔小姐，这个终身未婚的乡村老小姐，心思细腻，善于从闲聊与观察中捕捉蛛丝马迹。马普尔参与的《藏书室女尸之谜》《谋杀启事》《沉睡的谋杀案》等也都是经典。也许不是巧合，波洛和马普尔小姐都上了年纪，文能推理，武难缚鸡。这不同于之前文武双全的侦探福尔摩斯和亚森·罗平，而是更接近扶手椅侦探：坐在扶手椅上，通过别人提供的证据与线索，通过逻辑推理就能找到真凶，而不必勘察现场，赴险追凶。从某种意义上讲，理性在扶手椅侦探身上得到了最极致的发挥。马普尔小姐系列也不断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如连拍六季的系列剧集《马普尔小姐探案》（2004—2013）。日本还出过一部动画片，《名侦探波洛和马普尔小姐》（2004），让波洛与马普尔小姐联手探案。

　　阿加莎的作品被改编成电影、电视剧、动画片等，数量之多，难以计数，其影响之广可见一斑。这很大程度上缘于阿加莎作品自身的特质——把人性探索与阅读愉悦相结合，实现了雅俗共赏。她能够把套路与反套路结合起来，而套路是通俗小说有别于严肃文学之所在。

　　《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可以看作是“暴风雪山庄”模式的应用。但阿加莎并没有让这个故事终结于侦探侦破案件的套路之中，故事最后，侦探波洛提供了两个可能的推理，并将这两个推理之间的抉择引向了法外正义与法律程序之争。在法律不完善时，面对逃脱法律惩罚之人，我们应该如何抉择？这是人性深处对于朴素、自然正义的诉求与现实的法律程序、规范两种善之间的艰难抉择。阿加莎通过波洛作了选择，但留白依旧在，对于读者，也许会有不同的答案。

　　此外，她将故事限制在有限范围内，处在事件漩涡中的人物多为十余人，不至于太少而使得故事缺乏变数，又不至于太多导致难以在有限篇幅中去呈现故事。阿加莎重视人物的塑造和人物行动的动机。同时，她的作品少有宏大背景，这使得她的故事十分适合改编。

　　推理不仅是理性自我实现的过程，也是正义得以彰显的过程。阿加莎在侦探小说范围内，在“罪与罚”的主题下，探究了伦理之善的可能性。小说家毕竟不是哲学家，她没有给出系统的体系，但描述了真善合一的侦探世界，以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方式，让伦理之善重新在理性主导的侦探世界中发挥内在的力量。

　　《光明日报》（2026年01月29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