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梦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新见秦刻石为研究秦始皇晚年的求药活动提供了实物依据。刻石纪年“卅七年三月己卯”表明，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曾遣使赴昆仑采药。秦始皇一生的求药活动主要集中在东方濒海地区，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年，他在延续东向求药的同时，又开辟了西向昆仑的求药路线。本文拟结合新见秦刻石，考察秦始皇求药活动的空间布局、时间节点与组织形态，并由此揭示秦人天下观的若干内涵。

　　秦始皇求药的重心在东方

　　在尕日塘秦刻石被发现之前，传世文献显示秦始皇的求药活动有较为清晰的轨迹，其重心始终在东方濒海地区。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自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至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先后五次东巡，每至濒海之处，如琅玡、碣石等地，他常与方士谋划入海求药之事，目标直指以蓬莱、方丈、瀛洲为代表的海上仙山。这种规律性说明，其背后可能存在一套由方士鼓噪、帝王决策、地方执行的制度化流程。方士们借助齐地战国时期形成的“八主”崇拜与海市蜃楼的奇观胜景，将海上仙山塑造为长生不老之境。他们还宣称仙山中有掌握不死药的仙人居住，以此制造仙药可得的假象，从而迎合了秦始皇对无限权力的想象与对生命延续的渴求。

明《三才图会》秦始皇帝像 作者供图

　　值得注意的是，里耶秦简中有“求药天下”（9-1305）的记载，另有简文提及迁陵县须调查、征集境内的良药、芳草等物，以备进献。可知秦始皇求药活动的范围曾遍及天下，但这与其重心在东方并不冲突。因为上述征集活动属于行政体系内部的资源调配，由地方官吏依照中央诏令查报本地所产药物，与方士主导的入海求药活动有着本质区别。

　　东向求药格局的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秦人崛起于西陲，其历代君主多致力于东进。东方不仅是秦人政治征服的主要目标，其中某些特定区域（如“燕齐海上”）还被视为神秘力量的汇聚之地。实际上，秦始皇求药与秦王朝开拓的重心具有一致性，对东方的不断开拓既带有历史惯性，也为持续性的求药活动提供了条件。秦始皇虽对山东六国表现出强烈的优越感，但又对燕齐方术传统抱有复杂心态，不得不承认其确有过人之处。这种矛盾心理反映了秦始皇面对生死问题时的现实考量，进一步促使东方濒海地区成为方士活跃、仙人传说流布的温床。至于里耶秦简中的“琅邪献昆陯（仑）五杏药”（12-1234），则似已超越单纯的药用目的，而成为一种彰显秦王朝兼括四海、无所不有的政治仪式。东方海滨的每一次求药活动与药物进献，都是对“六合之内，皇帝之土”的宣示。

　　在秦始皇的天下观中，东方濒海地区是体现秦王朝权威和力量的重要区域之一。通过东向求药，秦始皇试图实现对神秘力量的掌控，以此向天下昭告秦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由此可见，求药活动不仅是秦始皇谋求长生不老的个人追求，还含有巩固统治秩序、强化天下归一观念的政治意图。

　　“卅七年”求药的特殊性

　　“卅七年”即秦始皇三十七年，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也是他最后一次大规模巡游之年。此次巡游的直接起因是先前接踵而至的不祥之兆。《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曾出现“荧惑守心”，这一天象在星占学上被视为影响统治者命运的大凶之兆。随后东郡有陨石坠落，有人在石上刻字“始皇帝死而地分”。同年秋，又有使者在华阴平舒道夜遇神秘之人，嘱其将一块玉璧转交“滈池君”，并称“今年祖龙死”。秦始皇为之惶恐不安，卜问吉凶，“卦得游徙吉”，遂有“迁北河、榆中三万家，拜爵一级”之举，以及次年开启的最后一次东巡。此于北大汉简《赵正书》所载“秦王赵正”自述中亦可得到印证：“吾当以今【岁】死，而不智（知）其月日，故出斿（游）天下，欲以变气易命。”总之，种种不祥之兆与“变气易命”的愿景，促使秦始皇采取一系列应对举措，如巡游、徙民等，而“卅七年”的求药活动也应是这些举措中的一环，并展现出两重特殊性：第一重特殊性体现在东西并举的策略上，反映了秦始皇求药的急迫心情。东向求药的延续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中可见端倪：“方士徐巿等入海求神药，数岁不得，费多，恐谴，乃诈曰：‘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徐巿之所以编造谎言，是因为惧怕秦始皇识破骗局，对其加以严惩；而引起徐巿恐慌情绪的，很可能正是秦始皇新近下达的求药命令。依据前述入海求药活动的规律性，此时巡游至琅玡的秦始皇下达求药命令，完全符合情理。

　　西向求药的核心是遣使前往昆仑。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卅七年”之前是否存在类似尝试？笔者认为是有可能的，最早或始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坑儒”之后。而“采药昆仑”的行动迟至秦始皇统治末期才展开，可能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昆仑虽早在《山海经》中已有记载，相关神话更是层出不穷，但在汉代以前文献的描述中，昆仑并不全然是一个令人心驰神往的仙境，而是在不少方面仍带有原始的野性，如陆吾、土蝼、钦原等神境守护者的形象便怪异恐怖，令人闻之色变；就连后来被尊为女仙之首的西王母，其形象在早期记述中同样令人生畏：“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胜。”（《山海经·西山经》）在方士对昆仑神话系统加以改造之前，后者尚不能充分满足帝王的期待，尤其是与帝王对长生的想象相去较远，诚如司马相如所言：“列仙之传居山泽间，形容甚臞，此非帝王之仙意也。”（《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故除非迫不得已，秦始皇恐不会轻易尝试西向求药。

　　其二，秦始皇身边的方士多来自燕齐之地，他们熟稔东部沿海的地理形势与仙人传说，又夸张渲染海上仙山之说，无疑会对秦始皇产生直接影响。顾颉刚甚至认为，燕齐方士吸收昆仑神话系统的内涵，将之与海洋环境相结合，才形成了蓬莱神话系统；而蓬莱的不断发展演变，反使昆仑的地位出现下降（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加之秦始皇为支持燕齐方士的求药活动，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与财力，更难轻易舍弃。也许直至“坑儒”后，秦始皇对方士逐渐失去信任，开辟新求药路线的意愿才愈发强烈。尽管求药的难度可能更大，但是当秦始皇切身感受到死亡威胁时，仍孤注一掷地进行尝试，这种冒险心理从他临终前不久以连弩射杀巨鱼可见一斑。

　　第二重特殊性表现为对秦人天下观的刷新。秦王朝虽以“人迹所至，无不臣者”自许，但其地理认知实际上是不断更新的。在“卅七年”，自知时日无多的秦始皇对天下的掌控欲更加高涨，“采药昆仑”的举动意味着秦始皇已将目光投向王朝西部疆域以外的高原地区。在东方因大海阻隔而拓展空间受限、北方侧重防御、南方尚需巩固的情况下，西方成为唯一可供想象的开拓方向。东西并举的求药策略，恰与秦王朝最有可能进一步开拓疆土的两个方向重合：东向延伸海洋影响力，西向渗透高原边缘。这既是秦始皇个人长生追求的外化，也是秦王朝拓展认知边界的政治实践。随着静态的天下观被动态的地理发现打破，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昆仑与东海构成了秦王朝末期天下想象的两个极点，也凸显了秦始皇在生命最后时刻对天下认知的全面性与开放性。他试图通过探索不同地域，寻找长生不老之药，并希望借此扩大王朝的影响力和统治范围，将更多地域纳入秦人的天下观之中。

　　采药的主导者不再是方士

　　不同于东向求药，“采药昆仑”的主导者是五大夫翳而非方士，具体原因可能有三方面。

宋建安黄善夫家塾刻本《史记·秦始皇本纪》书影 作者供图

　　其一，考虑到前文所述“卅七年”求药的特殊性，此次任务应有十分明确的时效要求，当委派能够胜任军事化管理的人员领队。求药队伍必须在有限时间内完成探查、采集与回报等工作，容不得方士惯有的推诿与搪塞作风。昆仑地形险峻、气候多变、补给困难，加之前往该地尚需穿越羌戎等部族聚居区，故严密的组织与高效的协调皆不可或缺。不难想见，求药队伍很可能带有鲜明的军事化色彩。五大夫在秦汉二十等爵制中为第九级，常负责领兵作战，如《史记·秦本纪》有“五大夫贲攻韩”“五大夫陵攻赵邯郸”等；又兼五大夫屡见于有关秦始皇封禅、求仙的记载（杨博：《探讨“昆仑石刻”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关联》，《光明日报》2025年8月11日8版），更增添了以其领队的合理性。刻石中“车到此”“前□可二百五十里”等内容正是军事化管理的直观体现。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精确到里程的记录大概只有依靠军事指挥的令行禁止方能实现。再从五大夫的爵级推测，秦始皇派出的求药队伍甚至可能不止一支，而是有多支分队协同推进，以确保在高风险环境中尽快达成目标。今天见到的尕日塘秦刻石，不排除只是其中一支分队留下的标记。

　　其二，秦始皇在求仙过程中多次被方士蒙骗，对方士的信任已大打折扣。无论是徐巿的出海未返，还是侯生、卢生的诽谤与逃亡，都让秦始皇意识到方士的承诺并不可信，他们在关键事务上总是延误或欺瞒。“采药昆仑”事关秦始皇的长生理想，他不愿再冒被误导的风险，也已没有多余的时间耗费，于是转而任命可确保服从的五大夫翳领队，以求忠实执行命令、减少变数。

　　其三，神话叙述中的昆仑多有猛兽形象的守护神，常人难以接近，秦始皇在遣使赴昆仑采药时或受到了此类神话的影响。如前所述，徐巿称有大鲛鱼阻挠求取蓬莱药，请秦始皇派善射者随行，同理，前往昆仑也可能面对类似险阻，有必要预备武力以扫清障碍。五大夫熟悉兵事，相较方士更善于应对武力威胁与艰险环境，也更有把握率领求药队伍安全抵达目标区域。综合来看，“采药昆仑”之所以由五大夫翳而非方士主导，既是出于时效与组织上的考虑，也与秦始皇对方士信任的变化以及对昆仑险阻的现实判断有关。

　　《光明日报》（2026年02月0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