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良冶（四川省雅安市作协名誉主席）

　　行走在南方丝绸之路——这条简称“南丝路”的千年古道上，指尖抚过铺路青石上被马蹄踏陷的凹痕，长风穿峡而来，裹着两千年未散的余响：商旅马铃轻摇，村寨俚语起落，更有司马迁踏山越岭的沉稳足音。我无数次从成都出发，沿五尺道、零关道的遗迹深入云贵高原，每一块残存的铺路石上，似乎都还留着他踏过的余温。

　　这条以成都为起点的南丝路，劈开横断山脉万重峰峦，跨越金沙江、澜沧江的激流险滩，串联起成都平原与云贵高原，绵延数千公里，已在风雨中静卧四千年。作为巴蜀连通西南边地的民间商贸要道，它藏着太多被时光湮没的故事，直至司马迁到来。盛年的太史公以双足为尺，丈量古道每一寸行程，亲见这片土地上星罗棋布的部族，体察其间鲜活蓬勃的文明；最终以笔墨为碑，留下两项具有开创意义的记述：为这片土地上的数百部族定下统一的称呼“西南夷”；为这条贯穿群山的古道，刻下正史中最早、最权威的名称“西南夷道”。

　　自此，这条蜿蜒群山的长路，不再是商旅穿行的无名山道；这些散落深谷的部族，不再是中原叙事里模糊的边地符号。二者一同载入皇皇《史记》，拥有了正史中永不磨灭的称谓与身份，更从民间商贸通道，升格为联结中原与西南、沟通内陆与域外的文明纽带。

　　这条古道的物理脉络，早在正史定名前便已深深铺就：先秦年间，巴蜀先民踏出往来西南少数族群的民间商道；秦并巴蜀后，张若、李冰凿山开道，为南丝路奠定官方拓修雏形；秦始皇一统天下，常頞略通五尺道，打通中原与西南的官方联结；汉武帝建元年间，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安抚部族、开通关隘，拓展了古道脉络。而这些散落在岁月里的开山拓道之功，若非司马迁以史笔逐一实录，终将被横断山脉的风雨湮没，彻底尘封于群山褶皱之中，再无迹可寻。

　　每次寻访隐没于荒草密林里的秦汉古道残痕，对太史公的感佩总是油然而生。我曾驻足荥经零关道的严道古城夯土城墙，远眺西昌邛都遗址，凝视昭通五尺道的马蹄印，这片土地既留下他的足迹，更因他的笔墨拥有了可考的历史坐标。久而久之，一个念头在我心中愈发明确：这条丝路古道，始终缺少一处重要的精神标识——一尊司马迁的雕像，一方供往来旅人驻足缅怀的天地。感念他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笔墨记录文明，正是这份坚守，让南丝路的往事跨越两千年，至今鲜活如初。

　　张骞出使西域，举世皆知；司马迁亲身踏访南丝路，只藏在《史记》的字里行间，隐于横断山脉的褶皱里。他为古道定名、为文明立传的底气，从来不是来自宫廷典籍，而是源于当年奉使西南、踏遍群山的万里之行。

陕西茂陵博物馆司马迁浮雕 赵良冶摄

　　奉使西南

　　汉武帝时期，西汉国力日盛。北方边境趋于安定后，朝廷将目光正式投向南方：一边是割据岭南、阻碍统一的南越国，一边是部族林立、管控薄弱、局势动荡的西南地区。汉武帝决意平定南越、经略西南，开启对南方疆域的治理与开拓，也为司马迁的西南之行埋下了伏笔。

　　为平定南越割据，朝廷出兵南征，却引发且兰等部族反叛，西南夷道一度中断。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大军平定南越，随即挥师西进，抚定西南夷。朝廷先后设置牂牁、越嶲、沈犁、汶山、武都五郡，将西南边地正式纳入大汉疆域。

　　战乱平息，汉武帝亟须遣使西南夷，以安抚民心、宣示威德、推行郡县治理。自幼饱读典籍、熟稔地理沿革，时以郎中身份随驾的司马迁，因才学深得天子器重，入选使者之列。《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载“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十七字，是这趟远行最确凿的佐证，也是南丝路历史上最珍贵的正史记录之一。

　　奉诏之后，司马迁即刻启程，自巴郡入犍为郡，循南丝路干道之一的五尺道迤逦南行。我曾几度重走这段行程，如今铁路、高速公路早已取代当年险途，我伫立豆沙关绝壁之上，仍能遥想当年司马迁一行人攀悬壁、履危径、渡激流、宿荒村的艰险场景。司马迁深入西南腹地，走访部族、会晤君长，宣朝廷抚慰之意，推郡县治理之策；归时应是取另一干道零关道，由邛都、临邛至成都。一趟下来，足迹遍布南丝路要害之地。

　　这趟远行，于司马迁而言，从来不只是奉命出使的公务，更是一场亲历山河、探察文明的实地踏勘，一场为南丝路立史的田野调查。他一路悉心笔录山川形胜、地理沿革、部族民俗与商贸往来，不凭空泛传闻，不囿于文书记载，以脚步丈量疆域，以实录留存文明，为《史记》积攒下大量鲜活的一手资料，也让这条跃升为官方驿道已逾百年的南丝路，首度拥有了系统可信、可传后世的历史书写。

　　途经且兰故地时，司马迁驻足眺望。我亦来到贵州黄平的且兰遗址，看秋风卷着枯草掠过夯土台基，残址荒草间，眼前光景依稀与太史公当年所见重合。他望着这片历经战乱的土地，慨叹且兰君目光短浅，违背国家统一大势，逆历史潮流而动，终被历史淘汰。有感于此，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有：“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这位逆大势而动的君主，不久即被汉武帝遣八校尉“行诛头（且）兰”。抚今追昔，太史公意在警醒后人，以史为鉴。

　　一路走来，司马迁深入西南腹地，终抵滇池之畔的古滇国。若要印证司马迁记载无误，可去今天的云南省博物馆：展厅居中的展柜里，一枚金光熠熠的滇王金印，正是这段历史真实的写照。

　　当年司马迁驻足滇池岸，见土地肥沃、田畴交错、炊烟袅袅，农耕文明已颇具规模。脚下是沾着荷香的软泥，眼前渔舟轻泛湖面，耳畔民歌此起彼伏，风情与中原迥异。他拜见滇王，传达汉武帝怀柔之策，劝其归附大汉。交谈间，司马迁得知了古滇部族的源流，听闻了楚将庄蹻入滇的传奇往事；而令他印象至深的，莫过于前代滇王尝羌，十来年前问汉朝使者：“汉孰与我大？”这懵懂又自负的一问，成为笑谈，在长安流传甚广。

　　司马迁深知，这并非孤例。此前唐蒙出使夜郎，夜郎王多同也问过同样的话。究其根源，皆因西南山高谷深、道路阻隔，各部族君长安于一隅，如井底之蛙，不见天地广阔，才会有这般浅陋之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司马迁如此记道：“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夜郎自大，自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成语，至今仍在告诫世人不可囿于一隅、妄自尊大，当开阔眼界、心怀全局。更重要的是，这段记载让夜郎、古滇这些南丝路上的重要方国，从模糊的民间传说，一跃成为正史中清晰可考的历史坐标。

　　面对滇王，司马迁避开尴尬话题，转而介绍大汉疆域与礼乐文化，同时探问昆明夷的情形。滇王遣亲信随行，司马迁乔装前往昆明夷边界，通过往来商旅与当地土著多方探访，填补了中原对其认知的空白。《史记·西南夷列传》中，他以“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清晰勾勒出昆明夷的生活习俗与分布范围，成为后世研究这一部族最古老的权威文献，也让南丝路向西延伸的脉络得以在正史中呈现。

　　辞别滇王，司马迁沿另一主道零关道北归。风物随山川流转，游牧部族的苍茫旷野，渐渐被农耕文明的阡陌炊烟取代。进入越嶲郡地界，眼前定居农耕、聚族而居的景象，与逐水草而居的昆明夷、滨湖而耕的滇国皆有不同。我曾站在西昌高枧乡汉代古城遗址上，脚下历经两千年风雨的夯土城墙仍清晰可辨。这里正是考古学家依据《史记》中“耕田，有邑聚”五字，勘定的西汉邛都县城、越嶲郡治所。司马迁写下的五个字，跨越千年，成为考古定位的精准钥匙，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当年南丝路上农耕文明扎根生长的模样。

乌蒙山腹地，云南盐津豆沙关五尺道 赵良冶摄

　　与存续近七百年的越嶲郡不同，大渡河畔筰都故地所设的沈犁郡，存在时期十分短暂。它与越嶲郡同时置郡，却因地处偏远、部族纷争不断，仅存十余年便被撤销。司马迁秉持史官严谨之风，在《史记》中仅以“筰都为沈犁郡”六字一笔带过，不溢美、不虚构，尽显秉笔直书的风骨。也正是这六字，让沈犁郡这个南丝路上的短暂节点，未被岁月彻底抹去，留下了可考的正史痕迹。

　　北归途经严道——这座南丝路入蜀的咽喉要道，也是西汉著名的冶铜重镇。我曾在荥经县博物馆观赏过战国时期带“成都”二字的青铜矛与汉代铜钱，所见皆与司马迁的记载严丝合缝。当年司马迁路经此地，也听闻了邓通凭借严道铜山铸钱，从富甲天下到潦倒而终的一生。《史记·佞幸列传》便留下一段记载：“（汉文帝）于是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这段记载，不仅让严道在中华钱币史上留下了清晰印记，更让后人得以确证：南丝路上通行的主要钱币，便有出自严道铜山的“邓氏钱”。由此也可印证，这条古道的商贸体系，早在西汉初年便已成形。

　　离开严道，司马迁抵达临邛，这里是南丝路的门户，也是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里。司马迁逗留期间，搜集补充了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夷的轶事与文告，走访了当地冶铁作坊，探访了卓氏、程郑等富商的经营脉络。他为司马相如单独立传，不仅完整收录其抚谕西南夷的文告，留存了西汉官方经略南丝路的政策脉络，更以史家温情记下了二人琴音结缘的佳话，映照出这条古道不只有金戈铁马，更有文明交融下的人性光辉。卓氏以冶铁致富，铁器沿南丝路输往西南夷各部，正是这条古道商贸繁华的鲜活注脚，司马迁将其一并载入史册，让临邛作为南丝路核心节点的历史，有了立体丰满的记录。

　　临邛之后，下一站即南丝路起点成都。作为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彼时成都烟火鼎盛，商贾云集，丝绸、漆器、铁器等物产工艺精湛，行销四方，甚至沿南丝路远销域外。司马迁走访商铺作坊，所记商贸见闻，成为后世研究汉代成都、西南经济与南丝路商贸史的珍贵史料。

　　司马迁深知，成都平原的富庶皆赖都江堰，于是顺道前往观览。他驻足于鱼嘴分水堤前，眼见岷江分流，滋养千里沃野，心中满是震撼，遂将这项旷世水利工程详细载入《史记·河渠书》：“蜀守冰凿离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这段记载，不仅让李冰父子的治水智慧永载史册，更让后人明白：南丝路能自成都出发，绵延上万里，正是因为都江堰造就的天府之国，为这条古道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产支撑与商贸底气。

　　离开都江堰，司马迁沿岷江北上，巡视新设立的汶山郡、武都郡，目睹西南边疆安定、民族交融的景象，心知使命圆满。

　　此番穿行西南大地，历时近一年，他不仅圆满完成朝廷所托，更记述边地风物与西南夷风情，将南丝路的山川脉络、部族分布、商贸往来尽数镌刻于史册。也正是这些亲身勘查、据实笔录的材料，让《史记》相关记载翔实可信，为南丝路留下了最早的文字见证。

邓通铸钱地古严道县出土的汉代钱币 赵良冶摄

　　笔载丝路

　　从西南归来，司马迁旋即铺开简牍，整理行囊中沾着山风与泥土气息的手记，大到部族分布与山川关隘，小到物产民俗细节，逐条核对厘定。三年后，司马迁出任太史令，执掌朝廷典籍史料，得以尽览宫中文献档案，对西南历史与部族脉络的认知愈发清晰，为著史奠定坚实的文献根基。

　　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朝廷颁行《太初历》，司马迁正式动笔撰写《史记》。他将西南之行的实地素材，与宫中珍藏的史料悉心勘合融汇，字字打磨，将南丝路的悠远脉络、西南夷的风土民情、中原与西南的文明交融，择其精要熔铸进字里行间。其中，《西南夷列传》《司马相如列传》《货殖列传》《河渠书》等涉及巴蜀与西南夷的篇章，各有侧重、彼此呼应，构成了完整的西南历史记述体系，让这段被遮蔽的岁月跨越千年、鲜活流传。

　　这些能与当今考古发现相互印证的记载，离不开三个无可复制的核心支撑：其一，是他以脚步丈量西南夷道的执着，亲身体察山川民俗，掌握了最鲜活的实地素材，从根源上杜绝了道听途说的虚妄；其二，是他亲身见证汉武帝经略西南的全过程，目睹叛乱平定、郡县设立的关键节点，这份亲历者的在场感，后世史官仅凭文献考据永远无法获得；其三，身为太史令，他有权查阅朝廷珍藏的相关诏令与档案，与实地素材互为佐证，让每一处记载尽可能严谨无误。

　　可以说，若无太史公的笔墨，南丝路与西南少数族群的早期历史，便失去了唯一可信的文字根脉，后世再也无从追溯、无从考证。

　　尤为难得的是，司马迁以卓绝的史笔与文心，将枯涩的史料化为细腻可感的历史现场，让《史记》既立起史学的严谨标杆，亦抵达文学的巅峰之境，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让南丝路的苍茫古道与鲜活场景，跨越两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可触。

　　其笔墨极简而有神，字字皆有画面：《西南夷列传》写滇国，“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寥寥十余字，便勾勒出滇地的沃野风华与富庶底色；《货殖列传》写巴蜀，“亦沃野，地饶卮、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既写尽巴蜀盆地的物产丰饶，更点透了南丝路绵延千年的商贸根基。

　　这些笔墨非冰冷的史料堆砌，而是带着山野风露与人间温度的信史实录，让两千年后的我们，仍能透过纸背，看见南丝路上车马往来、商贾络绎的烟火人间。

　　超越时代局限，司马迁以非凡的眼光，为南丝路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商贸实录。面对西汉“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与主流认知，他敢于打破固有偏见，将南丝路上往来奔走的商贾载入《史记·货殖列传》，充分肯定他们在物资流通、文明交融中的重大作用。张骞在大夏国发现的蜀地邛竹杖、蜀布，证明早在官方凿空北方丝绸之路之前，南丝路便已形成连通中外的民间跨境商贸网络；而司马迁的《史记》，恰恰为这条早于官道开通的民间商贸通道，留下了最权威的传世凭据。他笔下卓王孙、程郑等与南丝路深度关联的商贾，既展现了巴蜀大地深厚的商贸底蕴，也印证了巴蜀与西南夷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结，更为南丝路早期商贸史，留存下核心文献依据。

遗存的汉代高枧城墙，虽系夯土而成，但历经两千年岁月，依然坚固如斯。 资料图片

　　史照千秋

　　《史记》的问世，如一把密钥，解锁了南丝路被岁月尘封的过往，为后世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与传承，奠定了无可替代的基础。自西汉以降，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皆承袭司马迁所创体例，补录相关史料；后世历代史家考索西南历史、梳理古道交通，无不以《史记》为根本遵循。

　　斗转星移，南丝路历经世事更迭，司马迁笔下的印记却从未淡去。唐代往来南丝路的行商与使者，多从《史记》中知晓古道的渊源；明清两朝经略西南，亦以其记载为治边理疆的历史镜鉴。一部《史记》，就此承载起南丝路绵延不绝的历史记忆。我曾在川滇多地的方志中，见过无数对《史记》相关记载的引用，从州县沿革到部族源流，其根脉皆指向太史公的那支笔。

　　时至今日，相关研究不断深化，《史记》依然是该领域不可逾越的文献基石，其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愈发彰显。考古学者循其记载，踏遍西南山川寻访遗址——从三星堆出土的印度洋海贝，到江川李家山的古滇青铜遗存；从严道古城的秦汉作坊遗址，到赫章可乐的夜郎部族墓葬，件件遗存都在无声印证太史公实录的严谨与精准。我也曾驻足川滇黔多地博物馆展厅，看着这些穿越千年的出土文物，耳边仿佛响起司马迁在竹简上落笔的沙沙声，两千年的时光，就在文物与文字的双向印证中悄然重合，让《史记》这部被考古实证的信史，成为南丝路研究的核心依托。学界以此为蓝本，复原古道的历史脉络与贸易图景，厘清南丝路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中的历史价值；普通读者亦透过这部史家绝唱，读懂南丝路的千年传奇与文明分量，共情太史公跨越时空的坚守与担当。

　　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卓绝史识，熔庙堂与江湖、中原与边地于一炉，更以亲履实地、秉笔直书的风骨，为南丝路留下正史华章，让西南大地古老民族的文明，定格于永恒。

　　长风依旧，古道有魂。今日重履南丝路，抚过被岁月与足迹磨润的铺路石，仍能与两千年前那个跋山涉水的身影遥遥相望。他踏过的荒径绝壑，如今已是民丰物阜的烟火人间；他竹简上镌刻的西南往事，至今仍在字里行间鲜活如初；他以一生赤诚落笔的史笔华章，早已化作南丝路的精神象征，屹立于跨越古今的长风里，流淌在中华文脉长河里。

　　太史公虽逝，其笔不亡；南丝路虽古，其魂长存。银鹰掠空，高铁穿山。当年他往返西南、单程数月的漫漫长途，如今已是朝发夕至；当初他守护的文明交融火种，如今正以跨境物流、数字丝路的新姿，在山川间续写新篇。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0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