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大洲（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工程，是人类改造物质世界、构筑文明基石的创造性活动。当我们赞叹现代“基建狂魔”的伟力，或折服于“大国工匠”的精密技艺时，其实是为其背后的工程精神所鼓舞和触动。这种工程精神并非无本之木，它的根系深植于中华文明的沃土之中。纵观世界，古埃及、古罗马亦不乏宏大工程，但中国古代工程实践所孕育出的独特精神气质——一种将系统和谐、务实担当与心怀天下融为一体的价值追求，构成了中华文明的鲜明标识。这种工程精神，可凝练为“开物成务”的文明使命与“笃行求臻”的实践品格。它不仅塑造了我们的过去，更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的今天，闪耀着跨越时空的智慧光芒。

　　文明初曙中的精神原型

　　早在文字史册出现之前，中国先民就已将他们对工程活动的理解与敬畏藏在气势恢宏的神话叙事中。这些神话并非单纯的幻想，而是文明精神原型的昭示，蕴含着中国古代工程精神最核心的基因。

　　女娲补天的传说，讲述女娲面对“四极废，九州裂”的危机时，并非仅凭神力瞬间复原，而是执行了炼石补天、断鳌立极、平洪杀怪等一系列操作，展现了一种综合性的、创造性的修复与重建智慧。这隐喻了工程活动的本质：它是对失衡世界的系统性干预与秩序重建，需要材料、结构、环境等多方面技术的协同，其终极目的是恢复宇宙与生灵的和谐安宁。这彰显了工程精神的整体性思维的萌芽。

　　大禹治水的史诗，则完成了一次工程方法论的革命性转变。其父鲧沿用“堵”的策略（以“息壤”硬性对抗洪水）而失败，大禹则开创性地转向“疏”的方略。他“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历经十三载艰辛勘察与疏导。这一转变，深刻体现了“天人合一”思想在工程中的实践：真正的智慧不是征服与对抗自然，而是深刻理解其规律（水性就下），并加以引导和利用。同时，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不仅歌颂了超凡的个人毅力与牺牲精神，更凸显了大型公共工程所必需的强大社会组织能力与集体主义伦理。治水成功直接带来了“九州”的地理区划与治理秩序，生动诠释了工程活动与国家建构、文明整合之间深刻的内在联系。

　　愚公移山的寓言，则从哲学层面揭示了另一种工程精神：基于理性计算的无限韧性。愚公行为逻辑的核心在于“子子孙孙无穷匮也，而山不加增”。这是一种超越个人生命尺度的工程观，凭借代际接力的方式，将宏大的工程目标分解为可通过时间累积的持续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在面对巨大挑战时特有的历史耐心、持久信念与薪火相传的接力精神。

　　这些上古神话共同奠基了中国工程精神的底色：工程是关乎文明存续、天下福祉的伟业（开物成务）；其成功依赖于顺应规律的智慧、系统性的筹划、坚韧不拔的实践与集体协作的力量（笃行求臻）。它们将工程的伦理高度、方法论基石与实践品格，深深铭刻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之中。

　　实践中的精神锤炼与制度化

　　随着国家形态的成熟与社会分工的发展，中国古代工程精神从朦胧的原型，逐步走向清晰、系统的实践与制度化表达。这一过程，可以从多个维度进行观察：其价值使命体现为“心怀天下”“经世致用”的务实追求，其方法论核心在于“顺应规律”“系统权衡”的工程智慧，其实践品格彰显了“攻坚克难”“精益求精”的卓越追求，而其伦理内核则贯穿着“以人为本”“守正负责”的深沉关怀。

　　工匠群体的兴起与工匠精神的凝铸。春秋时期的公输般（鲁班），从一个技艺超群的工匠，逐渐被尊奉为“百工祖师”，成为一个跨越时空的行业精神符号。在“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中，这一现象极具深意。工匠群体将自身对技艺极致的追求（“巧”）、对工具的创新（发明锯、刨等）以及对行业尊严的维护，都投射到鲁班这一形象上，使之成为精益求精、守正创新的工匠精神的集体化身。后世《鲁班经》的流传，不仅记录了技艺，更规范了行业仪式与伦理，使这种“笃行求臻”的实践品格在民间社会代代相传。

　　国家工程管理体系的建立。中国古代很早就设立了如“司空”这样的专门官职进行工程管理，这个称谓本身便蕴含着“司掌万物、藏富于民”的深刻理念，体现了工程活动的公共性与民本性。从将作大匠到工部，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管理制度。这些“工官”，如汉代督造未央宫的萧何、宋代撰著《营造法式》的李诫、明代设计紫禁城的蒯祥，通常都是卓越的工程组织者或技术专家。他们身上都体现了一种共同的精神面貌：将个人技艺融入国家治理，在严格的制度框架内，修建宏大、精密、持久的国家工程。这既锻造了中国古代工程师独特的“总体思维”与系统协调能力，也成为对“开物成务”使命最直接的制度性实践。

　　实践经验的文本化、理论化与伦理化。中国古代工程知识虽偏重经验，但也有着强烈的标准化追求与扎实的理论总结。从《考工记》到《营造法式》和《工程做法则例》，特别是以“材分制”为代表的模数系统，实现了木构建筑的标准化设计与生产，这是古代工程管理理性与智慧的结晶，是系统性思维的集大成者。此外，以墨子为代表的学人们，不仅探究力学、光学等工程背后的科学原理，更将“兼爱”“非攻”的伦理思想与防御工程实践紧密结合，凸显了技术应用必须服务于和平与正义的深刻理念。这种班墨文化的结合，恰是“技艺”与“道义”、“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相辅相成的古老典范，为中国古代工程活动注入了深厚的思想和伦理内核。

　　中国古代工程精神的现代转化与启示

　　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亟须建设一支胸怀“国之大者”、能力卓越的工程师队伍。中国古代工程精神，绝非博物馆中的陈列品，而是可以激活、转化并深度融入现代工程教育与职业伦理建设的宝贵资源。其现代意义，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它为“工程师精神”注入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尽管“工程师”作为现代职业称谓和制度性角色，是在工业革命后才逐步确立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精神内涵始于彼时。纵观中国古代工程史，主持修建都江堰的李冰、赵州桥的李春，等等，无疑都是特定时代的伟大工程师。正是众多跨越千年的伟大工程实践，为“工程师精神”注入了深厚的文明底蕴。将当代工程师的职业谱系，与李冰、鲁班、李诫等先贤相连，能够极大地增强工程师群体的文化自信、历史使命感与职业尊荣感。这有助于从文明传承的高度理解“工程师”角色，克服社会认知中存在的“重科学、轻技术，重理论、轻实践”的倾向，营造见贤思齐、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创新争先的浓厚氛围，提升工程师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地位，为他们成才建功创造条件。

　　第二，它为解决现代工程困境提供了独特的东方智慧。现代超级工程日益复杂，常陷入技术效能、经济利益、生态环保、社会伦理等多重目标的冲突之中。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系统平衡”的思维，强调工程与自然环境、社会系统的和谐共生，这正是克服技术至上主义、进行可持续设计的宝贵思想资源。“大禹治水”的疏导智慧，对于当下的城市内涝防范、流域生态保护等系统性工程，仍有方法论上的启示。而“权衡”与“求臻”的精神，则有助于应对现代工程在多重约束下寻找最优解的核心挑战，使工程师在有限条件下最大可能地追求和谐与完善的工程美感。

　　第三，它是培养卓越工程师不可或缺的文化养分。卓越的工程师不能仅是技术专家，更应是具有系统思维、人文情怀和强烈责任感的问题解决者与文明创造者。中国古代工程精神为此提供了丰富滋养：“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是培养系统思维能力的哲学基础，引导工程师关注工程的全生命周期及广泛社会影响；精益求精、不懈创新的传统，是锤炼创新与优化能力的标杆，激励工程师在资源、伦理等约束下进行设计突破；“经世致用”“守正为民”的担当，是塑造职业伦理与责任感的生动教材，有助于树立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至上的观念；“开物成务”的文明使命感，则能培育工程师的文化自信与沟通能力，使其善于向公众阐释工程的文化意义与社会价值。

　　从女娲补天的神话想象，到都江堰的千年矗立，从鲁班斧锯的细微巧思，到《营造法式》的宏大规制，“开物成务，笃行求臻”的精神如一根红线，贯穿了中国工程实践的悠久历史。它告诉我们，真正的工程伟力，不仅在于改造物质世界的规模与精湛技术，更在于其背后所承载的文明抱负、协调智慧、坚韧品格与伦理关切。

　　今天，面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时代要求，我们迫切需要在绵延不绝的中国文化根脉中汲取滋养，弘扬工程精神，坚定工程自信。通过古代先贤的工程智慧与现代科技文明的深度对话，使“天人合一”的理念成为重塑工程生态的实践指南，使“精益求精”的匠魂注入智能制造的方方面面，使“为国为民”的担当照亮每项重大工程的建造瞬间。只有这样，才能锻造出强大的工程能力，塑造出引领未来、泽被世界的中国工程精神范式，在新时代持续书写“开物成务”的文明新篇。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3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