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勇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子部小说”，是中国特有的一种著述形式。作为“子部小说”大宗的“志怪”，自先秦到晚清，在简牍碑刻、史书方志、笔记小说以及民间街谈巷议中流传不衰。

传说中的夏启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王昕的学术新作《志怪：“子部小说”知识史研究》，便是一部从知识史角度研究历代志怪的学术专著。该书从志怪与“子部小说”的知识史研究、“子部小说”的知识谱系、志怪与文学主题、志怪的文学性接受四个方面，论述志怪作为知识而被创造、传播和应用的丰富细节与历史侧面。

　　该研究在出发点上就面临了巨大的挑战——作者必须面对现代人文学科对传统知识体系的重新构建，也必须面对一百多年来西方小说理论传入后，学术界形成的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看法。这种看法，几乎可以说是对古代小说重构性的新体认，使得我们今天的古代小说研究已没有可能回到纯粹的传统文化语境中了。因此，这部著作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寻找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的融合之处，如何在回归传统的基础上再出发。

　　另一个难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志怪小说即使在所谓“子部”的著作体系中，也是属于“下等”或者“旁偏”一类的知识，它们不但是“丛残小语”式的，通常还被看成是“荒诞不稽”的，由此展开“知识史”的探讨，必然要克服早已固化的重重偏见。唯其如此，才能确立这一角度阐释的合理性、必要性及丰富的学术内涵，为“志怪”乃至“子部小说”特点的认识、历史的描述、地位的重估提供全新视野。

　　笔者很赞同书中作者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即“子部小说”在传统学术中的定位本是边缘化的知识而非文学创作，不能因其知识的不可靠，而径直将其视为文学性虚构。而如果承认“子部小说”的知识与学术属性，以其中所蕴藏的信息作为观察分析的对象、以知识发展的过程为研究线索，对“志怪”及其所属的“子部小说”的文类定位，就会有不同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再与现代文学观念对接，就能引出“志怪”小说研究的新课题。我以为，这正是《志怪：“子部小说”知识史研究》最具前沿性与启发性的学术意义所在。

青鸟

　　从具体论述看，该作分别从志怪与经传神学、古代博物之学、六朝地记、巫术、宗教地理、中古绘画技艺、宋代百姓生活知识以及乾嘉学风等知识体系的关联出发，来重新审视志怪小说的价值和意义。例如，在书中作者论证了经传神学对六朝志怪的影响，认为汉代经传所形成的“灾异谴告说”“谶纬说”为史学和小说的记异提供了系统化的价值支撑。汉儒治经的方式也影响了魏晋志怪的书写模式，志怪征引经文、经义，借劝惩以明“其道非小”就是这类影响的体现。诸如此类的阐释，为最大限度地还原“志怪”小说产生与传播的文化语境、也为阅读与阐释“志怪”小说提供了更为宽广的基础。

　　就志怪小说而言，其突出的艺术特点当然是记载神怪，而对神异的书写体现了“另类知识”的广度。这种“知识”是一种信仰、情感、理性的混合体，有真实的知识，也有知识的逻辑，特别是文化逻辑。如在“志怪小说与神奇物象”一章，作者即以照妖镜为线索，从儒道两家对妖异来源的不同认知和处理方式，论述照妖镜叙事中的常镜与神镜之别，在阴阳生克、君臣伦理的秩序中，照妖镜能量和功用被放大，由器而“道”，成为象征道教秩序的乾元宝镜。这一论述，深刻揭示了神异书写内在的知识性与逻辑性，而由于照妖镜在信仰观念与小说世界的“宝物”想象中并非个例，这一观照又具有了一定的参照意义。

　　在对小说中“知识”的重视上，笔者与作者有着相同的趣味。事实上，有关小说知识的研究论著近三十年来不胜枚举，但其中存在一个偏向，就是当“知识”作为视野被拓宽以后，很容易使研究的指归游离于小说的文体属性之外。所以，若干年前，笔者在提倡“小说知识学”时，特别强调其文学本位意义。而王昕一方面既重视在文献整理基础上的“子部小说”的整体性、综合性研究，另一方面又在面对具体文本时，充分关注了“志怪”的文学特点。她认为，志怪小说作为各类知识与信息交叉的地带，其虚与实的弹性空间中，可以展开对文学性叙事如何在志怪中萌蘖生发的切近观察。这一实事求是的观点，是我引以为同道的。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的上述理念并不是泛泛之论，而是落实到了对志怪小说叙事特点及其演变的深入分析中。这首先表现在该书对志怪小说情节类型的提炼与把握上。因书中涉及的情节类型颇多，兹举“术画”（一种起源于巫术、因民间宗教色彩浓厚而经常出现在明清小说戏曲中的绘画，如《三遂平妖传》里的“美女图”，《韩湘子全传》里的“仙画”等）与志怪的关系问题为例。在作者看来，志怪具有两重性，它们既是一种知识记录，也因其采摭传闻、嗜奇好异而包含了文学的因子。术画类故事即比较典型地表现了志怪小说的这两重性质。书中具体分析了前人鲜有论述的“野人腾壁”（即腾身入壁）、“美女下墙”故事：

　　这类故事的重点并非画艺与画法，也非宗教图像的影响力，而是巫术对世俗情感的慰藉——复活巫术与男女之情是其主题。这类术画志怪是传统志怪根茎上生出的枝丫，在其延续的情节之下，有着传统志怪母题的培固滋养，也有文学之士对旧题材的改编重铸，有一种格外旺盛强健的活力。

　　这一观点，来自对具体文本的梳理与概括，考察了志怪小说的知识基础，也分析了其艺术内涵与价值，显示了作者的洞察力。

　　与此同时，作者总是力图将对志怪中知识性的考察落实到小说史的梳理上，比如她指出，自《夷坚志》开始，一种清雅的文人语怪模式渗入志怪传统之中，成为学者著述的余绪，休闲娱乐的途径，志怪文字在六朝那种简短、质朴之外，有了一重把玩、欣赏、智力消遣的意味。这一基本判断，揭示了传统志怪与文人语怪模式的历史变迁，具有小说史的意义。

　　不仅如此，作者的志怪小说史观往往落实到了情节模式在具体作品演进的分析之中。洞窟志怪是该书用力较多的一个方面，作者从六朝地记的视角梳理志怪故事的成型过程与文本的传说性质，为认识六朝志怪的性质提供了富有启发的见解。依托这些见解，该书还对小说史上的相关现象作了更为广泛、细致的扫描。比如由于题材类型差别太大，一般论者很少将《红楼梦》《水浒传》作比较论述，但作者却指出，《红楼梦》的“太虚幻境”与《水浒传》中“九天玄女”的描写有相似之处。她认为，宝玉与警幻仙子和宋江之与九天玄女的共同点在于：只有男主人公可以进入仙境空间；神圣空间的设置与现实故事构成时空重叠，由幻境中的仙子给予预言式的人生启悟；进入仙境的方式都是梦境；出入仙境的主人公同时又是神圣空间叙事中的角色。进而，作者指出，它们的时空设置都受到了古代洞窟小说的影响，仙境时空的变形、重叠和模糊设置，为说书体单一的叙事和线性的时空增加了灵活腾挪、自由发挥的空间。在说明了太虚幻境包含了洞窟小说故事元素的同时，又分析了曹雪芹艺术创造中具有的预言、寓意和哲理性三个层面的价值。这一层层递进的论述，从特定角度展示了志怪作为一种情节模式发展的细节，丰富了我们对小说创作史的认识。

　　笔者在思考“小说知识学”问题时，曾困惑于“知识”的边界该如何把握，隐约感到在相关论题展开后，可能会存在知识泛化的问题，其结果可能会稀释知识学的阐释力度。因此，在阅读该作时，我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担忧，并愿意借此机会提出来，与作者王昕共同思考。比如“志怪知识与‘三怪’话本”一章认为，志怪传播知识的叙述意图，给故事讲述带来的视角、人物设定、风物证明以及三怪反复出现等情节模式，为宋元说书人结撰故事带来了便利。这些内容当然不能没有知识成分在其中，但即使不从知识的角度，相关问题也可以得到恰当的讨论。事实上，笔者在书中看到的一些分析似乎不知不觉地疏离了所谓“知识史”的视角。换句话说，如何更精准地从知识史角度考察文艺问题，也许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究与尝试。

　　尽管我们在研究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对知识边界的把握问题，但我相信，这个问题也只有在具体研究中才能逐渐清晰。所以，正如作者所主张的那样，该书为“子部小说”提供了一个合乎其文类特点的研究范式与有效的整体性研究框架。虽然从传统小说意识，到现代小说理论，再到“子部小说”术语的提出与运用，似乎是一个循环，但这并不意味着是一种观念的后退，而是如开篇所说的——回归传统的再出发。王昕的著作，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

　　（本文图片均选自《〈山海经〉图说》)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