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婷婷（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文博馆员）

　　水是文明的起源，更是文明延续的命脉。中国长江与埃及尼罗河如同两条奔腾不息的文明长河，孕育了璀璨的华夏文明与古埃及文明。两条大河的水文变化，直接决定着沿岸先民的生存与发展。古人在与江河的相处中，逐渐摸索出多种水文监测方法，用智慧镌刻下千年水文的变迁印记。长江白鹤梁的石鱼记录法与罗达岛尼罗尺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古埃及石雕上的哈比神 资料图片

　　Ⅰ.哈比神与“幸福的洪水”

　　在古埃及诸神的序列中，有一位形象颇为奇特的神——哈比神。他既有男子的胡须，又有女性的胸部，他主管尼罗河水的涨落，并掌握着农业的丰歉。他有一个巨大的水罐，每年6月，他把水罐倾斜，罐里的水就会源源不断地流进尼罗河。他每次倾倒的角度并不相同，尼罗河便会出现不同的水位，导致埃及或风调雨顺，或出现洪涝灾害。

　　古埃及90%以上的国土为沙漠。尼罗河纵贯埃及全境，为这片干旱之地带来了生机。古埃及人称尼罗河为Ar或Aur，意为“黑色”，指的是每年7至10月，尼罗河上游埃塞俄比亚高原季风引发的降雨汇集到尼罗河，从非洲之角向北直达尼罗河口。尼罗河水大泛滥，先是淹没河岸，然后慢慢退去，沉积下数百万吨富含营养的黑色淤泥，成为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肥沃农田。尼罗河的水位涨落，决定了农作物的播种、生长与收获，也决定了古埃及人的生活节律与社会发展。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称埃及为“尼罗河的馈赠”，可以说没有尼罗河年年泛滥的洪水，便没有古代埃及。

　　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对于古埃及人的生活至关重要。古埃及流传至今的著名诗篇《尼罗河颂》中写道：“万岁，尼罗河！你来到这片大地，平安地到来，给埃及以生命……大水来了，快乐随之到来！所有的心都很高兴……”古埃及人将尼罗河泛滥称为“幸福的洪水”，并根据洪水泛滥的过程将一年分为三个季节：泛滥季大约从6月到9月，哈比神为埃及带来的洪水淹没农田；播种季大约从10月到次年2月，洪水退去，留下肥沃的黑土，农民开始耕种；收获季大约从3月到5月，作物成熟，埃及迎来农业的丰收。

白鹤梁石鱼中的董维祺石鱼 资料图片

　　不过，幸福的洪水有时也会引发不幸的灾难。洪水过度泛滥时，水位过高引发水灾，水量不足时，水位过低引发旱灾，二者都给古埃及的农业和人民生活带来巨大损失，甚至引发社会动荡。因此，对于法老而言，精准地预言洪水的水位可以巩固其神一般的统治权威，并直接关系到年度税收标准的制定。法老每年都会主持盛大的仪式，向哈比神献祭，祈求国泰民安。在许多神庙的浮雕上都有法老与哈比神并肩而立的图案：法老向神祈祷，而神则回报以象征生命和丰饶的物产。

　　为了能够准确地预测尼罗河的水位，各种各样的水位计应运而生，成为法老和祭司们掌握的神秘武器。

　　Ⅱ.罗达岛尼罗尺

　　埃及首都开罗的罗达岛南端，有一座不起眼的建筑，建筑有个圆锥形屋顶。游客从旁路过，也许会认为这是一座小小的私人院落。人们不知道，尖屋顶下面竟然是闻名世界的古埃及水位测量装置——尼罗河水位计，它被称为“罗达岛尼罗尺”。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至阿拉伯帝国统治时期。有研究认为，离这里约25公里远的地方曾有一座水位计，公元714年前后被洪水摧毁。于是哈里发下令在现在的地址重建，并于715年投入使用。公元816年的翻修使其形成现在的样式。后来人们还对它进行过多次维修，最后一次大规模维修是1887年，并于1925年建成了现在的尖屋顶。

黄庭坚题字 资料图片

　　罗达岛尼罗尺的主要构造是一口宽约10米、深达13米的石井，中间竖立着一根八角形大理石柱，上边用肘尺标刻出不同的高度。肘尺是古埃及常用的计量单位，按照成年人的肘部到中指指尖的长度计算，约为50厘米左右。石柱上刻有阿拉伯语和科普特语的铭文，标明不同时期的水位。井底部呈圆形，上面呈矩形，共有三层，每层都有一条通道，分别朝向不同方向。这些通道与尼罗河相连，将尼罗河水引到井内，使得井内水位与尼罗河保持一致。观测者沿着石阶下到井里，通过观察石柱上的刻度，便可得知尼罗河在约9.5米幅度内的水位变化。井内壁的楼梯共有45个台阶，每级高24厘米，尼罗河水位也可以通过楼梯计算。

　　古埃及人根据水位高低变化并结合多年观测的历史记录，可以对尼罗河泛滥程度进行预测。如果水位在12至18肘尺之间，尤其是出现16肘尺的水位，意味着尼罗河的洪水量恰到好处，泛滥将为农耕带来肥沃的土壤，来年将是个丰收年。如果水位超过18肘尺，则预示着可能会造成洪涝灾害。当水位达到19肘尺的高度，表明洪灾将马上到来，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孩子们会戴上黄色的头巾跑上街头大声呼喊，向开罗的民众发出预警。

　　对于16肘尺水位是否真的就是人们所称的“幸福的洪水”的水位，历史上也有不同的说法。根据古罗马地理学家斯特拉波的记载，以前每当尼罗河水位上升到14肘尺时，农业出现大丰收；水位只有8肘尺时则会出现饥荒。但在公元前20年前后罗马派驻埃及的总督佩特罗尼乌斯就任后，在12肘尺的水位出现时农作物产量最大，在8肘尺的水位出现时未发生饥荒。也许这样的记载是为了美化当年那位罗马派来的总督吧。

　　在托勒密王朝和罗马统治时期，著名的亚历山大城一直是埃及的首都。公元641年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统治者哈里发决定将埃及首都迁到阿拉伯军队的将军们设立营帐的地方福斯塔特。福斯塔特这个名称在阿拉伯语中的含义是“帐篷”。作为新首都的标志性建筑，阿拉伯人在这里建立了一座清真寺。如今，福斯塔特已成为开罗历史悠久的老城区的一部分。这里蕴藏着众多古迹，其中包括被称为“老清真寺”的古老建筑和罗达岛尼罗尺。罗达岛尼罗尺带有浓郁的阿拉伯风格，井壁上刻有《古兰经》中关于水、植物与社会生活的内容。

罗达岛尼罗尺内部构造 资料图片

　　Ⅲ.尼罗河水位计的前世今生

　　尼罗河水位计最早出现在约五千年前，并持续出现在不同历史时期。古埃及的水位计共有三种形式，除了以罗达岛尼罗尺为代表的柱井式外，还有阶梯式、渠道式水位计。

　　位于阿斯旺的大象岛水位计是阶梯式水位计的典型，它由一条通向尼罗河的简易阶梯走廊构成，沿途的石壁上刻有不同的水位标记。其历史可追溯至法老时代，最后一次重建是在罗马时期，直至公元十九世纪仍在使用。在埃及历史的大部分时期里，大象岛一直是埃及南部边界，这里的水位计是观测年度洪水的第一站。

　　渠道式水位计由连接尼罗河的运河或涵洞、终端的水井、水箱或蓄水池组成，通过终端的水位标记观测尼罗河水的涨落。这类水位计多建于神庙管辖区内，仅允许祭司与统治者进入。阿斯旺以北康翁波神庙内的水位计是其典型代表。

　　除了将观测到的数据标记在水位计上，古埃及人还采用文字与实物记录法，将尼罗河水的水位变化、泛滥时间、农业丰歉等信息记录在石碑、纸草上，形成了系统的水文档案。包含历代尼罗河水文资料的重要文物中，最著名的是巴勒莫石刻。黑色玄武岩板上刻有一系列埃及象形文字，通过对这些文字的解读，人们了解到一部古埃及王国的编年史。岩板碎为几块，一块保存在意大利的巴勒莫博物馆，五块收藏于开罗埃及博物馆，还有一小片收藏于伦敦大学学院的皮特里埃及考古博物馆。石刻记录了前王朝末期至第五王朝（约公元前3100年—公元前2345年）时的法老名单以及法老举办的各种活动，其中包括这一时期尼罗河干涸和泛滥的情况，以及法老为此举行的祭祀活动。铭文中频繁出现用肘尺、掌尺、指寸等单位记录的尼罗河水位信息，为研究古埃及水文与农业发展提供了珍贵依据。

罗达岛尼罗尺外观 资料图片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埃及进入希腊化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希腊人带来了自己的神祇和哲学思想，以及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希腊人开始用地理学和水文学来解释尼罗河的泛滥，慢慢揭开了尼罗河水泛滥的神秘面纱。进入罗马统治时期后，人们修建了复杂的灌溉系统、沟渠和堤坝，开始尝试控制和利用尼罗河的水资源。古埃及人对哈比神的信仰开始崩塌，他的神坛被废弃，在庙宇墙壁上的形象被抹去，他的故事渐渐被遗忘。但是，尼罗河依然按照自然规律定期泛滥，尼罗尺也继续作为监测和记录河水泛滥水位的工具而存在。直到二十世纪，现代科技才真正为哈比神掌管尼罗河水泛滥的职能画上了最后的句号。1970年，阿斯旺水坝建成，彻底改变了尼罗河的面貌。巨大的水坝将尼罗河的年度洪水截流，并按照人们的需求被精确地释放。水坝建成后，尼罗河水位计被先进的科学计量手段所替代，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存在千年的尼罗河水位计失去了使用价值，残存的水位计有些被自然灾害毁坏，有些则因时代久远被荒废，但它们依然在向人们讲述着过去发生的故事，成为人类文明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Ⅳ.白鹤梁题刻与联合申遗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与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不同，长江的水文特征更为复杂，汛期江水汹涌，枯水期水位骤降，沿岸灾害频发。长江的水文监测和治理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航运畅通与民生稳定。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充满智慧，创造了多种水位计量方法，白鹤梁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中国古代长江水文监测遗存。

大象岛水位计是阶梯式水位计的典型。资料图片

　　白鹤梁是重庆涪陵区长江江心的一道天然石梁，水旺时沉没于水下，水枯时露出水面。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前，一位涪陵人在白鹤梁最低水位线上镌刻了两尾石鱼，标注出了白鹤梁枯水时的水位，此后石鱼只在若干年份的冬春枯水季节露出水面。据历史记载，石鱼出水最长间隔是18年，最短间隔是两年。古人从多年题刻在梁上的水文记录中发现，石鱼露出水面后的年份往往是风调雨顺的丰收之年，于是总结出“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规律。

　　用现代测量仪器对两尾石鱼的鱼眼进行精确测量的结果令人震惊，其高度与当地水位零点非常接近。通过观察鱼眼与水面之间的距离，人们可以判断长江江水的水位，记录不同年份水位的落差。鱼眼睛成为古代长江水文观测的“水尺零点”，其作用与埃及尼罗尺几近相同。

　　石鱼的雕刻标志着这座长江古代水位计的启用。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当地官员将当年观测到的水位数据雕刻在石梁石鱼旁，成为白鹤梁第一条水文观测记录。此后观测和记录以石鱼为“零点标记”的长江水位成为当地官员的重要职责，他们对水位进行了详尽的记录，并雕刻在石鱼周围，逐渐形成了大面积的白鹤梁题刻。古人在白鹤梁上先后镌刻了18尾石鱼，最长的2.8米，最短的0.3米，成为观测长江枯水水位的独特水标。

　　据统计，白鹤梁上共有160余条水位信息，时间跨度达1200多年，累计超过3万字，详细记录了72个年份的枯水情况，如“熙宁七年，水齐至此”“元丰九年……江水至此鱼下五尺”等等。这种独特的记录方式经历千年保存完好，成为长江准确的水文资料。经对这些资料进行分析发现，石鱼水标约每3~5年小露一次，约10年大露一次；最长间隔是18年，最短间隔是两年；约600年左右出现一次极枯的水位。这些丰富的长江水文历史资料在现代依然受到重视，甚至在三峡大坝的设计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很多题刻记录水位的同时，也记录了石鱼对丰年的预测，不少题刻将石鱼出水、天地祥瑞的原因归功于“天恩”。不过，尽管白鹤梁石刻充满了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的寓意，也有人表现出难得的理性，对“石鱼出水兆丰年”表达了疑问。一位名叫赵汝廪的涪州郡守在《观石鱼诗》中写道“观鱼皆是愿丰人”，认为“兆丰年”更多是在表达人们的美好愿望。记载“岁丰”的题刻多为历代地方官员留下，难免有借石鱼出水为个人积累政治资本之意。

　　唐代之后，白鹤梁名气大增，吸引了历朝历代众多文人雅士到此游历。他们在这里留下了大量墨宝，并被雕刻在石梁之上，形成了世界罕见的水文题刻群。梁上现存题刻165段，其中具有水文价值的题刻108段，其余多为文人雅士之作。埃及的罗达岛尼罗尺墙壁上绘制有《古兰经》，具有浓郁的伊斯兰风格。白鹤梁题刻则荟萃了唐、宋、元、明、清及近代300余位文人的墨宝，书体涵盖篆、隶、行、草、楷多种，包括有颜、柳、苏、黄等不同风格。尤为醒目的是北宋大书法家黄庭坚晚年的重要书法作品。

　　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50岁的黄庭坚因为《神宗实录》一书被贬为涪州别驾，安置黔州，因此有了涪翁这一别号。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黄庭坚结束了被贬生活，奉旨东归。行前他兴致勃勃地游览了白鹤梁，并写下“元符庚辰涪翁来”的词句。这七个大字被雕刻在白鹤梁上，雄健醒目，气势恢宏，流传至今。

　　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其书法是北宋书法“尚意”精神的典范，以奇崛开张、中宫敛结、长枪大戟为主要特征。一些学者认为，这幅题刻的七个大字充分表现了黄庭坚书法的特点，撇捺夸张舒展，表现出了黄体书法的鲜明特征。还有人认为，这句话虽然只是“到此一游”之作，但最后一个“来”字尤其特别，其上部是“去”字，下部是“不”字，表现出了黄庭坚在涪陵生活多年不舍离去之情。

　　也有人认为这位涪翁未必就是黄庭坚本人，在无其他佐证的情况下将这幅题刻确认为黄庭坚所作略显牵强。但无论此涪翁是否为彼涪翁，白鹤梁题刻反映的历代文人雅客的往来足迹具有重要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长江三峡大坝的修建让白鹤梁永远沉入江水之下，但以现代科技建成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于2009年正式开放。博物馆采用“无压力容器”方案，保护了题刻原貌与周边水环境。无论黄庭坚当年选择的是“不”还是“去”，他的题刻与所有其他题刻一起，在长江水下被完好保存并供后人欣赏，成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罗达岛尼罗尺和白鹤梁题刻共同承载着古人对自然的敬畏与探索。两者时代相近，具有相同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且都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中埃两国政府经协商决定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填补《世界遗产名录》在水下遗产方面的空白，相关工作正在稳步推进中。长江与尼罗河养育的千年智慧已成为人类文明跨越时空的永恒印记。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