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志忠（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教授）

　　刺桐，是一种高大的乔木，树高可达20米，绿叶红花，花型像一簇簇的红辣椒，花期长达数月。五代时的清源军节度使、后封晋江王的留从效将泉州城狭仄的城垣向外扩建，并遍植刺桐树以为界。由此，泉州的刺桐城、刺桐港之名屡屡见诸史籍。泉州晋江人、宋代仁宗天圣年间进士吕造《刺桐城》诗云：“闽海云霞绕刺桐，往年城郭为谁封。鹧鸪啼困悲前事，荳蔻香销减旧容。”海滨的云霞与大面积的碧叶红花互相环绕，鹧鸪悲啼，豆蔻凋零，反衬出刺桐的壮美异常。

　　刺桐树在泉州的大面积种植可能还要早于留从效，将刺桐花开放时的满城云霞写入诗中，也不自吕造始。刺桐花更早出现于唐代诗人陈陶笔下。曾吟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陈陶，其《泉州刺桐花咏兼呈赵使君》在历代文人骚客咏赞泉州刺桐花的诗作中，堪称扛鼎之作。该诗为歌行体，全诗24句，每4句而转韵，读来如行云流水：“……海曲春深满郡霞，越人多种刺桐花。可怜虎竹西楼色，锦帐三千阿母家。石氏金园无此艳，南都旧赋乏灵材。只因赤帝宫中树，丹凤新衔出世来。猗猗小艳夹通衢，晴日熏风笑越姝。只是红芳移不得，刺桐屏障满中都……”

　　进而言之，曾经满城种植的刺桐树，也是泉州作为国际化港口城市的一大标志。刺桐原产印度、马来西亚等地，因古代泉州等滨海地区的海外商船来往，而引入中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一带。

　　由刺桐花做引线，濒临东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福建泉州，进入我们的视野。古往今来，这座城市积淀了丰富的海洋文学资源，值得我们用发现美的眼睛进行审视，为海洋文学的发扬光大贡献力量。

　　“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

　　由西域通向中东的陆上丝绸之路，自汉代兴起，至初唐而造极。安史之乱后，大唐失去对西域的控制权，陆上丝路随之中断；海上丝绸之路，兴于唐，极于宋，泉州是其重要的节点。2021年7月25日，在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泉州为中心而延及海外商贸的文学描写，亦伴随着从唐宋到元明的全过程。

　　唐代诗人包何的诗《送李使君赴泉州》曰：“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云山缭绕，远路重重，却因为商业繁荣，市井兴旺，集聚各地赶来做生意的人们，海外异邦的使者纷至沓来，捧着美玉入朝进贡，得到朝廷的珠宝赏赐，贡少赏多，柔远怀来。

　　宋人谢履曾在同安做官，对泉州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理特征有深入的体察，从经济上对泉州海运业发达的原因予以揭示，其《泉南歌》云：“泉州人稠山谷瘠，虽欲就耕无处辟。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人口稠密，山地贫瘠，无以为业，海上经商成为本地人的一条生路。

　　南宋后期诗人刘克庄本是莆田人氏，在家乡居停多年，他的《泉州南郭二首》正好回应谢履的诗作，为其续写新篇。今人为泉州海丝扬名，多引用其一，“闽人务本亦知书，若不耕樵必业儒。惟有桐城南郭外，朝为原宪暮陶朱。”孔子的弟子原宪，贫而好礼，斯文有加，陶朱公则是商界鼻祖，据说是范蠡于吴国灭亡后隐遁江湖，经商致富，晚年隐居山东定陶，自称为陶朱公，被民间奉为财神。海运经商，一日暴富不是传说，贫寒如原宪，亦可脱胎换骨为陶朱公。但是，巨大的利润，也需要巨大的代价，越洋跨海，风险难料，刘克庄的《泉州南郭二首》（其二）揭示了个中风波险恶以命相搏的风险，委婉地讽喻乡人的重商轻儒，则表现出文人轻薄商人的偏见。“海贾归来富不赀，以身殉货绝堪悲。似闻近日鸡林相，只博黄金不博诗。”鸡林相的典故，出自白居易。元稹《白氏长庆集序》云，白居易的诗作在当世即广为流传，传及高丽（即鸡林），高丽商人来华纷纷求购白居易诗集，“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以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

　　明代僧人宗泐的《秋兴》，对元末明初战争造成的兵连祸结深为感叹：“蕃商旧日多归汉，海漕于今不入京。万垒鼓鼙生夜月，几家砧杵落秋城。”其后若干年，他的《清源洞图为洁上人作》则描绘了复苏后泉州的两大特征：佛寺众多，香烟缭绕，蕃商云集，樯桅林立。“泉南佛国天下少，满城香气栴檀绕，缠头赤脚半蕃商，大舶高樯多海宝。”这应该是洪武年间海禁之前的繁荣景象。明代因为有“寸板不许下海，寸货不许入番”之海禁严令，有人会认为明代海外贸易完全断绝，实际的情况却是海禁与开海的政策多次交替执行。正是通过繁盛的海外贸易，世界各国的白银大量地流入中国。

　　“白云溶溶，摇曳乎春海之中”

　　曾经作为世界顶级大海港的泉州，其山海形胜，商贸繁华也得到外来者的青睐。他们的泉州书写，用另一种眼光给我们留下了泉州的文学记忆，与本土文人的文字交相辉映，成为泉州文化国际化的鲜活写照。

　　本为越南人氏的姜公辅，曾任唐朝中期的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级高官），后贬任泉州别驾，在泉州生活了14年，终老于泉州。姜公辅不但在政坛上有所建树，青史留名，还文采斐然，有《白云照春海赋》《对直言极谏策》等文章传世，为政、行文、做人等方面都颇受推崇，《旧唐书》说他“才高有器识，每对见言事，德宗多从之”，泉州九日山一带有后世文人咏赞凭吊姜公辅的诸多摩崖碑刻，同时被其母国越南的人民奉为“安南千古文宗”。铺叙泉州海景的《白云照春海赋》仅存残篇，其开篇文字如下：“白云溶溶，摇曳乎春海之中。纷纭层汉，皎洁长空。细影参差，匝微明于日域；轻文燐乱，分炯晃于仙宫。始而乾门辟，阳光积；乃缥渺以从龙，遂轻盈而拂石。出穹峦以高翥；跨横海而远摭。故海映云而自春，云照海而生白……”白云辉映碧海，春光恰逢旭日，天光云影，海风涌浪，铺排开篇，随着太阳渐渐升起而光影摇曳，气象万千，正是赋体文的起势之笔。

　　九日山古迹多多，后代文人追怀姜公辅的大量诗歌刻石，历代官员主持祈风仪式而刻石为记，还有一方石板名“翻经石”，同样是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刻印记。南朝梁武帝信奉佛教，派遣使臣在海外寻访佛教高僧，印度高僧真谛（499—569年）应邀携带大量经卷来华，讲佛学，译佛经，几度欲归国而未得，为佛教事业终老于中国。真谛精通大乘佛教，与鸠摩罗什、玄奘、不空并称为中国佛教四大译经师。入梁未久，即遭遇侯景之乱，遂辗转于东南一带，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仍然为弘扬佛法尽心尽力。真谛于公元558年至561年在晋江停留，他是史书记载第一位来到泉州的外国人，在九日山谈佛译经，操劳不已，“翻经石”相传就是他的译经之地。《续高僧传》有载：“逮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上临川晋安诸郡。真谛虽传经论，道缺情离本意不申。更观机壤，遂欲泛舶往楞伽修国。道俗虔请，结誓留之，不免物议，遂停南越，便与前梁旧齿，重核所翻。其有文旨乖竞者，皆熔冶成范，始末轮通。”梁陈权力更迭之际，兵连祸结，佛法难以顺利传扬，真谛志向未遂心情郁结，产生离华返国之意，被泉州官民僧俗极力挽留，在泉州译出和修订校改《金刚经》等佛家经典，把前人翻译佛经中的错窜误解残缺混乱之处理顺补全。每当其操劳过甚聊抬倦眼，瞩望“白云照春海”的海天盛景，是舒缓了心中焦虑，还是会更加引发他的故国忧思呢？我们无法揣想真谛的确切感悟，但可以肯定地说，泉州佛教传统雄厚深远，号称“泉南佛国”，被朱熹称为“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原其肇始，真谛一定是最早在此地传送佛音者之一。

　　“以文墨之身，行商贾之事”

　　宋代皇室后裔赵汝适，是宋太宗赵光义的八世孙，任职泉州“市舶司提举”，成为专管海外贸易的主官。身为皇家贵胄，本可养尊处优坐享安乐，更可借其职务之便中饱私囊，他却尽忠职守，志存高远，对中外海上贸易事业尽心竭力。他自嘲“以文墨之身，行商贾之事”，借用职务之便，经常性地询问来华的商人、水手关于其所在国家的风土人情、地理物产，了解航海图，到外商聚集的“蕃坊”去作调查，将这些煞费苦心萃集的资料梳理开来，互相参证，编著为《诸蕃志》。赵汝适在《自序》中写道：“乃询诸贾胡，俾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蓄产，译以华言，删其秽渫，存其事实。”他亲手推动海上贸易的发展，为本土商人水手提供了航海经商的指南，也折射出其时以泉州为中心的东亚—阿拉伯及东非等国家的商贸文化圈历史风貌。

　　元代航海家汪大渊两度从泉州出航，历经南洋群岛、马六甲海峡、印度洋、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莫桑比克等地，进行田野调查，回国后写成缤纷多彩的《岛夷志略》，为中国海洋文学的纪实性散文体写作，奠定了丰实的基础。如对尼泊尔南部的描写：“南真骆之南，实加罗山，即故名也。山瘠田美，等为中上。春末则禾登，民有余蓄，以移他国。气候不时。风俗勤俭。男女纹身为礼，以紫缦缠头，系溜布。以竹筒实生蜡为烛，织木绵为业。煮海为盐，以葛根浸水酿酒，味甘软，竟日饮之不醉。有酋长。地产粗降真、玳瑁、黄蜡、棉花。虽有珍树，无能割。贸易之货，用棋子手巾、狗迹绢、五花烧珠、花银、青白碗、铁条之属。”对土地的肥瘠列出等级，足见其观察之细；对当地民众男女的衣着和纺织，煮盐和酿酒，以及“味甘软，竟日饮之不醉”的描写，令人向往；物产与商货，则是海外贸易的备忘录。文字极为简练，却不枯乏，有情致，耐品味。在罗斛王国，“山形如城郭，白石峭厉。其田平衍而多稼，暹人仰之。气候常暖如春。风俗劲悍。男女椎髻，白布缠头，穿长布衫。每有议刑法钱谷出入之事，并决之于妇人，其志量常过于男子”。这足以与《镜花缘》中的女儿国相媲美。

　　“有一座据称全世界最美之桥横跨晋江”

　　与赵汝适遥相呼应的，是西班牙传教士门萨多。他奉派到中国传教，乘船到达菲律宾，却终未成行中国。门萨多凭借广泛地阅读既有的关于中国的文字材料如游记、书信、官员报告等，阅读国人从中国带回的《资治通鉴》《类编历法通书大全》及方志等文献，并访问曾到过中国的西班牙人以求实证，写成海外第一部全面地介绍中国历史、天文、地理、医药、艺术等的类百科全书，名之为《依据中国典籍以及造访过中国的传教士和其他人士的记叙而写成的关于中华大帝国最负盛名的事情、礼仪和习俗的历史》，简称为《中华大帝国史》。该书1585年在罗马首次用西班牙文发表，后迅速译成意大利文、法文、英文、拉丁文、荷兰文和德文等多种文字，至1674年已再版62次，为大航海时代西人了解大洋彼岸之中国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成为东西方交往史中的重要文献。《中华大帝国史》记载了西班牙公使团自菲律宾到福建泉州的观感：泉州有一条晋江通向大海，江里停泊着1000多艘各式各样的船，覆盖江面。“有一座据称全世界最美之桥横跨晋江……桥长800步，用22尺长、5尺宽的石头构成，这是一件大大令人惊羡的工程。”这座世界最美之桥，应该是泉州古城与晋江南岸的陆运节点顺济桥，被列为世界遗产泉州遗产点之一。大批量的商品由此装上晋江停泊的商船，然后驶向大海。街道两边的商店，摆满了丰富的商品，闽商通过贸易将中国书籍、造船技术、瓷器、丝绸、茶叶等传播海外，同时引入外来商品。泉州官员招待他们的宴会豪华气派，一餐超过50盘美味佳肴，伴有精彩的演出，有很多动听的音乐，也有小丑及木偶和其他游乐活动。宴会后主人送给他们每人4匹丝绸，送给仆人和奴役几件彩色披风，主仆皆大欢喜，满载而归。物资的富足，正好印证前文所述明代也曾有过海上贸易的繁荣兴旺，气象万千。

　　从泉州走向远洋的汪大渊，被誉为“中国的马可·波罗”。与之相对应，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是从北而南地穿越中国大陆，经福建的沿海地区一路走来，然后经由泉州出海，踏上返程之旅，并且将其在中国元朝的见闻口述出来，成为最早向西方世界报道东方大帝国全面信息的拓荒者。《马可·波罗游记》记述，刺桐港（即泉州港）“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大批商人云集于此，货物堆积如山，买卖的盛况令人难以想象”，很多印度富人来此地，“仅仅是因为想刺得一身美丽的花纹，因为这里的纹身技师以人数众多，技艺出众而驰名”。

　　“此城甚壮丽”

　　马可·波罗13世纪90年代抵达福建沿海回国，半个世纪后，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伊本·白图泰是著名的旅行家，被誉为“阿拉伯的徐霞客”，他历时30年，行程10余万公里，足迹遍及欧洲、非洲、亚洲44个国家的国土，是现代交通工具尚未发明前在世界上行走最远的人。他于1346年从海上登陆泉州，再度见证了宋元中国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的盛景。《伊本·白图泰游记》记载，泉州港“中国的丝绸、瓷器与印度的香料、波斯的珠宝、欧洲的毛织品同台交易”，对到港的商人等非常友好，文化包容性极强，“清真寺、佛教寺庙、道教宫观、基督教教堂随处可见”，“阿拉伯人、波斯人、印度人、欧洲人皆有专属街巷，各有教堂、清真寺与商铺”。白图泰在漫游世界时亲身经历了不同宗教之间的仇杀与敌意，故而对中国社会的多文化多宗教和谐共处感慨颇深。同时，在漫长旅途中多次遭遇海盗、战乱与瘟疫的白图泰，对中国的治安赞不绝口，称赞在中国旅行的安全感。对泉州的造船业和丝绸纺织，白图泰同样是赞不绝口：艟克（最大等级的船）只在泉州、广州两个城市制造，这种艟克可以容纳水手400人、士兵600人以及乘客1000名，“有十帆，至少是三帆。帆是用藤篾编织的，其状如席，常挂不落，顺风调帆，下锚时亦不落帆”。“船上造有甲板四层，内有房舱、官舱和商人舱。官舱的住室附有厕所，并有门锁，旅客可携带妇女、女婢，闭门居住。”水手们不仅可携带眷属子女，甚至“在木槽内种植蔬菜鲜姜”。白图泰发现，“此城甚壮丽，织造绒及一种名称刺桐缎之缎子，较之行在汗八里所织之缎为优。”他特别提及船只“用铁钉固定，船底涂有沥青混合物，以防海水侵蚀”。这种造船工艺在当时欧洲尚未普及，凸显了中国造船业的技术优势。我们经常讲，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从体量和质量上，比起哥伦布和麦哲伦的船队，都令其望尘莫及。白图泰的见闻，也提供了一种旁证吧。

　　中国海洋文学的悠远文脉

　　关于世界各民族与海洋的关系，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大海给我们一种无限和无尽的印象，当人感觉自身乃是无限的一部分，他就被激发出了勇气来超越他狭隘的存在。陆地将人束缚于土壤；但大海将他从这些狭隘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赋予他们勇敢的品质，并使个人意识到更大的自由和独立，勇气在这里与理解、与最高程度的狡黠密不可分。”与上述观点相对应，黑格尔对中国的情况，尤其是对中华民族与海洋的关系了解甚少。“东方国家，尽管有辉煌的建筑，但它们缺乏从有限的陆地生存中获得的海上出口，即使——如在中国的情况下——它们本身就位于海边。对于它们来说，海洋仅仅是陆地的尽头，它们与海洋之间没有积极的关系。”（黑格尔：《历史哲学》）黑格尔的偏见，却被一些人不假思索地引用，实在令人遗憾。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民族面对的主要矛盾，通常被理解为是农业文明与来自北部边陲的游牧民族为争夺生存空间的武装冲突。但是，中国的海岸线与占有领海的面积，都堪称海洋大国，自古以来就不曾拒绝海洋，其渔业与商贸，都不乏丰厚的史料与文学记述。黑格尔所谓“缺乏从有限的陆地生存中获得的海上出口”“与海洋之间没有积极的关系”两个论断都与真实的历史演进相去甚远。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与愚公移山相对应的是精卫填海，后者比前者更为悲壮，反映的是绝望中迸发的希望，是不屈意志的悲壮抗争。徐福东渡和八仙渡海，是中国式的浪漫寻求，寻找海外的乌托邦。渡海远航和跨国贸易，也并不是西方世界的专利，泉州、广州、潮州、登州（蓬莱）和明州（宁波）等，都是重要的海港，都是中国通向世界的出发之地。我们通常说，宋代的商业繁荣，很大一部分就表现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海外贸易的发达，尤其是南宋，北方的陷落使其失去大片的国土，海外贸易和海关税收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收入。1662年，郑成功成功收复台湾，具有多重意义，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东海的海外贸易控制权，亦是其中之一。

　　泉州海上贸易的文学描写，正是唐、宋、元、明历代民众对海洋贸易与越洋探险的热情和政府柔远怀来的外交政策的反映，也是中国海洋文学文脉悠远的珍贵遗产，值得认真研究和传承。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7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