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金沙、竹瓦街：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成都平原

演讲人：张昌平 演讲地点：北京大学人文讲座 演讲时间：2025年12月

　　张昌平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研究方向为商周考古和中国青铜时代青铜器。出版著述《曾国青铜器研究》《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等。

　　成都平原是古蜀文明的孕育和发展之地，古蜀文明则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中“多元”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战国晚期和西汉前期才完全融入秦汉文明大潮之中。公元前11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王朝的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存在三星堆文化和以金沙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其独特的青铜器类别和造型绽放着古蜀文明繁盛而个性的荣光。

　　1986年和2020年三星堆祭祀坑的两次考古发现，引起世界性瞩目。但我们对古蜀文明三星堆原始宗教的形式和成都平原当时的社会形态，仍然缺乏足够的了解。比如，学界普遍认为三星堆和金沙是前后更替的王权中心，但金沙不少玉器、金面具等与三星堆同类器具有高度同质性，暗示二者不一定是早晚的替代关系。且在三星堆和金沙之外，彭州竹瓦街也表现出重要的社会地位。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成都平原，繁盛的青铜文明背后，可能是比我们设想更为复杂的社会格局。

三星堆出土的器物。

　　成都平原的三个古蜀文明高等级聚落

　　公元前1100年前后的成都平原，有三个高等级的聚落，分别是三星堆、金沙和竹瓦街。

　　三星堆遗址位于广汉市，1927年被发现，1980年开始多次大规模发掘并命名为三星堆文化，其年代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延续到晚商时期。遗址面积12平方公里，包括年代有先后的小城和大城，以及大型建筑。1986年发现并发掘一、二号祭祀坑，出土神树、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具等大量青铜器以及金器、玉石器等，出土物的年代多在晚商时期。学者们相信，这些器物原系用作祭祀。2019年，在祭祀坑附近又发掘了第三号到第八号祭祀坑，出土物在类别和特征上与此前发现近似。三星堆祭祀坑的考古发现引起轰动，是因为此前成都平原未发现早于西周时期的青铜器群，更因为其出土青铜器奇崛谲怪的风格迥异于传统的中原文化，异于过去人们所熟知的早期文明。

　　三星堆遗址特别是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清晰地反映出三个不同阶段的中原文化因素对本地文化的影响，它们分别为二里头文化时期、殷墟一期前后和商末周初。陶盉和镶嵌绿松石的牌饰，以及祭祀坑所见玉戈、牙璋，形制均属二里头文化风格，尽管部分器类存在本地化调整，但这些文化因素明显源自二里头文化。以尊、罍为代表的青铜礼器与台家寺等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龙虎尊等青铜容器高度相似，体现出与中原地区殷墟一期前后文化的强烈关联。祭祀坑还见有模仿中原器型风格但属本地铸造的青铜容器如觚形尊等，年代应属商末周初。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三星堆遗址西南40公里处，遗址面积大于5平方公里。遗址发现有建筑、墓葬等，其中东南部的祭祀区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出土黄金、青铜、玉石等贵重材质器物。金沙遗址毗邻十二桥遗址，共同构成十二桥文化的主体遗存。规模庞大的遗址群显示金沙同样是一处古蜀文明的王国政治中心。

游客在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参观青铜神树。新华社发

　　一般认为十二桥文化年代属于西周春秋时期，晚于三星堆文化，金沙是三星堆王朝衰落后新的政治中心。不过，金沙祭祀区出土青铜器的年代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金沙祭祀区出土青铜器多数是被打碎的残片，过去我们对其全貌缺乏认知。通过细致的拼合与比对，可以识别出不少青铜器的年代。比如部分青铜残片，包括半浮雕的兽面纹纹饰部件、扁体鸟形装饰等等，都与三星堆祭祀坑所出中原文化尊罍的器物形制、纹饰完全相同，这说明祭祀区的年代可以早至商代晚期的殷墟文化第一期。此外，金沙遗址还发现可能早至商代中期的遗物如年代较早的青铜戈。较晚的青铜器比如金沙祭祀区青铜双耳罍残片、提梁卣残片，又与西周早期中原文化风格青铜器几乎完全相同，部分兽首残片与安徽桐城出土青铜器相近，年代应在春秋早中期之际。可见，金沙的繁盛阶段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并一直延续至春秋早中期。

　　竹瓦街位于彭州市东南，三星堆遗址之西15公里、金沙遗址之北25公里处，遗址面积3平方公里。1959和1980年这里两次发现青铜器窖藏，两处窖藏都是在大套缸内放置青铜器，第一次的青铜器有5件双耳罍、1件尊、2件觯，以及10多件兵器，第二次的有4件双耳罍，10多件兵器。除了兵器属巴蜀当地风格之外，出土的双耳罍、尊、觯等青铜容器都是中原文化风格，部分罍的形制与纹饰特征和湖北叶家山西周早期墓葬所出器物高度相似，觯上还带有商式铭文或族徽，尊和觯可能是作为赗赙或灭商所得。这些青铜容器的年代、构成，和叶家山曾国墓葬青铜器完全相同。

　　从年代上看，以上三处遗址中的三星堆是从二里头文化到商代晚期，金沙是从商代前期到春秋早中期，竹瓦街属于西周早期。可见当年三处城市续存时间并非先后关系，至少在商代晚期、西周早期两个阶段存在两两重叠。同时，三个城市规模都在3平方公里以上。这样的规模以及高等级的青铜器，说明它们在当时的性质都应是都城。考虑到它们在空间上直线距离均在15公里以上，不应是一个王国的多处都城，推测可能是并存的古蜀文明不同王国。

　　成都平原在商周之际的政治格局需要我们重新审视。在中原地区的周边，很可能分布着较多区域范围不大的地方王权，三星堆、金沙、竹瓦街可能分别代表了成都平原上平行发展的区域性政体。

西周墓葬出土的提梁卣。

金沙提梁卣残片。

　　不同聚落的祭祀遗存

　　我们熟知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器物当初是用于祭祀的，其实金沙和竹瓦街也存在祭祀。这些地点的祭祀遗存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各有不同，若将其比较观察，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成都平原当时的祭祀活动。

　　金沙遗址发掘出的祭祀区非常清楚明确。祭祀区主体是一个大致为长方形的土台，面积有一万多平方米。围绕这个祭祀区发现有复杂多样的祭祀形式（包括对祭品的处理）：或将礼仪性用品（祭品）沉于湖沼或低洼之处，或者挖坑将其集中分层堆置，或者集中堆置于地面。许多祭品被打碎，祭祀区还遗留大量灰烬层，表明焚烧是祭祀活动的重要环节。这些迹象表明，金沙祭祀区当时是一个长期、反复使用的祭祀现场，祭祀活动持续在露天场地进行。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遗物主要有青铜器、玉石器、陶器以及黄金等人工制品，另一类则为大量自然遗存，包括象牙和约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人工制品可以分成如下六类：第一类是具有人格性器物，包括青铜人像、人头像、人面具、青铜兽面具、兽面、眼形器、太阳形器等；第二类是人物与动物组合成复合型器物，包括青铜神树、祭坛、神兽以及附属的人物、龙、鸟、铃等；第三类是青铜容器，包括尊、罍、瓿、盘等，具有商文化风格；第四类是青铜或玉石质地的仪式性器物，如牙璋、戈、璧形器、凿等，与中原文化同类型玉器一致；第五类是可能为外来背景的器物，有金器、海贝、象牙、红石玛瑙等，多数学者认为海贝源于印度洋地区，黄金亦多被视为外来输入，红石玛瑙则具有西来背景；第六类为陶容器，主要是尖底盏、器座等，二者配合使用，可能用于盛放食物。

　　三星堆祭祀坑不同类别的出土物，具有极强的原始宗教意味，学界共同的意见认为这些都是用于某种祭祀活动的，而对于所发现的8个祭祀坑是否应该称为祭祀坑这一问题则大有分歧。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些被烧过的、集中填埋的器物，很可能是当时战争甚至是灭国的结果。不过，我们认为当年发掘报告对祭祀坑的判断是正确的。首先，包括新发现坑在内的8个祭祀坑分布、排列和朝向明显有一定的方向和秩序，各个坑的形制都是规整的长方竖穴，这明显是有规划的施工行为。其次，各个坑内的器物类别非常内聚，大部分坑同时放置类别近似的青铜器、玉器和象牙等，少数坑如K5专门埋葬可能属于同一器物的金器和牙雕，埋葬过程比较讲究。再次，各坑器物呈有序摆放状态，比如器物多是平整分层，象牙铺设在最上一层，这些器物显然不是随意抛弃堆放。如此等等情况说明，三星堆8个祭祀坑并非因为战争或灭国等行为造成，更可能是祭祀活动之后将祭祀物品集中且审慎地填埋。砸碎坑内许多器物的行为，特别是青铜器被砸碎或遭焚烧，很可能是如同金沙祭祀现场那样的毁器祭祀习俗。这一习俗在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墓葬、在世界其他不少古文化中也多存在。此外，三星堆各个祭祀坑内还埋填有草木灰烬，《三星堆祭祀坑》报告描述二号坑填埋有“约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说明烧燎等祭祀活动可能就在近旁。总之，考虑到8个坑分布相对集中的特征，推测器物埋葬过程也是在某种祭祀仪式下完成的，即这些坑的形成仍然伴随有祭祀活动。因此说，将三星堆祭祀坑“坑”的性质定位在祭祀，称之为祭祀坑，也是合理的。如果推测三星堆祭祀坑的器物都是用作祭祀活动，那就有理由根据这些器物复原三星堆祭祀的场景。

　　竹瓦街的两处窖藏发现的都是青铜器，且分置于两个大型陶缸内。这些青铜器包括青铜容器和兵器，相同的器物类别均见于三星堆和金沙的祭祀场中。推测竹瓦街的这些青铜器很可能尚未进入祭祀活动而是集中贮藏，以备祭祀之需。

　　竹瓦街、金沙、三星堆三处考古遗存，恰好勾勒出成都平原早期祭祀活动的不同环节：竹瓦街代表了祭祀器物的储备状态；金沙展现了露天祭祀正在进行时的场景，包括水祭、燎祭、坑祭等；三星堆则反映祭祀活动结束，或者是一个阶段的祭祀活动之后，对相关器物的最终处置。三者虽非同时发生，却共同阐释了本地祭祀礼仪的完整逻辑。因此，公元前11世纪的成都平原先民在祭祀上有着极其相似的理念。

　　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关系

　　通过对三星堆、金沙及竹瓦街三处遗址的关联分析，我们可进一步将成都平原的早期青铜文明置于更广阔的跨区域互动网络中考察。公元前11世纪的成都平原所见中原文化青铜礼器，说明其并非孤立的“文化飞地”，而是与长江中游地区有特定的文化联系。

　　二里头至二里岗文化的夏和早商时期，中原王朝势力强势南扩，在长江流域建立以盘龙城为代表的一些关键据点，形成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直接控制。这一时期中原文化的影响力已经渗透到成都平原，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不少二里头文化性质的遗物，如青铜绿松石牌饰、玉牙璋以及陶盉陶觚等，都是这一背景的反映。晚商时期，随着中原王朝势力在南方地区的退缩，长江中游地区相继兴起了多个具有高度地方特色的青铜文明中心，如以江西新干大洋洲为代表的吴城文化、以湖南宁乡铜器群为代表的炭河里文化等。这些地方政体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密切联系，如向中原王朝提供大批量的青铜资源，甚至包括长江下游地区的原始瓷、印纹硬陶等资源以及用于占卜的龟甲等。

　　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与商王朝核心区之间未有地理上的毗连，他们是如何关联的？这要从长江流域那些和三星堆类似的折肩尊罍说起。

　　长江流域在二里岗中商文化之后，兴起了大量折肩尊或罍，其形制特征高度一致。这些尊罍的产地可能在中下游交汇地带的一支青铜文化，其产品随后又扩散到其他地区。因为出土尊罍的这些地点分布在长江和汉水沿线，形成了清晰的文化传播线路。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在江淮地区、长江中下游、长江上游以及汉水流域众多地点都发现了折肩尊和罍，以及同性质的瓿。在三星堆1986年的两个祭祀坑中，共出土此类尊和罍15件，另外有瓿1件。2019—2021年度祭祀坑的发掘，又有新的同类尊罍出土。

　　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尊、罍等青铜容器，在器形、纹饰及铸造工艺上均与典型中原商式器物存在明显差异，但与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同类器物高度相似，具体表现为颈部的数周弦纹、肩部的扁体小鸟装饰、轻薄器壁形成的“凸凹式”铸造特征，以及四兽首罍等特殊形制。最新的溯源研究工作也支持这些器物与三星堆本地生产的人头像等属于不同产地的判断。这表明，三星堆的高等级青铜礼器，很大一部分是通过长江通道，自湖南、湖北经三峡进入四川，从长江中游的某个生产中心输入或获得技术启迪后在本地仿制，生产中心可能位于长江中下游铜矿带附近。

　　竹瓦街青铜器窖藏的双耳罍等容器同样揭示出其在西周早期与长江中游的紧密联系。竹瓦街的青铜容器有两类：一类是西周早期风格青铜器，包括蟠龙造型的双耳罍等；一类是周初“分器”所得的带有商式族徽的晚商器物。这两类器物与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所出器物几乎完全相同，完全相同的器形在叶家山曾侯墓葬M111可以找到，甚至连器底悬铃的细节都一致。参考三星堆尊罍与长江中游的联系，可知竹瓦街的这类青铜器也是来自长江中游，诸如曾国这样的诸侯国。竹瓦街这些青铜器来源背景和三星堆一样，只是年代进入了西周。换言之，西周早期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地区的关联一如既往。

　　金沙既出土和三星堆同类的折肩尊罍，同时又有双耳罍、卣等中原风格的青铜器，说明这里的王权像三星堆、竹瓦街一样，在晚商、西周早期都通过长江中游地区获取青铜礼器等资源。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元前11世纪的成都平原，三星堆、金沙、竹瓦街等不同的王权国家都与长江中游地区保持密切关系，都不约而同获取来自长江中游地区的青铜礼器。青铜礼器在中原地区是高等级社会阶层身份地位的体现，成都平原王权国家对此类高等级资源的追逐，说明了他们对中原文化的价值认同。

　　三星堆祭祀场景的建构

　　如果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器物均来自祭祀现场，那么这些器物应该全面反映了祭祀活动中方方面面的场景。换言之，通过祭祀坑器物的构成，我们可以尝试重建三星堆的祭祀场景。

　　任何祭祀仪式都包含几个基本要素：祭祀者、受祭者、沟通二者的祭器，以及向受祭者奉献的祭品。三星堆祭祀坑的器物群，可按这些要素进行归类与分析。这其中，祭祀者和受祭者是两个关键方，尤其是受祭者具有更高的地位，亦是祭祀性质的定位者。如果确定受祭者是先辈，则祭祀属于祭祖，如此等等。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具有“人格性”的器物，这些器物很可能属于祭祀者和受祭者。因此，理解这些器物的基本特性，是理解整个祭祀体系的关键。不难注意到，这些人格性器物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特性非常突出。其一，人物五官是写实性的表达。所有人物面孔的表现高度一致，无论是真人大小的头像，还是仅高数厘米的小型人像，都是三角形眼、棱形鼻等相同的五官，特别是阔嘴的两端向下钩、大耳作出复杂的结构等。这样写实的表达方式，说明不同发饰、不同头饰的人头像，可能在指代不同的可辨识的人物。三星堆先民使用一套固定的视觉语言指代“人”的概念，遵循这种概念的造型范式可能延伸到人物之外的人格性器物。其二，眼睛具有角色指向性。三星堆所有人格性形象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们的眼睛。眼睛也是不同类别形象的最核心分类标识，人物形象如人头像、人面具一概为三角形眼；圆角四边形眼主要见于兽面、神面具，当此眼型与人的面部结合时，可能象征更高阶的神灵；圆形眼见于太阳形器、呈菱形的眼形器，可能代表最高层级的天体神。眼睛的形态、是否凸出以及结构特征，共同构成了区分祭祀对象神格与神职的关键符号系统。其三，人格性器物体量大小与身份地位相关。在三星堆的视觉逻辑中，形象的体量大小直接象征其社会与宗教地位。立人像为真人大小，而跪坐人像体量都很小，一般不超过15厘米。不少人面具大于真人，少数人面具和兽面具数倍于真人大小，无疑代表着很高的地位。其四，姿态不同说明身份性质不同。在全身人像中，大小不同，姿态不同，显示的地位高低也不同。比如，唯一的立人像最大，且站在80余厘米的基座上进一步增加高度，其地位在人像中最尊贵。兽首冠人像稍小，华服高冠，呈贵族形象。跪坐人像形象最小，跪坐的姿态合乎其最低的等级。这些人像多数都是双手持物做奉献状，显示其作为祭祀者的身份。那些只有面部五官的人格性器物应该都是绑缚在其他物体上出现的，他们的身份应该具有某种共性。比如人头像颈部以下中空，是套接在木桩之类的物体上。人面具、兽面具等两侧有穿孔或钻孔，是为了绑缚固定而设。综合以上特性，我们可以推测带有躯体的全身人像可能是代表现实世界的人物，其形体大小、姿态表达不同社会地位，其中的立人像为真实人物大小，应该代表神权地位最高的王。人物中的人头像和人面具，形象与人像同类，可能是代表逝去的先人，其体量较之立人像有大有小，暗示其地位较之王有高有低，他们应该包括逝去的贵族和先王。四边形和圆形眼睛的器物所代表的是另一层面的神灵，特别是纵目和圆形眼睛所代表的，应该是层级较高的神灵。

　　由此，我们可以为三星堆重建一个层次分明的祭祀场景：仪式在露天举行，受祭者为各类祖先（人头像、人面具）、天地神灵（太阳形器、眼形器、兽面、兽面具），被立于木桩或绑缚在树上；祭祀者是以代表王的立人像为首，率兽首冠人像和跪坐人像等贵族及平民的祭祀者阶层，面向受祭者进行祭拜。祭器为高大的神树、多层的神坛、大型鸟形饰等，其结构具有强烈的宇宙沟通意味，用于仪式中连接天、地、人三界。祭品包括以尊、罍为代表的青铜容器，源自中原的玉璋、戈、有领璧等仪仗器，还有斧、凿等工具，以及方孔璧和海贝等。除此之外，还包括由尖底盏和器座构成的陶器组合所盛放的食物，用以满足祖先的“宴飨”之需。

　　在三星堆祭祀中，受祭者构成复杂，是将天地人神纳入同一个合祭系统中。祭祀参与者甚多，代表了神职人员以及社会不同阶层和族群人士。王的参与、多层次神灵以及数量众多的祭器和祭品，反映的是一个国家级的祭祀活动。

　　成都平原的早期青铜文明

　　三星堆祭祀体系及其反映的文明互动模式，为我们理解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文明的特质与兴衰提供了关键视角。祭祀活动中所进献的祭品，集中体现了当时社会所认定的最珍贵之物，进而折射出三星堆文明当时的物质追求、文化认同与对外交流网络。

　　三星堆祭祀活动的祭品在来源上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来自远方的珍稀资源与相关物品，如海贝、象牙、黄金、玛瑙等。只有难以获取的、具有非凡稀缺性的外来之物，才会被赋予神圣价值，用于最高等级的祭祀活动。其二是源于中原文明的高级礼仪器物与文化符号，如青铜尊、玉器、有领璧等。在操作上，三星堆先民不仅直接将这些器物作为祭品，亦对其文化因素进行模仿与创造性使用。例如三星堆青铜大面具中央类似扉棱的装饰，实际上来自龙虎尊虎形纹饰上的立羽纹。源自长江中游的铜尊，既可能被直接献祭，也可能被切改、焊接上本地风格饰件，转而成为某种仪仗或神像的组成部分。这种行为超越了单纯的物质输入，体现出三星堆对中原文化的深刻认同。

　　从技术与资源角度来看，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形态与中原文明紧密相连。三星堆铸造工艺系统与中原相同，均采用块范法，以垂直分范为块范法的核心技术。三星堆青铜器工艺技术实践，可视为中原文化青铜器技术系统的简化版或地方变体。对三星堆青铜器的铅同位素分析显示，其使用与中原及长江中游青铜器相同的高放射性成因铅，三星堆铸造青铜器所需的关键物料很可能与部分成品一样，来源于长江中游地区。此外，三星堆的玉器、绿松石器等因素，也来源于中原文化。

　　金沙的情况与三星堆相似，其部分青铜器、玉石器、绿松石器或直接、或技术上来自中原文化。除了青铜器之外，金沙的镶嵌兽面纹绿松石饰品等级很高，大概率来自商王朝都城大邑商。如前所述，竹瓦街的中原风格青铜器也是来自长江中游地区。这样，成都平原同时拥有来自大邑商和长江中游地区的高等级器物，以及长江中游的青铜产品、铸铜技术、铜资源以及玉器等。

　　从考古发现来看，成都平原显然并非只是中原文化交流的被动接收者，而是同时扮演着向长江中游和中原地区输送资源的角色。比如，三星堆祭祀坑显示出其在黄金、海贝、象牙、红石玛瑙等资源上的拥有力，但这些也非本地资源。推测三星堆很可能承担了这些资料的“转口贸易”职能，将获取的更远区域的珍稀资源，输送至长江中游地区，再由后者输送至商王朝核心区域。

　　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地区这样的互动模式，也与晚商时期的地缘政治格局相契合。这一时期商王朝直接控制范围虽有收缩，但青铜文明发展至巅峰。这看上去是个矛盾现象，即商王朝在看上去势力收缩的局面下，如何实现资源获取能力和社会生产能力的突破性增长？目前我们已知，商王朝可能通过间接控制的方式，从长江中游地区这些同盟处获取资源。对于长江中下游地区而言，既向中原王朝输送本地区的青铜资源，同时也充当代理人，向中原王朝输送来自成都平原的黄金、象牙等资源。

　　进而言之，这一时期成都平原青铜文明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其扮演的“转口贸易”角色。由于当时的中原地区对远方资源存在持续需求，成都平原作为中转枢纽，将资源输送至中原地区，从而推动自身文化发展进入高峰。这一进程始于二里头时期，延续至西周早期阶段。至西周中期周王朝与长江中游关系彻底破裂，周人经由长江中游获取资源的通道被切断，成都平原的转口贸易随之衰落，其文化发展也从西周中期开始进入低谷，直至春秋早中期才重新起步。

　　由此可见，公元前11世纪成都平原的青铜文明高点缘于与中原文化的互动。对于当时成都平原存在的文明而言，这些互动的原动力是对中原文化的价值认同。这种文化价值认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的重要推动力。

　　（本演讲文稿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研究生杜舒懿整理，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演讲人提供）

　　《光明日报》（2026年03月28日 10版）